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歲的我涕淚縱橫地尖叫，「我—要—去！去—餐廳！為—什么—我—們—不—能—去！」

我大發脾氣地瞪著身穿背心的父親，他冒著汗珠的臉在激動中顯得古怪難看。「太浪費錢了，阿里埃勒，拜託你。冰箱裡有好吃的雞肉和米飯，是媽咪昨晚才做的。」

「我—討厭—吃—剩菜！」我大聲咆哮，「我—要—吃—中國菜！我—要—去—西蓮餐廳！」

母親人就在附近，她正在我們家位於洛杉磯西區的農莊式住宅車庫裡，焦急地掏出汽車鑰匙，並設法安撫我。「約拿，我帶他去吧。」她對丈夫說。

「你以為錢是長在樹上嗎，阿里埃勒？」約拿又搬出一句陳詞濫調說，「一星期上一次餐廳難道還不夠？」

「不夠，不夠！」我說，「你應該看看安德魯他們家多常到餐廳吃飯。」

「老公，你現在不是住在札胡，」我母親的聲音從車庫傳來，「你當教授的薪水很高，我們偶爾出去吃個飯沒什么不得了的。」

「神經有毛病！」我叫道，「為什么不能出去吃！吃個飯有什么大不了！操！」我的聲音越吼越嘶啞。

阿里埃勒和弟弟伊藍在加州的威尼斯海灘，1979年。

「扣二十五分錢。」母親說。她又搬出那套無聊的罰款方式扣我的零用錢，處罰我罵「三字經」。

「操！我不在乎！」我猛敲著門大叫。

「再扣二十五分，」母親說，「約拿，我帶他和小拉尼去吃，好嗎？」她開啟車門，我弟弟和我衝進車裡。

「隨你們便，」父親搖著頭說，他的汗水已經流了滿臉，「隨你們便。」

☆☆☆

我們住在洛杉磯，但我無法忍受我父親不願意融入這裡的生活方式。我在希伯來日校阿奇巴學院（akibaacademy）有一個同學叫伊凡，他爸爸是個生意人。第一批德勞瑞恩（delorean）跑車才剛出廠，他就搶著去買了一臺，所以在《回到未來》（backtothefuture）男主角在電影裡讓機翼般的車門啪地往上開啟以前，伊凡的爸爸就已經開著這種車了。另一個同學戴倫的爸爸則是流行演唱會製作人，他有辦法讓我們拿到比利·喬爾（billyjoel）現場演唱會的搖滾區特別票。艾瑞克的爸爸有超大的泳池別墅，家裡有女傭，後院的噴泉裡養了一大堆金魚。馬修的爸爸車庫裡不只有賓士，還有勞斯萊斯，他們家住在貝弗利山莊的一幢三層樓別墅，房子裡甚至還裝了電梯。

然後呢，是我。我爸爸開的是被撞得到處都是凹痕的雪佛蘭chevette車款，車窗還是手搖式的。有一天，車裡的音響出故障了，他跑去無線電音響城買了一臺裝電池的手提收音機，用附贈的提帶將它掛在方向燈控制桿上。接下來的十年裡，這部收音機一直維持在同一個頻道。

我的父親不是個搖滾酷爸。有一天晚上，他帶我弟弟伊藍和我到城裡，結果是為了看ucla學生會免費播放的前衛外語電影，地點位於一間通風不良的講堂。他在家裡自己做好爆米花，用市場給的塑膠袋裝起來偷偷帶進校園。人家是在家裡不限次數搭乘私人透明電梯，我的話，要是離開房間還讓燈亮著超過一分鐘，就會被罵浪費電。「燈亮著一秒鐘就要耗費兩便士電費，你知道嗎，阿里埃勒？一天兩天，一年兩年，你知道你可以到中國餐館吃幾盤香菇雞片嗎？」在美髮沙龍剪髮可以索價三百美元的洛城，我父親會自己拿剪刀剪頭髮。他的衣櫥裡都是一些趁大減價時購入的零碼西裝，圖案不是方格就是條紋，看起來就像是一九六〇年代高爾夫球廣告裡的裝束。問題是，他從來沒揮過球杆，甚至任何運動都不玩、不看。

