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發財致富的狂想中，在與生活的衝突中，也是在生父的指點下，漸漸悟出一條道理：金錢不應成為罪惡之源，不應使人陷入無恥和墮落，更不應有了錢就仗勢欺人。「我不怕金錢，金錢壓不倒我，也不能驅使我去欺壓別人。」他的思想依舊，但變了形——由愛錢變成不怕錢，不怕錢並不是不要錢，而是指一個人有了錢但不能變壞，不能為金錢所奴役。「或許最好說我要的不是錢，甚至也不是強大的實力，我要的只是靠強大的實力才能得到，沒有強大的實力就根本得不到的東西：這就是孤傲的、平靜的力量意識！……自由！……我終於寫出了這兩個偉大的字眼……是的，孤傲的力量意識既令人神往又無限美好。我有了力量，心中就平靜了。」自由即隨心所欲，予取予求，是一種高於金錢的權力。它既可以通過金錢獲得，也可以因為把柄在手，權力在握，通過其他途徑，實行敲詐和要挾。有了它既可以有錢，甚至於可以擁有一切。他的「思想」成了他睥睨一切的「地下室」。他說：「這就是我的史詩！」

少年在本書「結尾」處自問：「我的‘思想’到哪兒去了？我那麼謎一般地預告過的那新生活，對於我現在才剛剛開始的那新生活，究竟指什麼？但是，這新生活，這新的、展現在我面前的路，也就是我原來的‘思想’，也就是我過去那個思想，不過形式完全變了，以至於都認不出來了。」可是，過去的許多評論家卻認為，少年先是大吹大擂他的「羅斯柴爾德思想」，後來這思想又退居到次要地位，絕少提及，這一情況就足以說明這部小說藝術結構的「紊亂」和「鬆散」。作者早在本書的《前言草》中就鄭重宣告：「我不是為笨蛋寫作的。」不過，當時也有評論家獨具隻眼，認出了這一思想的變形，認出了這一思想的「物質對應物」——阿赫馬科娃將軍夫人的那封信（即那份所謂「憑據」「憑證」或「檔案」）。它掌握在少年手中，許多人都想得到它，從而使他成為別人命運的「主宰和統治者」。這是一種無形的權力和威力，權錢可以交易，可以互換，權還可以得到單憑金錢得不到的東西。

《新約·馬太福音》曾提到魔鬼對耶穌的三次試探，就是用人間的所謂「權力」來引誘耶穌，讓他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魔鬼。耶穌回答說：「撒旦退去吧！」但少年不是耶穌，他不過是一名凡夫俗子，他不可能逃脫魔鬼的誘惑。他曾夢想以他手中的那封信（憑據）來要挾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以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在關鍵時刻終於守住了道德底線。這道德底線就是神（上帝）在聖經上說的話，就是「摩西十誡」。這也是在「混亂無序」的社會中，一名基督徒應該恪守的神聖底線。

少年曾向生父求教：他應該怎麼生活，怎麼識別善惡。他父親回答道：「儘管你有種種問題和疑慮，只要你做到十誡，你就會成為一名偉人。」可是這十誡雖然人人皆知，但，並不是讀一遍，記住了，就能說到做到的。作家在《少年》創作筆記中寫道：「主題。少年雖然抱著現成的思想而來，但小說的整個思想是：尋找指導行為、區分善惡的準繩，這在我們社會中並不存在，而他卻十分渴望，用感覺來尋找，這就是小說的主旨。」「用感覺來尋找」——這就是描寫和凸顯小說主旨的主要方法。因此，作家才特別注重細節的描寫，談主人公點點滴滴的感受（因為許多事他也是逐漸聽到和看到的），於是積少成多，終於在這一年的遭遇和磨鍊中，得到了教訓和感悟，得到了啟發，從而找到了這條亙古不移的準繩。他的這條道德底線，不是誰硬灌輸給他的，而是他在神（上帝）的指引下，在人生中逐漸感悟出來的，也是他憑他的自覺意願身體力行的。而不是像有些學者硬說的那樣，這一主旨「沒有得到認真的展示」，也「沒有得到切實、中肯的回答」。

