我在高炮部隊當通訊兵，天天在指揮所值班，搞通訊聯絡。如果不是得到父親陣亡的訊息，也許一直到戰爭結束我還會當通訊兵的。我最心愛的爸爸沒有了，我失去了最親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於是我開始向上級申請：「我要報仇，我要為爸爸的死去向敵人算賬。」我想殺人……想開槍……雖然上級勸我，說炮兵部隊的電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電話聽筒可射不出子彈啊……我向團長寫了申請報告，他拒絕了。我又不假思索地直接給師長寫了信。師長克拉斯內赫上校來到我們團，集合起全體人員，問道：「想當炮長的姑娘是哪一個呀？」我站了出來。我是什麼模樣啊！小小的個子，細溜溜的頸子，而且還掛著一支衝鋒槍。槍很沉，有七十一發子彈……可以想見，當時我是怎樣一副可憐相，都把師長逗笑了。他又問道：「你想幹什麼？」我對他說：「我想射擊。」我不知道師長在想些什麼。他久久沒有說話，然後猛地轉過身子，走了。「得，」我想，「沒指望了，準得拒絕。」不料過了一會兒，團長跑過來對我說：「上校同意了……」
這些你都理解嗎？現在能夠理解了吧？我希望你理解我的感情……沒有仇恨你是不會想去開槍的。這是戰爭，而不是打獵。我記得在政治課上老師給我們讀過一篇伊利亞·愛倫堡的文章《殺了他！》，其中寫道：你見到德國人多少次，就殺他多少回。那時候所有人都讀這篇著名文章，而且倒背如流。它對我的影響十分強烈，整個戰爭期間這本書和爸爸的陣亡通知書都一直在我的包裡……開炮！射擊！我一定要報仇……
我參加了一個速成訓練，時間非常短，只有三個月。學會了射擊，我很快就當上了炮長。確切地說，我被吸收進一三五七高炮團。最初那段時間，炮聲震得我從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腸胃痙攣得厲害……喉嚨乾燥得要嘔吐……夜裡還不怎麼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像飛機就衝著你飛來，直對著你的高射炮飛來。而且緊跟著你不放鬆，頃刻之間，就要把你整個兒地化為烏有。這真不是姑娘們該乾的事……對於女孩子的耳朵和眼睛都很不好……我們先是操縱八十五毫米高射炮，這種炮在莫斯科防空戰中表現出色，後來把它們調去打坦克，又配給我們三十七毫米高射炮。我們當時在爾熱夫一線，戰鬥相當激烈……春天，伏爾加河上的冰在破裂……你猜，我們都瞧見了些什麼？我們看到河上漂浮著一大塊黑紅色的冰，冰塊上有兩三個德國鬼子和一個俄國士兵……他們死的時候還互相緊緊抱在一起，然後在這塊冰上凍住了，這塊冰整個兒地成了血紅色。伏爾加母親河遍體都被血染紅了……
她突然停下了：「讓我歇歇吧……不然我又要會哭出來，破壞我們這次會面……」她轉身面向窗外抑制一下自己，過了一分鐘又露出了笑容，「說實話，我不是個喜歡哭的女人。從小就學會了不要哭……」
「聽瓦麗婭講這些，我想起了被圍困的列寧格勒。」一直默不作聲的亞歷山德拉·費多洛夫娜·詹欽科加入了我們的對話：
特別是其中一件事，讓我們大家極為震驚。我們聽說，有一位老年婦女，每天都開啟窗戶，用小勺子向馬路上潑水，一次次地，越潑越遠。起初人們以為：「哦，她大概精神不太正常。」在圍困期間是無奇不有的。可是人們到她家去之後，才弄清是怎麼回事。你們聽聽她是怎麼說的：「如果法西斯進了列寧格勒，走在我們的大街上，我就用開水澆他們。我老了，再不能幹些什麼了，可我能這樣，拿開水來燙死他們。」她這是在演習……日復一日……那時圍困剛剛開始，城市裡還有熱水供應……這是個頗有書卷氣的老婦人。我直到今天還記得她的模樣。
她選擇了她力所能及的抗爭方式。想象一下當時的情形吧……敵人就在眼前，納爾瓦凱旋門一帶正在激戰，基洛夫工廠的車間每天遭到掃射……每個人都在想自己可以為保護城市做些什麼。死是很容易的，但必須要做點什麼，有所行動。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這麼想的……