安娜義大利餐館有超棒的帕瑪森乳酪小牛排，而且大塊到能超出餐盤外，可是我爸爸卻要弟弟和我點兒童餐，因為這樣比較省錢。我告訴他，我不要吃雞肉棒或比牙籤大不了多少的比薩條。「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什么？比薩條好吃極了！你看，選單上說還附了通心麵色拉和紅蘿蔔條，看起來很豐富呢。」

「好惡心。」我說。

「好吧，我有個辦法，」這時父親會靈機一動地說，「你點披薩條兒童套餐，我負責吃，你就從成人選單裡點自己想吃的東西。」服務生送餐來以後，我們就交換餐盤。每次服務生回到桌邊詢問用餐是否愉快、需不需要什么服務時，都會瞄一下我們的盤子，似乎在說，怎么搞的，十二歲小孩吃巨無霸牛排，老爸卻在啃迷你比薩條？

上餐廳吃飯時如果要他點佐餐酒，簡直比登天還難，以他的口頭禪說，就是「想都別想」。為什么？有一次我放膽問他，他回道：「小小一杯就要三美元唉！」如果將這個畫面轉成靜音，只看他的表情，你可能會以為有人剛要他捐出膝蓋骨作為醫學研究。

接著是最精彩的「旅行用洗髮精瓶」橋段。我父親在最恰當的時間點，通常是剛點完餐、服務生已經走遠的時候，就會開始動手。他彎腰朝漆黑的桌底下伸手，在公文包裡翻找那隻稜紋塑膠瓶；同時，空著的那隻手會拿起冰開水一口喝掉，隨即迅速地將杯子移往兩腿中間夾住。接著是最出神入化的部分：他彈開洗髮精瓶子的小瓶嘴，朝玻璃杯倒放瓶口，接著擠壓瓶身。一道色澤優美的馬尼舍維茨乳白康科德酒（manischewitzcreamwhiteconcord）就此注入杯中，酒液敲打杯壁時還會發出小便斗那種「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叮噹聲。

空瓶子神不知鬼不覺地被他塞回公文包內，他那杯「冰開水」——現在帶著令人起疑的金黃色澤——悄悄回到桌面上。這時，用餐氣氛從原來的單調乏味忽然變成一場膽小鬼遊戲。每當服務生似乎正拿著水瓶準備前來服務時，母親就會拍一下父親的手低聲說，「老公。」她那揚眉暗示的表情好像在說：小心別被逮了！於是我父親就會緊緊握住玻璃杯，把它挪到胸前。那個姿勢彷彿是一個虔誠無比的信徒正死命捍衛某個聖物，以免被異教徒奪去。

我簡直看不下去。

我的朋友和我會取美國啤酒品牌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的諧音，在背後叫他「約乃斯布什」（yon-hauserbusch）——雖然我父親約拿一輩子都不碰這個牌子的產品。他還被我們取了一個綽號叫「印地約拿·瓊斯」，不過電影裡那個由哈里森·福特（harrisonford）飾演、喜歡穿皮夾克的考古學教授印地安納·瓊斯對時尚很有概念，揮起皮鞭也不輸西部牛仔，這些都是我父親永遠比不上的。

我在內心嘲笑他，對他也越來越疏離。我試著讓自己變成一個酷炫的洛城小夥子，某種電影明星、衝浪者和搖滾歌手的混合體。

可是我無法擺脫他。連我的名字「阿里埃勒」都是他幫我取的，雖然不是「亞拉姆」，可是阿里埃勒也好不到哪裡去，所以我總是成為被人取笑的物件。

「reo快速馬車來啦！」我在週末到附近的運動場溜滑板時其他小孩子會這樣揶揄我。

「奧利奧（oreo）餅乾！」

「阿里爾（ariel）不是女生的名字嗎？」

我怪他害我長著滿頭粗硬的頭髮，怎么樣都沒法變得服帖。在「中東」這個概念的負面含義達到空前絕後的年代，我怨他是個中東人。我們到ucla的泳池游泳時，我看到他光溜溜的後背就會忍不住倒退兩步。他的背上交叉著一堆凹凸不平的疤痕，有一次他解釋說，那是他小時候生病札胡的巫醫幫他做放血治療後留下的「遺蹟」。札胡那種鬼地方，誰想跟它扯上關係？

