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5月8日傍晚，溫特斯接到命令，要求把2營準備好當夜出發，到距貝希特斯加登以南30公里的奧地利的濱湖採爾去執行佔領任務。22點，亮著大燈的車隊出發了。卡車上，弟兄們喝酒、唱歌、賭博，繼續開著他們的晚會，第二天早晨到達濱湖採爾時，他們個個鬍子拉碴，工作服上滿是汙垢。

到處都是德國兵。濱湖採爾是國防軍可以撤退到的最南方，再往南就是阿爾卑斯山的山峰，再過去就是義大利，迄今為止，所有的道路仍舊被雪封著。後來才發現，在不足600名弟兄的2營管理的地區內武裝德軍竟多達25000名。

兩軍外觀上的鮮明差別絕不亞於數量上的懸殊對比。征服軍看上去懶散、軍容不整，紀律鬆散，敗軍看上去倒是一支精銳之師，有令人過目難忘的軍容和良好的紀律。溫特斯想，當德軍和奧地利的平民好奇地看著這第一支到達該地的美國兵時一定會很驚訝：他們怎麼會輸給這樣一幫年輕人。

溫特斯把營指揮部設在濱湖採爾南面4公里的卡普倫村。這裡的山谷是世界聞名的旅遊勝地，尤其受德國富人的喜愛。從農場空曠的房子到豪華的旅館，住宿條件都好得驚人。所有的房間原先都被德國傷兵佔據了。他們被迫搬出來，被用卡車或火車運到慕尼黑的俘虜營裡。美國人搬了進去。

弟兄們的任務是維持秩序，把所有的德軍都集中起來，收繳他們的武器，然後把他們運到俘虜營裡去。5月9日早晨車隊一到這裡，溫特斯就開始了工作。他叫人把這一地區的德軍最高指揮官帶來見他。「我當時是27歲，」溫特斯回憶道，「像所有的弟兄一樣，我穿著一套髒兮兮的、破舊的工作衫褲，頭上頂了個水桶作為頭盔。當我面對著這位大約年長我20歲、穿著乾淨的野戰軍裝、胸前掛滿勳章的職業德軍上校並朝他發號施令時，我不禁感到有些可笑。」

不管怎樣，溫特斯還是下達了命令。他要求這個上校收集這一區域的所有武器並將他們堆集到飛機場、學校和教堂的院子裡。他允許德國軍官保留腰佩武器，允許憲兵保留槍械。溫特斯還說第二天他將檢查德軍的營地、部隊和廚房。

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早晨，溫特斯和尼克松開著吉普車去檢查被收繳武器的堆放點。他們對看到的場景感到震驚：三個武器堆放處都堆滿了成山的武器。溫特斯意識到他說「所有武器」時犯了一個錯誤。他指的是軍用武器，但那個德軍上校卻太死摳字眼了。收繳的武器真可謂洋洋大觀：除了足夠一個師使用的軍用武器外，還有獵槍、打靶用的步槍、獵刀和各種舊式的輕武器，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都綽綽有餘了。

溫特斯檢查營地和廚房的時候發現一切都組織得井井有條。列隊接受檢查的德軍隊伍如同接受檢閱一樣軍容嚴整、衣著筆挺，情況良好。廚房秩序井然，炊事兵正在爐子上用大鍋做土豆湯。

後來，溫特斯開始通過一位說英語的德國參謀來進行管理，該參謀每天早上到溫特斯的指揮部裡來彙報情況並接受命令。一切都很順利，用溫特斯的話來說，「我們不干涉他們，他們也尊重我們」。德國參謀告訴溫特斯他在東線服役時和在巴斯托涅與101師作戰的故事。他對溫特斯說：「我們兩國的軍隊應當聯合起來消滅俄軍。」

「不，謝謝，」溫特斯回答，「我只想退役回家。」

這幾乎是每個人的心聲，包括德國人。然而，在釋放任何一個德軍前，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必須受到監視。德國人的營地裡隱藏著納粹分子，他們中的許多人換上了士兵的衣服以免被認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個是阿道夫·艾希曼，他穿著德國空軍下士的衣服躲藏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個營地裡，身份一直未被發現。他成功地逃到了阿根廷，和他的家人過著不錯的日子，直到1960年，以色列特工發現了他的行蹤，突擊隊實施了突然襲擊，將他抓獲，送往以色列接受審判，最後被處以絞刑。）

利普頓中尉是2營營直屬機關槍排的排長。溫特斯派他去監控一個有幾百名犯人的營地。其中的一個犯人便是大眾車、豹式和虎式坦克的設計者費迪南德·波爾徹。5月中旬，利普頓清理出了150名準備釋放的犯人。一個德國高階軍官，是一位上校，請求在他們被釋放前對他們說幾句話。利普頓同意了。

「他的講話很長也很精彩，」利普頓回憶說，「他告訴他們德國戰敗了，但他們都曾是優秀的軍人，他為他們感到自豪。他說他們應該重返家園，重建自己的生活。他還說德國的重建需要他們每一個人的力量。他講完之後，那些德國人報以響亮的歡呼。」然後他們就動身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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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理由擔心自己會被以戰爭罪起訴的德國高階將領正躲藏在山中。有難民告訴斯皮爾斯，這個地區有一個納粹分子，曾是奴隸營的納粹首領，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斯皮爾斯進行了調查，又問了一些問題，認為他們所說的是事實。進一步的調查表明此人就住在附近的一個小農場裡。

