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些男兵呢？見我們都是些黃毛丫頭，便總愛拿我們開玩笑。有一次，衛生排派我去開啟水。我到了炊事員那兒，他打量著我說：「你來幹什麼？」

我答道：「開啟……開水。」

「水沒燒。」

「為什麼？」

「炊事員們還在鍋裡洗澡呢，先洗完澡然後再用鍋燒開水……」

我信以為真，提起水桶往回走。迎面遇到了醫生：

「你怎麼空手回來了？」

我回答說：

「炊事員們正在鍋裡洗澡呢，水還沒燒。」

醫生搔搔後腦勺，問：「哪有炊事員在鍋裡洗澡的？」

他帶著我轉回去，狠狠地教訓了那個炊事員一頓，給我灌了滿滿兩桶開水。我提著開水桶，迎面又碰上了政治部主任和旅長。我立刻想起來，上級教我們要向每個軍官行禮，因為我們是列兵。可現在來了兩位軍官，我該怎麼同時向他們兩人敬禮呢？我一邊走一邊想。等走到跟前，我放下水桶，兩隻手同時舉到帽簷上，分別向他們兩人行禮。他們正走著，本來沒注意我，這時卻驚訝地睜大了眼睛：「是誰教您這樣敬禮的呀？」

「准尉教的，他說必須向每個軍銜此我們高的人敬禮，而你們是兩個人在一起走……」

對於我們女孩子來說，軍隊裡的每樣事情都是深奧複雜的，要學會識別肩章標誌就特別困難。我們參軍那會兒，還有菱形的、小方塊的和長方形的各種領章。你總得費勁去想，某某軍官是什麼軍銜。有一次，有個軍官對我說，把這包檔案給大尉送去。可我怎麼識別他是大尉呢？我邊走邊想，結果把「大尉」這兩字搞忘了。我走到他跟前說：「大叔，有個大叔，就是那邊的一個，叫我給您送這個來……」

「到底是哪個大叔呀？」

「就是那個，總是穿套頭軍裝，沒有穿制服那位……」

我們記得住的，不是這個中尉或那個大尉，而是別的特徵：好看的或難看的，棕色頭髮的或者高個子的……「喏，就是那個大高個兒！」——你馬上就知道是指誰了。

不用說，當我看到了燒焦的工作服、燒焦的胳膊、燒焦的面孔時……我怕……太震驚了……我忍不住流下淚水……天然的淚水，女人的淚水……坦克手們從燃燒的坦克裡跳出來，渾身都是火，冒著煙，還常常斷了胳膊、斷了腿，傷勢都很嚴重。他們躺在那裡，請求說：我要死了，請幫忙寫封信給我的媽媽，或者，請幫忙寫封信給我的妻子……而我其實是做不到的。我不知道該怎樣對人講述死亡的事情……

有一回我雙腿受傷，坦克手們把我抬到一個烏克蘭的村莊。我記得這村莊是在基洛夫格勒一帶。衛生排所在地的女房東哭著說：「真細（是）的，介（這）麼年輕的小夥子！……」

坦克兵們聽了她的口音，笑了：「大媽，介不細小夥子，細個丫頭！」

她坐在我身旁，仔細端詳說：「細丫頭？細丫頭？明明細個年輕小夥兒嘛……」

我那時頭髮都剃了，穿著連衫褲工作服，戴著坦克帽——像個地地道道的小夥子……大媽在高板床上給我讓了個位置，甚至還為我宰了一頭小豬，好讓我快些養好身子……她老是憐憫地說：「莫不細男人不夠了，介麼一個小妞都挑來打仗……還細個小丫頭嘛。」

我十八歲那年，在庫爾斯克會戰中，被授予一枚戰功獎章和一枚紅星勳章；十九歲時，獲得了衛國戰爭二級勳章。部隊補充新兵時，來了許多小夥子，他們年紀很輕。對他們來說，勳章當然是很稀奇的。何況我和他們年齡差不多，都是十八九歲。有一次，幾個小夥子譏笑地問我：「你是怎麼弄到這些獎章的？……你也參加過戰鬥？」甚至還有這樣故意挖苦的：「難道是子彈也能穿過坦克鐵甲了？」

後來，我在戰場上冒著槍林彈雨給他們中的一個小夥子包紮。我記得他叫謝戈列瓦特赫，他的一條腿被打斷了。我給他上夾板時，他請求我原諒他：

「小護士，原諒我吧，我那時挖苦過你。坦誠地說，我已經喜歡上你了……」

您問我們那時懂不懂愛情？如果說有的話，那也是中學生的愛情，而中學生的愛情是幼稚的。我記得，我們是怎樣落入包圍圈……我們只能用雙手掘洞藏入地下，除此之外一點辦法都沒有。連鐵鍬都沒有……一無所有……四面八方的敵軍圍得越來越緊。我們就下了決心：夜裡行動，要麼突圍出去，要麼死掉拉倒。我們都知道死的可能性更大……我不知道，下面這件事該不該對您講？我不知道……