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霍梅尼（ayatollahkhomeini）成為伊朗最高領袖，許多伊朗人紛紛逃往國外。在我成長的年代，這些人大批湧入我們居住的城區，使得洛杉磯成為全世界伊朗離散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這些移民都是富裕階層，他們開的是車蠟打磨得亮晶晶的賓士車，穿戴昂貴的奢華衣物和燦爛奪目的珠寶。那年稍後發生了伊朗人質危機，於是小區的巷弄和學校牆壁上開始出現「伊朗人滾回去！」的塗鴉。在某種自我投射的情境下，我居然覺得那些醜陋的字眼是針對我而來的。

當我開始跟父親保持距離時，他在大學裡的學生卻紛紛交出對他讚不絕口的教師評量單；學生們認為他是個充滿耐心、溫暖親切，又謙沖為懷的好教授。

每個人——恐怕我是唯一例外——都在他身上看到值得欽佩之處。約拿，我的父親，在1976年成為美國公民，並在同年獲得ucla的終身教職。哈拉索維茨（harrassowitz）這家舉世聞名的德國學術出版機構將他的博士論文付梓。耶魯大學出版社預先支付了版稅，請他撰寫一本關於庫爾德斯坦猶太人民俗文學的書。那本書以約拿瑪莫的照片為封面，《洛杉磯時報》還寫了一篇充滿讚賞的書評。他走了一趟危險行程，到伊朗的庫爾德地區對當地信奉基督教的新亞拉姆語使用者進行語言記錄工作。在以色列求學時期，不到二十歲的他從打工的工會撿來一堆紙，將自己依稀記得的新亞拉姆語字詞記在上面。這些紙片後來成為一項字典編纂計劃的基礎，資料也逐漸擴充成數以千計的索引卡，塞滿一個又一個的鞋盒。到二十世紀後半期，這個連續流傳至少三千年、耶穌所用的語言，在走入最後的「新亞拉姆語」階段後，可能只剩下一兩代的使用者了。我父親喜歡稱這些使用者是「最後的莫希幹人」。他與時間賽跑，試圖為也許永遠無法再親耳聽到這個語言的後代學者留下亞拉姆語的翔實記錄。

我在兒時並不知道他在做這些事。他幾乎是單打獨鬥地將新亞拉姆語研究從一種充滿異國情調與邊緣性質的奇特玩物，逐漸轉變成在大型學術研討會中受到重視與矚目的領域。他也逐漸成為研究新亞拉姆語最頂尖的知名專家，經常獲邀到世界各地的研討會上發表論文。

每隔幾年，ucla就會為他升等加薪，好幾次甚至催促他申請擔任系主任，但他都拒絕了，因為他說他喜歡教學，但不喜歡行政工作。可是光看他的外表，你絕對想象不到這一切。與那些稍微有點錢財或名聲就大搖大擺的洛杉磯人不同，他一直沒換房子，一直和妻子廝守，原來開的雪佛蘭後來雖換成豐田，但一樣省油，而且他依然自己動手剪髮。

☆☆☆

如今我回顧這一切，明白了那是一場冷戰。我從來不曾對父親動粗，不曾離家出走，也未曾告訴他說我恨他。我不曾說我怪他讓我帶著一身橄欖色的皮膚、捲曲的黑髮和奇怪的名字。我從來不曾直接告訴他，你那剪得亂七八糟的髮型和怪腔怪調的英語讓我尷尬。我從來無法用那么直接的方式面對自己的感受。所以，我的發洩方式是在他面前說髒話，在他背後譏笑他，想辦法避開他，設法凡事都不要像他。

我跟父親之間的關係之所以那么緊張，真正的原因在於我強烈希望融入加州的主流生活，而我認為他是我唯一的阻礙。但當時的我還不夠成熟，無法走向父親，直接跟他討論這些問題。我想，即使早在那時，某部分的我也已經料到，若真要仔細檢驗我倆父子關係之間的隔閡，我會發現責任在於我其實更勝於在他。但在那個年紀，我不可能認為犯錯的人是我。

從外在上來看，我的行為就像是一般的青少年叛逆。但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我反叛的物件不是足球練習、戲劇教學，也不是母親堅持開四十五分鐘的車程載我去上的可怕小提琴課，更不是學校裡的英文、數學或社會課。激起我叛逆的場合，都是一些我認為延伸自父親所屬世界的東西：我讀了九年的希伯來日校，猶太夏令營，猶太會堂。我叛逆的物件是那一大群希伯來文老師、聖經講師和猶太拉比，他們恐怕永遠不會知道自己遭受到我的心理攻擊。