「我想找到一些詞語……我們怎麼才能表達呢？」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問我們，也是問自己。
我從戰場上回來，成了殘廢人，一塊彈片擊中了我的脊背。傷口不大，可是我卻一下子被掀到遠處的一個雪堆裡。我本來就一連幾天沒能烤乾自己的氈靴，不是缺少柴火，就是輪不上我烤火。因為爐子太小，而圍著爐子的人又很多。結果等我被人發現時，雙腿已經凍壞了。幸虧我在被雪埋住時，還能呼吸，於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救生犬發現了。它們扒開雪層，把我的棉帽交給了衛生員。我的死亡通知書都填好了——每個人都有這樣一份通知書，上面寫著你的親屬名字，還有寄發通知書的地址。他們把我從雪裡挖了出來，放到帆布擔架上，我穿的一件短皮襖浸滿了血……可誰也沒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在醫院裡躺了六個月。醫生想把我的一條腿截去，從膝蓋以上鋸掉，因為我已經開始出現壞疽。這時候我有些驚慌了，我可不想作為一個殘廢人活下來，那樣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有誰還會娶我？我既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在生活中純粹是個包袱，誰會要我啊，廢料一塊！我就想上吊自殺……我請求衛生員把小毛巾換一條大的……在醫院裡，大家都愛逗我：「這裡有個奶奶啊，老奶奶躺在這兒呢。」因為醫院院長第一次見到我就問：「喲，你多大歲數啦？」我馬上回答他：「十九歲……快滿十九歲了……」他開玩笑說：「噢！不年輕，是不年輕了，已經這麼大把年紀了……」衛生員瑪莎大嬸也常常這樣逗我。聽到我的要求，她就對我說：「我會給你一條大毛巾的，既然你快要上手術檯了。不過我還得看住你。姑娘啊，你的眼神我可不太喜歡，你是不是在動什麼壞腦筋呀？」我沒話可說……可是，我看到這件事倒是真的：他們要把我送到手術檯上去了。我不知道上手術檯是怎麼回事，因為我一次也沒開過刀，可我卻以為，我的身子將被割得支離破碎。於是我把大毛巾藏在枕頭底下，想等沒人的時候，等大家都睡熟的時候自殺。床架是鐵的，我打算把毛巾系在鐵床上上吊，只要我的力氣夠用……可是，瑪莎大嬸整夜寸步不離，守著我這個年輕姑娘。眼睛都不眨一下……嚴密守護我這個傻姑娘……
我的住院醫生是個年輕中尉，他找到院長請求：「讓我試試吧，請批准我試試看……」院長對他說：「你想試什麼？她腳上的一個指頭已經變黑了，小姑娘才十九歲，可不能因為你我而耽誤她的性命啊。」原來我的住院醫生反對手術，他主張用另一種方法，在當時是一種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製的針把氧氣注入皮下，用氧氣供養肌肉組織……反正我也說不清這是怎麼回事，我又不是學醫的。反正是這位年輕中尉最終說服了院長，他們這才沒有鋸掉我的腿，而是開始用這個辦法給我治療。過了兩個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當然，得拄著柺杖，兩條腿就像軟綿綿的破布條，一點都撐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見兩條好端端的腿，就是沒有絲毫感覺。後來我又學會了不用柺杖走路。別人都祝賀我：你這是撿了一條命啊。從醫院出來，按規定得休養。可是我怎麼休養？到哪兒去休養？去找誰呢？我只好回到自己的部隊，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兒入了黨，當時只有十九歲……