我們隱蔽起來，坐等黑夜到來，不管怎樣也還是想衝出去啊。有個中尉叫米沙，當時營長負了傷，米沙自告奮勇擔負起營長的職責。他才二十歲……對我說起他以前很喜歡跳舞，還會彈吉他。接下來他突然問我：

「你大概嘗過那種滋味吧？」

「什麼？嘗過什麼？」我那時想吃的都想瘋了。

「不是什麼東西，是人……小娘子！」

在戰爭前有種餡餅就是這牌子。

「沒——有——」

「我也還沒有嘗過那滋味。要是就這麼死掉了，卻還不知道什麼是愛情的滋味……夜裡我們會被打死的……」

「你說到哪兒去了呀，傻瓜蛋！」我這才明白他的意思。

我們為了生活而死，可還不知道什麼是生活。一切都還只是書本上讀到的那些東西。我最喜歡看愛情影片……

在坦克部隊裡，衛生救護員死得相當快。因為坦克上沒有規定給我們的位置，只能緊緊扒在鐵甲上面。我們那時只擔心一件事，就是別把腳伸到履帶裡去，還必須留意哪輛坦克起火了……馬上要跳下這輛坦克跑向那輛起火的坦克，爬上去……在前線時，我們共有五個知心的閨密：柳芭·雅辛斯卡亞、舒拉·基賽廖娃、託妮亞·鮑布柯娃、季娜·拉泰什，還有我。坦克兵們都管我們叫「科納柯沃城五姐妹」。那四位女伴後來全都犧牲了……

在柳芭·雅辛斯卡亞犧牲的那場戰鬥前夜，我和她坐在一起，互相摟著說心裡話。這已經是1943年了，我們師打到了德聶伯河畔。柳芭突然對我說：「你知道嗎？我在這次戰鬥中會死的……我有一種預感。今天我到司務長那兒去，求他發一件新襯衣給我，可他捨不得，他說你不久前才領過一件。明天早上我們兩人一起去吧，你陪我去求求他。」我安慰她說：「我已經和你一起打了兩年仗，現在子彈都躲著我們了。」可是到了早上，她還是一個勁兒地勸我一同去找司務長。我們總算討到兩件新襯衣。這樣，她終於有了件貼身的新襯衣……雪白雪白的，有一道小松緊帶……結果她真犧牲了，全身是血……白襯衣和紅鮮血，紅白相間——這情形到今天還留在我記憶裡，而她在事前已經有了預感……

犧牲後，柳芭的身子似乎特別重，我們四個人一起才把她抬到擔架上。在那次戰鬥中犧牲了很多戰友，我們挖了一個巨大的戰友合墓，把所有的小夥子安葬在一起，和以往一樣，每個人都沒有棺材，柳芭的身體安置在最上面。我實在無法相信這一事實：她已經不在了，我永遠也看不到她了。我想要從她那兒得到點東西留做紀念。那時她手上戴著一枚戒指，是什麼質料的，金的還是普通的我都不知道。雖然小夥子們都勸我，說你還是不要拿，這是不祥之兆，但我還是把那枚戒指取了下來。最後告別時，每個人都按慣例撒上一把土，我也撒了，而且把我自己的戒指也扔了下去，投進墳裡，留給柳芭……我記得她很喜歡我這枚戒指……她的家人中，父親參加了整個戰爭，活著回來了，哥哥也從戰場上回來了。連男人們都活著回來了，柳芭卻死了……

舒拉·基賽廖娃，是我們幾個當中最漂亮的一個，她是被燒死的。她把重傷員藏在乾草垛裡，敵人開槍掃射，草垛著了火。舒拉本可以逃出來，可那就得扔下傷員，而他們誰都動彈不了……結果，傷員全都燒死了，舒拉也和他們在一起……

託妮亞·鮑布柯娃犧牲的詳細經過，我是不久前才得知的。她是為了掩護愛人才被迫擊炮彈片擊中的。彈片飛舞時，那可真是千鈞一髮啊……她居然還能搶在彈片的前頭？她救了彼佳·鮑依切夫斯基中尉的性命，因為她愛他。中尉就這樣活了下來。

三十年後，彼佳·鮑依切夫斯基從克拉斯諾達爾來到莫斯科。在我們前線老戰士的聚會上，他找到了我，這一切都是他告訴我的。我和他一起到了鮑裡索夫，找到了託妮亞犧牲的地點。他從她墳上取回了一把土……捧在手上親吻……

我們本來是五個姑娘，科納柯沃城五姐妹，一起離開母校……可是隻有我一個人回到了媽媽身邊……瞧，她們的照片全掛在這裡，我們一共五個人……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誦起詩來：