最後，少年對金錢和權勢的想法是，先有錢，然後拋棄它，視同糞土；先有權，然後唾棄它，棄若敝屣。

《少年》第二個主要人物，是少年的生父韋爾西洛夫。本書最早的書名，作者原擬叫《父與子》。韋爾西洛夫雖然不是小說的主人公，但卻是小說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這是一個性格十分複雜的人，集地下室人、幻想家、漂泊者、雙重人格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特點於一身。

韋爾西洛夫出身望族，是俄國一支古老貴族的後裔。他自詡屬於「俄羅斯最優秀的一千名貴族」之列，他是俄羅斯思想的「載體」。他熱愛俄國，以他身為俄國人而自豪，可是他又全然否定俄國，自稱是「俄羅斯的歐洲人」，是西方派。他熱愛西歐的一切，熱愛西歐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比歐洲人還歐洲人，是「世界公民」。他推崇盧梭思想與法國社會主義思想相結合的「日內瓦思想」，他把這稱之為「一切現代文明的思想」，是「沒有基督的美德」。可是他又拋妻別子，浪跡天涯，要去「埋葬歐洲」。他是俄國貴族，又是1871年巴黎公社社員。他譴責巴黎公社起義時焚燬了杜伊勒裡宮這一藝術宮殿，可是他又承認他們這樣做有理，是符合邏輯的。他指摘當時的革命派（虛無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粹主義者，也包括他自己的兒子在內）「總想點燃什麼，粉碎什麼，總想凌駕於整個俄國之上，叱吒風雲，讓人既害怕又欣賞」。他承認，他們的所作所為雖然不無道理，但是他又告誡他們「要有分寸」，「要信仰上帝」。他叫別人信仰上帝，可是他自己卻是個死心塌地的無神論者，既不禱告，也不齋戒，甚至掄起一幀古老的聖像，摔到爐角上，摔成兩半。他深愛少年的母親，可是，起初他只是看中她的年輕貌美，後來她漸漸地人未老面色先衰，倒又真正愛上了她，稱她是「天上的天使」。他真正愛上她以後，因為偶然碰到另一個女人，又立刻把這個天使給忘了，讓她身無分文，隻身漂泊國外。他移情別戀，發瘋般愛上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為她非凡的美貌和氣質所傾倒，認為她是普天下罕見的女人，近乎完美。既像莎士比亞筆下的黛絲特蒙娜，又像普希金筆下的塔季雅娜。可是他在傾倒之餘，又不相信她是這樣十全十美的人，肯定在作秀。他認為，他愛她可能只是出於情愛，但他又不願做情慾的奴隸。再加，那女人既愛他又不愛他，竟拒絕了他的求愛。於是他開始由愛生恨，恨不能殺了她。後來，這女人又遇到他的兒子——少年，少年也被她弄得神魂顛倒。對此，韋爾西洛夫更是恨上加恨，寫信罵她是「水性楊花」的女人，連他的兒子都想「勾引」。她回了他一封信（之前，她從沒有給他寫過信），極其老實和感人地向他承認她怕他，接著又直言相告，懇求他「讓她安安靜靜地過日子」。他看到這封信後卻大喜過望，臉上煥發出異彩，非但不恨她了，甚至還聲言他「復活」了。怎麼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呢？她在給他的回信中並沒有任何新內容呀，只承認她怕他而已。她怕他，並不是怕他殺了她（她像《罪與罰》中的杜尼婭一樣，敢於面對槍口，並不怕死），而是承認她愛他，起碼是愛過他。這就夠了！這就足以使他「復活」了。他寫信給她，向她再次提出求婚，結果又遭到拒絕。她坦陳她愛過他，現在也差不多是愛他的，但是她不能嫁給他，因為他不是她心儀的、理想中的男人。她十分直爽地說：「我是一個極其平凡的女人，我喜歡平靜，我愛……我愛快活的人。」她之所以決定嫁給比奧林格男爵，因為跟了那人，「我會感到最大的平靜。我的整個心還完全屬於我自己。」也就是說，她不喜歡他那種躁狂、張揚的性格，永遠徘徊於兩極之間，無所適從，她寧可嫁給比奧林格，嫁給一個粗俗的人，以保持內心的平靜和安寧。他開始央求她：「我已經沒有自尊心了，我甘願像乞丐一樣接受您的任何施捨」，甘願做她的奴隸，只求她別嫁給別人。但是她不為所動，斷然道：「您這樣說，我承受不起！但是我一輩子都會想念您，想念您這個最寶貴的人，想念您這顆最偉大的心。」