我是在東普魯士迎接勝利日的。已經連續安靜了兩天，誰都不開一槍。這天深夜，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我們全都跳了起來。緊接著便聽到人們在歡呼：「我們勝利了！敵人投降了！」其實，敵人投降不投降我們無所謂，撥動我們心絃的是勝利了：「戰爭結束了！戰爭結束了！」大家都開始放槍，手上有什麼槍就放什麼槍：衝鋒槍、手槍……後來連大炮也放起來了……有的人抹淚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聲叫喊：「我活著，我還活著！」還有人臥倒在土地上，捧起泥沙，捧起石頭。一片欣喜若狂……而我就呆呆地站在那兒，大腦中的念頭是：戰爭總算結束了，可是我的爸爸再也不能回家了。戰爭結束了……指揮員卻嚇唬我們說：「這怎麼可以！你們不賠出這些彈藥來，就不許復員回家。你們在胡鬧些什麼啊？給我放掉了多少炮彈啊？」可那時我們覺得，世界上將要有永久和平了，再也沒有人要戰爭了，彈藥應該統統都銷燬，這些東西還有什麼用啊？我們恨也恨累了，打也打累了。
多想回家去呀！雖然爸爸媽媽都不在了。家，這是一種感覺，它比居住在房子裡的人重要，更比房子本身重要。就是那種感覺……每個人都應該有個家……我必須要向繼母深深鞠一躬……她就像親媽一樣對待我。我後來就叫她媽媽了。她一直在等我回去，等得好苦。雖然院長已經寫信給她，說我的一條腿被截掉了，我得殘廢地回到她身邊，要她有思想準備。院長答應，我在她身邊可以住上一段時間，然後再把我接走……然而她所盼的，只是我能活著回來，這就夠了……
繼母一直在等著我……因為我長得酷似我的爸爸……
我們在十八到二十歲間離家上了前線，在二十到二十五歲上才回來。起先我們還很高興，後來卻苦悶透了：我們當老百姓能幹些什麼？面對和平生活，我們倒是害怕了……女伴們連大學都畢業了，可我們幹什麼呢？幹什麼都不行，沒有專長。我們懂的只是戰爭，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打仗。我想盡快擺脫戰爭的影響，麻利地用軍大衣改成一件外套，連紐扣也都換了。到市場上把帆布長靴賣掉，買了一雙高跟皮鞋。我第一次穿上連衣裙時，淚水忍不住嘩嘩流。在鏡子裡都認不出自己了，要知道，我們穿了四年男人的長褲啊！我本來可以告訴別人，我受過傷，給震壞了。可是如果講出來，誰還會給我工作？誰還會娶我？於是我們都像魚兒一樣沉默，誰都不承認自己在前線打過仗。我們只是在彼此間保持聯絡，書信往來。直到過了三十年後，才開始給我們搞隆重的榮譽活動……邀請我們去採訪……起初我們都躲著藏著，甚至勳章也不敢佩戴。男人可以佩戴勳章、獎章，女人就不行。男人是勝利者，是英雄，是新郎官，他們上過戰場是一份榮譽，但人們卻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我們這些女兵。完全異樣的目光……我要對您說，是他們把我們的勝利奪走了，悄悄地換成平凡婦女的幸福。他們不和我們分享勝利，這對我們是一種屈辱……我們不理解……因為在前線時，男人們對待我們非常溫存，很愛護我們。而在和平日子裡我從沒見過他們這樣好地對待過女人。那是我軍撤退的時候，大家常常躺在地上休息，睡在光禿禿的泥地上。男人們自己穿著軍便服躺著，卻把軍大衣送給我們蓋：「給姑娘們吧……姑娘們得蓋好身體……」要是他們從什麼地方弄來點棉花和繃帶，也送給我們：「喏，拿著吧，你們用最合適……」連最後一點砂糖也要分給我們。那時候，在男人身上除了善良和溫暖，我們看不到還有別的什麼，不知道還有別的什麼。可是戰後呢？我無語了……沒話說了……究竟是什麼妨礙了我們的記憶？回憶令人難以忍受……
我和我丈夫兩人復員回到明斯克時，真是一無所有：鋪的蓋的喝水吃飯的東西都沒有……只有兩件軍大衣和兩件套頭軍裝。我們找到一張大地圖，把它完完整整地粘在厚帆布上，再把地圖用水泡開，這樣就成了一張帆布床單，我們家的第一張床單。後來，女兒出生時，我們又把這張地圖做了她的襁褓……我現在還記得，那是一張世界政區地圖……我們的女兒就睡在箱子裡……是個膠合板的手提箱，是我丈夫從前線帶回來的，代替了搖籃。我可以這樣說，除了愛，那時候家裡什麼都沒有。有一次，丈夫突然回到家裡對我說：「快去，孩子她媽，我發現了一個被人扔掉的舊沙發……」於是我們就摸黑出去抬那舊沙發——深夜去抬，免得被別人看見。這個沙發真使我們欣喜若狂！