姑娘勇敢地跳上鐵甲

為的是保衛祖國和家

橫飛滾燙的彈片奈她如何

因為她心中燃著一團火

當我們抬起擔架上的女孩

朋友，定要記住那淡淡的秀臉

她承認她在前線就寫詩，我已經知道她們中間很多人在前線寫詩，到如今她們還在用心謄寫，儲存在家庭檔案裡——雖然詩歌寫得笨拙，但令人感動，充滿了真誠的情感。前線相簿也是感情的詩篇，在每個人的家裡，她們都給我看相簿，反覆回憶姑娘們可愛的影像。在戰場上的時候她們常常談愛情，而現在她們卻在談論死亡。

我現在有一個和睦的家庭，很好的家庭，三代同堂……可是我還是活在戰爭中，感覺總是在戰場上……十年前，我找到了我的朋友瓦尼亞·波茲得尼亞柯夫。我們當時都以為他死了，誰知道他還活著。他那輛坦克（他是車長）在普羅霍洛夫卡大戰中打掉了德軍的兩輛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坦克手們全犧牲了，只剩下瓦尼亞一個人——但他失去了雙眼，全身燒傷。我們把他送到醫院裡，大家都以為他活不成了，因為他全身沒有一處好皮膚，全燒焦了。不料過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的地址……已經過了大半輩子……我還記得，自己走上他家那座樓梯時，兩腿直髮軟；會是他嗎？不會弄錯人吧？他親自開了門，用雙手撫摸著我，辨認著：「小尼娜，是你嗎？小尼娜，真是你嗎？」過了這麼多年，他還認得我！

他母親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他和她一起過活。我們一起坐在桌旁，她只是不停地抹眼淚。我問她：「您幹嗎還要哭？我們老戰友會面了，應該高興才對。」

她回答我說：「我有三個兒子上了戰場。兩個死了，只有瓦尼亞活著回來了。」

可是她的瓦尼亞兩隻眼睛沒了……

我問他：「瓦尼亞，你最後看到的是普羅霍洛夫卡戰場，是坦克大戰……你還記得那一天嗎？」

您猜他是怎麼回答我的？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遺憾：我過早下命令叫全體成員離開燃燒的坦克，本來可以再打掉一輛德國坦克的，而小夥子們後來還是都犧牲了……」

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一直到今天……

我和他在戰爭中是有過好感的……雖然彼此間沒有挑明瞭說，什麼都沒有說過。可是我心裡有數……

為什麼只有我活了下來？為了什麼啊？我總是在想……我只能這樣理解——這是為了給後來人講述這些事……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准尉，坦克營衛生指導員）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觸還在繼續，不過已經是書信交往了。根據錄音帶，我把最令我感動和震撼的故事挑選出來後，遵照諾言給她寄了一份去。幾個星期後，從莫斯科來了一包很重的掛號印刷品。我拆開一看，是剪報、文章，還有關於衛國戰爭老戰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在莫斯科各中學所進行的軍事愛國主義教育的正式報告。我寄給她的那本資料也郵了回來，裡面簡直沒剩下什麼了——刪得面目全非。關於炊事員在大鍋裡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絲毫無損於她的「大叔，那邊的大叔派我給您送來這個」那段，也刪掉了……在寫有米沙故事的那頁紙上，畫了三個憤怒的問號並在旁邊寫了批註：「對我兒子來說，我是個女英雄。上帝啊！讀過這些之後，他會對我怎麼想啊？」

後來我又不止一次地碰到這種事：在同一個人身上存在著兩種真實：一種是被強行隱藏於地下的個人真實，還有一種是充滿時代精神的整體真實，散發著報紙的氣味。前一種真實很難抵抗後一種龐大勢力的衝擊。譬如，如果房間裡除了講述人之外，還有一些親朋好友或者鄰里街坊，那她就會講得缺乏激情、缺乏可信度，遠不如和我單獨待在一起的時候。於是她的講述就成了一種公共談話，對觀眾的演講，就不可能深入到她私人的體會中去，結果我發現的是一種堅固的內心自我保護意識和自我審查，而且還不斷地進行修正。甚至形成了這樣一個規律：聽者越多，故事越枯燥無味，越顧左右而言他。於是可怕的事件表現為偉大的事業，而人類內心的隱晦陰暗一瞬間就變成了光明清澈。但我已經深陷於歷史的荒野，在那裡，聳立的紀念碑上，不僅鐫刻著功勳和自豪，還留下了令人費解的一切。尼娜·雅柯夫列夫娜也是這樣一種情形：她對我談的是一種戰爭：「就像跟女兒談心一樣，要讓你知道，當時我們完全還是孩子，是被迫經歷那一切的。」而為演講大廳準備的卻是另一種戰爭：「人家怎麼說我也怎麼說，像報紙上寫的關於英雄和功勳的官樣文章，用完美的榜樣教育年輕人……」這種對於普通人性的不信任，每次都令我震驚與無奈，這是企圖用理想和理念去偷換和替代生活本身。那些司空見慣的溫暖，其實卻是冰冷之光。

但我還是不能忘記在她家的廚房裡無拘無束喝茶的情景。她一個人講，我們兩人一起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