我在一個父親說希伯來語的家庭中長大，每兩年都會到以色列過暑假。但我並沒有在希伯來文課或在阿奇巴學院日校輕而易舉地拿到好成績，而是在上課時把以色列老師們畫成醜怪的影像，再不就是說一些下流笑話，讓同學們捧腹大笑、老師無可奈何。

「出去！」最後老師忍不住吼道，「立刻出去！到山德林拉比的辦公室去！」

八年級畢業後，我在離家幾條街外的一所公立學校註冊入學，這時我對父親的敵意更深了。我在阿奇巴日校不費吹灰之力就成功偽裝出來的搞怪模樣，對艾莫森中學的同學而言根本就是小孩子的把戲。我試圖用一大堆髮膠把我蓬亂的猶太捲髮整理得服服帖帖，結果卻被他們嘲笑；有人說我看起來像《週六夜現場》（saturdaynightlive）中由馬丁·肖特（martinshort）扮演的那個頭髮用樹脂粘出一條前頂柱的蠢蛋。有一天，我在課堂上轉頭往後看，發現有個同學在畫一幅素描，上面是一張鼻樑高聳和下巴尖細的長臉。他發現我在看時，用手肘頂了一下旁邊的同學，兩個人隨後一副不懷好意的笑臉看著我。我知道那幅畫是在捉弄我，而且畫得正中要害，因為圖上的兩個臉部特徵就是我最不自在的部分。那天吃午餐時，我捧著餐盤在戶外用餐區溜達，想找一個沒有人會注意到我的角落安靜吃飯。

我現在知道，我的這些感受當初父親完全可以理解。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在美國，他一直都必須設法適應周遭讓他感覺自卑、不同，而且孤獨的大世界。但我從來沒想過要告訴他我的感受。我不但什么都沒說，甚至從某個時候開始就不再稱他「阿爸」。自此，他就只是約拿，一個我不願意跟他一起出門、不願意讓外人看到我跟他有父子關係的人。

☆☆☆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在我升高中時，父親因為某種嚴重的焦慮問題，聲音僅剩一股沙啞的囁音。喉科醫生診斷不出原因，於是他去找心理醫生，醫生告訴他病因可能是心理因素。父親心想，或許心理醫師的診斷有道理。當時他即將升等，但他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因而陷入莫大的壓力，讓他覺得憂鬱不堪，人生毫無意義。「在下意識中，」他最近告訴我，「我大腦的某部分跟我說，‘你辦不到，因為你不配。’」他的聲帶緊縮，有時候甚至覺得自己喘不過氣。他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是沙粒在沙漏中滴流，他非常擔心自己永遠無法再執教鞭。

心理醫生給他開了抗抑鬱劑；喉科醫生的處方則是早晨的發聲練習，他要父親以不同音調反覆朗讀經文。他最喜歡唸的經文之一是《詩篇137》，「在巴比倫諸河畔，我們緩緩坐下；淚水悄悄滴落，我們憶起錫安……在陌生的國度，我們如何以歌聲讚美天主？」

失去聲音。這是流放生涯的詛咒之一。我父親從很小就知道，溫柔慈悲的歲月會毫無預警地徹底結束。札胡曾是他的伊甸園。在那裡，小男孩可以飛越屋頂，整個下午在河裡戲水，從會跟天使說話的祖父那裡學習讚美詩。在那裡，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會互相扶持。約拿·薩巴嘎離開札胡時年紀還小，不會用任何其他眼光看待斯土斯人。

拉哈明幫兒子舉行受戒禮是在他滿十三歲之前將近一年，距離他們前往以色列只隔一個星期。他為什么這么決定似乎令人想不通，除非他當時就感覺到如今看來顯而易見的事實：約拿的童年在他離開札胡那天就結束了。

孩提生活的奇妙情景歷歷在目，天使、惡魔、鬼魂跟哈布林河的滾滾流水一樣，構成了札胡千古流傳的文化脈絡。但那些過往的碎片都在他從以色列飛往美國的途中逸失了。在洛杉磯西區巨大的猶太會堂前，紳寶轎車與奧迪跑車開進停車場搶著卡位，手提名牌包、渾身香水味的貴婦坐到會堂前排吸引眾人目光。在這裡，札胡早已無影無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