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巴嘎家族在札胡度過的最後一年，剛好碰上公立學校開始教英語。「我們從一首歌開始學。」老師說。

約拿坐直了身子，暗自發誓絕對不會翹掉這堂課。英國人說英語。他非常確定，如果懂得說那些英國軍人的語言中的幾個字，一定能讓他在以色列鶴立雞群，就像他的運動外套和網球讓他成為札胡的小酷弟一樣。

「哦，我的達令，我的達令！」雙腿胖嘟嘟的矮老師用男中音顫聲一邊唱，一邊輕輕擺動身體。「哦，我的達令，克莉夢婷！」從我父親唇間滑出的頭幾個英文字，是一首古老的美國西部鄉村民謠的歌詞，歌曲內容婉婉訴說1849年加州淘金熱時，一名山中男子的女兒不幸喪生在水勢洶湧的溪流中，男子滿心懊悔，透過歌聲道盡對愛女的無盡思念。

老師問班上同學，除了英國以外，哪些國家的人也說英語。

班上頓時鴉雀無聲，許久後，約拿怯怯地舉起手。

「美國。」他說。

「小教授，那你跟大家說說美國的事好嗎？」老師繼續問，他顯然非常熱衷挑戰小朋友的知識極限。「你知道美國在哪裡嗎？」他促狹說道，同學們也跟著竊笑。「你真的知道美國的什么嗎？」

忽然間，約拿心頭掠過一件父親告訴過他的事。「我知道，哈畢布·艾芬迪（habibeffendi）老師，」他挺直腰桿，大無畏地直視矮子老師說道，「札胡天黑的時候，美國的天還是亮的。」

約拿就像班上其他猶太同學一樣，在六年前從猶太會堂附設的基本學校畢業後，就不再學習希伯來文了。可是現在札胡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家庭都把希伯來文視為一種聯絡工具，不只聯絡遙遠的宗教歷史，更聯絡著未來。它是以色列的語言，若是懂得這個語言，以後他們不只讀起《妥拉》會更得心應手，光是出門找洗手間也會比較方便。因此拉哈明和其他六七位家長很快就決定聘請一位視障的小提琴師兼卡巴拉密宗老師教小朋友學習現代希伯來文。在那段住在札胡的最後時日里，希伯來文和英文是約拿真正樂於研讀的科目。他那時早已明白，語言是通往伊拉克之後那個未知世界的橋樑。

時間日復一日、更迭復始地流逝。札胡原有的三百一十五戶、一千八百五十名猶太人已有超過一半登記好準備離開了，可是一直沒有訊息說要送他們走的專車下次何時會來。根據伊拉克法律，猶太人登記完成後十五天內就必須離開，因此許多札胡猶太人目前等於已經是無國籍人士。一股隱約的恐懼感籠罩著穆斯林人口中的猶太區，各種陰謀論也開始流傳起來。

關於什么時候能走，情況越來越不確定。猶太人大量賤價拋售住宅，房市嚴重供應過剩。薩巴嘎家的房子在承平時代能賣到三百第納爾左右，但是1951年初他們終於把房子脫手給一對年輕的庫爾德夫妻時，只拿到二十七第納爾。而且比起其他人，他們的運氣已經算是不錯了。

猶太人最後決定派出一團人去找摩西·嘉貝說清楚。嘉貝擁有一座加油站、數十家商店、兩座小型購物中心，在附近村莊還有大片土地。猶太人指責他為了個人利益，不惜壓榨札胡一般百姓。他們指控嘉貝搞鬼，企圖延後猶太人離開的時間，以便有足夠時間處理掉自己手下的龐大財產。嘉貝向來就對窮困的猶太人有戒心，聽到這種指控更是怒火中燒。

無論這些指控是否屬實，無論他是否策劃拖延或只是跟其他人一樣被動地等待，他終究沒有得到好處。1951年3月初，去除國籍法實施一年後，伊拉克國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讓政府凍結去除國籍猶太人的全部資產。去除國籍的猶太人現在失去的不只是公民身份，還有財富——據估計總值相當於目前的二十億至三十億美元。摩西·嘉貝就跟許多札胡的猶太地主一樣，幾乎失去一切，一無所有。

根據歷史學者摩西·加特蒐集的資料顯示，伊拉克總理努裡·阿斯－賽義德（nurias-said）在1951年初曾經質疑，「那些人享受了我國的財富，但卻為祖國致力對抗的敵人提供財力支援，難道他們不應該受到相對的處罰與報復嗎？」

彷彿《羅賓漢》中的情節，當初搶搭首班專車離開札胡的貧窮家庭至少在賣掉房子時還賺了一些錢，而身家豐厚的富裕階層撐到最後才決定遠走，卻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財產被充公。

要是札胡猶太人知道他們在10月份窮人走了以後那段漫長的日子裡想走卻走不了的真正原因，恐怕會央求伊拉克政府讓他們再多留一段時日。實際情況是，以色列沒有足夠的住宅和建材可供同時吸納從四面八方湧入的移民，而以歐裔猶太人為主體的執政階級當然一切全以歐洲同胞為優先考慮。

早在1949年，以色列辦事處移民主任伊札克·拉斐爾（yitzhakrafael）就表示，如果以色列希望擁有「較優質的人力資材」，就必須從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地區引入猶太人。同年，記者阿里耶·格爾布隆（aryehgelblum）以更不留情的口吻，在以色列主要日報《國土報》（haaretz）中撰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