我們仍然是幸福的。我有這樣一個好伴侶！時光艱難，但是我們從未灰心沮喪。每次買到配給食品，都要互相打電話：「快回家來，我搞到了糖，可以好好喝一次茶了……」那時我們一貧如洗，真可謂家徒四壁，哪有這些地毯和玻璃器皿什麼的……啥都沒有啊……但我們很幸福。我們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為我們到底活了下來。我們仍在說話、歡笑、逛街……我總是那麼自戀，雖然也不知道為何那麼孤芳自賞，周圍都是斷壁殘垣，甚至樹木都毀得面目全非。可是有愛情在溫暖我們。人類總是互相需要的，彼此依存非常需要。雖然後來我們分道揚鑣了，每個人都回到自我，有了自己的新家，自己的新住處，但那時還是親密無間的。肩並肩，就像在前線的戰壕裡……
現在我經常應邀到軍事博物館做報告……人們請求我給他們做解說。現在這樣看重我們了，可已經是四十年之後了，四十年啊！前不久我還向一些義大利姑娘講過話。她們七嘴八舌問我很多問題：我是被哪個醫生治好的？我受了什麼傷？不知怎麼，她們還發現我從來沒有去看過心理醫生。她們還關心我都做過哪些夢，是否夢到過戰爭。就是說，俄羅斯女人拿起武器去作戰，對她們而言簡直就是個謎。不僅救護傷員，包紮傷口，還親自開槍開炮轟炸爆破……去殺死男人……這對於女人意味著什麼？……她們還很有興趣地問我是否結過婚。她們都確信我從未嫁過人，是個獨身女人。我就笑著說：「別人都從戰場上帶回戰利品，而我帶回來一個丈夫。我們有個女兒，現在幾個外孫也長大了。」我沒有給你講過我的愛情……已經不能講了，因為愛情抓不住我的心。另外一次……也是很熱烈的愛！還是一樣的！難道人沒有愛情能過活嗎？能活下去嗎？在前線有一個營長深深愛上了我……整個戰爭期間他都護著我，不讓別人靠近我，復員之後他到醫院來找我，承認了對我的愛情……那，接下來就談他如何愛我……你來吧，他說，一定要來啊，你會有第二個女兒的。當然，我的夢想就是生很多孩子，我愛孩子，可是我只有一個女兒……寶貝女兒……我的體力和精力都不允許了……再上學讀書也不可能了，因為我經常生病。我的這雙腿，全都因為我這雙腿……可把我害苦了……我退休之前在綜合技術學院裡當實驗員，從教授到學生們都喜歡我。因為在我身體內充滿了愛，有很多快樂。我這麼懂得生活，只想在戰後好好生活。上帝創造人不是為了讓他去射殺，祂創造人是為了愛。你怎樣認為？
兩年前，我們當年的參謀長伊萬·米哈依洛維奇·格林科到我們家來做客，他已經退休了。他也坐在這個桌旁，我同樣是烤餡餅招待他。他和我丈夫交談、回憶……他還能叫出我們那些姑娘的名字……而我就突然大哭大叫出來：「您說什麼榮譽啦、尊重啦。可是那時的姑娘們現在幾乎都是孤獨一人，單身未婚，居住在公共宿舍裡。又有誰可憐過她們？你保護了她們嗎？你們戰後都跑到哪兒去了？都是叛徒！」就這一句話，我把高興的氣氛給破壞了……
參謀長就坐在你現在這個地方。「你可以告訴我，有誰傷害了你。」他用拳頭敲打著桌子，「你只要把他給我指出來！」接著又請求我原諒，「瓦莉婭，除了和你一起流淚，我什麼都不能對你說。」其實沒有必要可憐我們，我們是自豪的人。就讓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改寫歷史吧。史書上有斯大林還是沒有斯大林，都無所謂。但永遠不變的是，我們是勝利者！還有我們經歷過的痛苦也是不會改寫的。這也不是垃圾和灰燼，這是我們的生活。
我沒有別的可說了……
——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丘達葉娃（中士，高射機槍組長）
在我離開之前，女主人塞給我一包餡餅：「這是西伯利亞的特產啊。在商店裡你買不到的……」我還得到了長長一串地址和電話號碼：「她們一定會高興你去看她們，她們一直都在等你。我清楚地告訴你：回憶是很痛苦的，但是不去回憶，就更加不能忍受。」
現在我理解了，為什麼她們一直要喋喋不休地去說……
俄羅斯人對長輩或不熟的人一般都用尊稱「您」，對晚輩和自己親近的人才稱呼「你」。
半截槍：為便於攜帶而把槍筒截去一段的步槍。
葉若夫：1936年9月至1938年11月擔任蘇聯內務部人民委員，是斯大林肅反運動的執行者。
斯大林師團：斯大林的名字原意為鋼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