韋爾西洛夫由愛生恨，而且恨得比愛還深。他竟與流氓團伙沆瀣一氣，由蘭伯特出面，對她進行敲詐（他想看看她怎樣在蘭伯特面前低三下四）。蘭伯特還滿嘴胡唚，對她進行性騷擾，最後還拔出手槍，威脅她。這已經超出了韋爾西洛夫的本意。他從門背後衝了出來，奪過蘭伯特的手槍，猛擊蘭伯特的頭部，救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而他自己也在感情的風暴中失去了理智。起先，他想用蘭伯特的手槍先殺死她，然後自殺。但是少年衝出去，救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於是他又將槍口倒轉過來對準自己的胸膛，少年用力一推，子彈打中了他的肩膀，救了他。

韋爾西洛夫前後判若兩人。少年說：「我根本不認為他真的瘋了，更何況，即使現在，他也完全不是瘋子。但我卻毫不懷疑地認為有‘另一個他’在起作用。」他的人格分裂了，他的感情和意志分裂了。同一個人，卻變成了兩個。另一個他也是他，但卻變得根本不像他了。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兩面人」或「雙重人格」。

《雙重人格》（184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時期寫的一部中篇小說。發表後，受到俄國評論界一片批評和指責。別林斯基特別不喜歡這篇小說的「幻想色彩」：「在當代，幻想的東西只能發生在瘋人院，而不應發生在文學中，這是醫生而不是詩人應該做的事。」作家本人卻不以為然，認為《雙重人格》是他的「傑作」，比《窮人》「高十倍」，「那種為大多數人幾乎說成是幻想的特殊的東西，對我來說，有時卻成為現實事物的真正本質。」他說：「我幹嗎要丟掉這一齣色的思想，丟掉就其社會重要性來說最重大的典型呢？這一典型是我首次發現的，我是揭示這一典型的預言家。」他在重返文壇後的1859年，曾在給他哥哥的信中說，他要修改《雙重人格》，將它擴充套件成長篇，並加上作者序，讓大家看看究竟什麼是「雙重人格」。果然，在這之後，作者筆下接二連三地出現了「地下室人」，拉斯科爾尼科夫、斯維特里蓋洛夫（《罪與罰》），羅戈任（《白痴》），斯塔夫羅金（《群魔》），韋爾西洛夫（《少年》）和伊萬（《卡拉馬佐夫兄弟》），而其中以韋爾西洛夫和伊萬最為突出，也最為典型。

韋爾西洛夫自稱他是俄羅斯思想的「載體」。什麼是俄羅斯思想呢？用他的說法，就是「各種思想的全面和解」。他主張相容幷包，把各種對立的思想調和在一起，可他自己卻又偏愛走極端，反對中庸之道。他自己就是一個矛盾體。

應該說，小說《少年》的主要情節，是圍繞有損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名譽的「那封信」展開的，包括由此而產生的種種陰謀詭計和敲詐勒索。表面看，這封信足以左右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能否繼承她父親遺產的重要憑證。另一方面，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也確實擔心這封懷疑她父親是否得了精神病的信，被她父親發現。但是她擔心的並不是她能否繼承父親遺產的問題，——她並不在乎。她擔心的是父親看到這封信後會感到傷心，影響他的健康。而老公爵則不相信或不願意相信有這樣一封信，即便有，他也不想看或者不願意看，因為他非常愛自己的女兒，不願有任何東西來玷汙他的愛。這封信，當大家都相信它的威力的時候，成了許多人爭奪的物件，似乎重要無比。可是，到後來，當書中的主要人物看到有人想利用它來做壞事，而且不止限於敲詐勒索的時候，似乎又一下子揭開了蒙在他們眼上的障眼布，棄之如敝屣。這份象徵「無限威權」的所謂「憑證」，連那個小流氓蘭伯特也不屑一顧了，「留在了桌上」，無人理睬。

小說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少年名義上的父親馬卡爾·多爾戈魯基。馬卡爾原是韋爾西洛夫的家奴，「農奴解放」後，他成了自由人，成了一名到處漂泊、朝聖的香客。他的言行體現了作者的宗教理想和道德理想。「去把你的財富分給眾人，做眾人的僕人。這樣你就會比從前富有不知多少倍，因為到那時候你的幸福就不光是吃得好，穿得好，自己得意和別人羨慕了，而是由於擁有了無窮無盡的愛」，因而也就「有了整個世界」。

馬卡爾是俄羅斯文學中特有的宗教徒形象。與馬卡爾類似的形象，還有《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馬長老和《群魔》中的吉洪。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馬卡爾相呼應，還有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的卡拉塔耶夫。他們都提出了「好品相」（6лaгоо6pa3иe）問題。這提法具有一種空靈的詩意。這牽涉到最深層次的基督教信仰問題，由於信仰不同和中西方文化不同，這問題我說不好，待有志者繼續深入鑽研。因為對基督教（包括正教）沒有深入的瞭解和體悟，就很難徹底讀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爾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十八歲的時候（1839）便立志研究「人和人生的意義」。他說：「人是一個謎。必須破解這個謎，即使你一輩子都在破解這個謎，也不要說你浪費了時間；我正在研究這個謎，因為我想做一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輩子都在進行人心的探索。他的全部作品，從《窮人》開始，就是一部不斷探索人心奧秘的記錄。他的最後一部鉅著《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他畢生思想探索和藝術探索的總結，而他最後第二部小說《少年》，則是他人心探索和藝術探索的總結。彼此重點不同，但同為藝術探索之一。

人是複雜的，人心是個謎。其所以複雜，因為人除了意識以外還有無意識（潛意識和下意識），除了理性以外還有非理性。人的無意識活動是大量的，無意識是人的心理活動的基本動力。無意識不能用言語表達，但可以通過人某些情感外露的行為和模糊的感覺，使讀者產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應。例如人的喜怒哀樂哭笑以及恐懼，人的直覺與預感，錯覺與幻覺，人的病態心理，乃至夢境。再如《少年》中有一段論笑和其他的文字，就十分精彩，說常人之所未說，道常人之所未道。他說：「笑是心靈的最可靠的試金石。」有的人一笑就會徹底暴露自己，露出某種有損自己身份的面相。人一笑就會將自己和盤托出。有些人往往捉摸不透，可是隻要他毫無顧忌地放聲大笑或者微笑不語，你就會立刻對此人的真面目瞭如指掌。再比如做夢：一個人在做夢前，可能根本沒有動過這個念頭，甚至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幻想，可是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夢境呢？這是因為他的靈魂中早就蟄伏著一隻邪惡的「蜘蛛」，「一切早已萌發，藏匿在我那顆墮落的心裡。」當他醒著的時候，他還知道羞恥，不敢去想，可是一旦睡著了，就原形畢露，連想都不敢想的最骯髒的潛意識也會暴露無遺。

這部小說人物眾多，思想複雜；而且情節曲折、緊張，扣人心絃，一個懸念接著一個懸念，又精彩，又深奧，有時使人如墜五里霧中。有些地方，恐怕只有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愛因斯坦，以及某些絕頂聰明和細心的讀者才看得懂。

2013年9月6日

於北京大學承澤園

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小說

《卡拉馬佐夫兄弟》《罪與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涅朵奇卡》《白痴》《白夜》《群魔》《死屋手記》《賭徒》《地下室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