斯皮爾斯叫來了軍士長林奇，把情況解釋給他聽，然後向他下達命令：「你帶著穆尼、利布高特和西斯克去找他，然後幹掉他。」

林奇把人召集齊後向他們宣佈了任務，弄了一輛兵器載運車就向山上開去。途中，穆尼盤算著這次行動，感到有些為難。他很明白斯皮爾斯沒有這樣的權力，他僅僅基於從難民那裡蒐集來的證據就下達處決的命令是不合適的。但斯皮爾斯是連裡的指揮官，而他穆尼只不過是一個執行任務計程車兵。最後他決定：「我不會遵循這種胡鬧的命令。如果說必須要有人下手的話，那可不是我。」

他們到了農場，沒怎麼費勁就逮住了那個納粹獄官。利布高特盤問了他半小時，然後斷定沒錯，他就是要找的那個人，他犯的罪和難民們指控的一致。幾個美國兵用槍口頂著他，把他推上了兵器載運車，然後開動了車子。最後，林奇把車停在了一個峽谷旁。他們把犯人推下車，利布高特拔出手槍朝他開了兩槍。

犯人尖叫著轉身朝山上跑。林奇命令穆尼朝他開槍。

「還是你來吧，」穆尼回答，「戰爭已經結束了。」

斯金尼·西斯克向前跨出一步，端起m—1步槍對準逃犯，一槍擊斃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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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戰俘和難民進行分類，然後用船運出這個地區的工作完成後，下一項工作是對繳獲的德軍裝備以及戰爭不再需要的美軍裝備全部進行分類和彙總。這些物資被集中起來登記造冊之後，就由卡車車隊運到在法國的軍械庫。

軍官被要求上交諾曼底空降前領到的絲製法國地圖，這是一種標明瞭逃脫路線的地圖，不上交的要被罰款75美元。這些地圖對於參加過d日空降的老兵們幾乎是一種聖物，因此這個決定遭到了普遍的抵制。當被告知不上交地圖就要被罰款時，溫特斯借用了麥考利夫將軍的一句臺詞——「屁話」，代表全營對赫伯特·索貝爾上尉做出了回答，作為團供需官的他只好無奈地轉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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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沒遭到反抗，再加上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的確給予了積極的配合，到5月的第3個星期快結束的時候，幾乎已經沒有什麼真正需要美國人做的工作了。所有的幫廚、勤務、洗衣服、清掃營房以及建築方面的任務，都被那些急於賺錢或想要食物和香菸的當地居民承擔了。於是，時間對於這些渴望回家的年輕人來說就顯得太難捱了。

溫特斯讓人修了一條跑道、一個網球場、一個棒球場和一個射擊場。連、營、團乃至整個歐洲戰區展開了各式各樣的競賽。溫特斯還組織了日常密集隊形的訓練。

有的弟兄很喜歡這些活動。對那些把運動當回事的人和那些希望將來能上大學或成為職業運動員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鍛鍊的絕好機會。他們被免除了各項勤務，住在獨立的運動員宿舍，每天都有訓練或比賽。對幾個想當職業軍人的人來說，這也是個培訓職業技能的好機會。

但對大多數既不想當運動員又不想當職業軍人的弟兄來說，訓練和競賽是令人厭煩的。他們找到了另外4種發洩方式：遊覽阿爾卑斯山、打獵、喝酒和追女人。濱湖採爾是一個大約4公里長2公里寬的湖，景色非常優美，5月底6月初那些陽光燦爛、日照時間長的日子裡，在湖裡游泳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我的游泳褲太破舊了，」韋伯斯特5月20日在給母親寫的信中說，「請你儘快從阿伯克龍比和菲奇給我寄一件顏色鮮豔的游泳褲來好嗎？32的腰圍，最好是短褲，而不是游泳褲。」

卡普倫後面的山上有一座滑雪旅館。通往那裡的纜車已經徹底壞了，但人們還是可以從山間小路爬上去。溫特斯制訂了一個計劃，每3天派一個排到這所房屋內療養、休整。屋內有奧地利的用人和廚師、滑雪教練和打獵嚮導。滑雪和捕獵石山羊都是非常刺激的運動。

這裡是歐洲貴族的主要狩獵場，因此這兒最少有上百頭鹿。101師總是最後才拿到分配下來的食物。每個從瑟堡和阿弗爾港口來的人有機會最先領到食物，但他們都有平民女友要養，同時活躍的黑市交易也在誘惑著他們，所以帶到阿爾卑斯山上來的食物並不夠吃。空降兵們組織了打獵隊去獵殺鹿，鹿肉成了餐桌上的主食。二等兵弗里曼弄到了一支勃朗寧獵槍，用它打來的鵪鶉和其他鳥豐富了餐桌上的內容。

「女人、妓女、少女、女朋友、姑娘、少婦、德國小姐、法國小姐：這就是小夥子們想要的。」韋伯斯特寫道。他還描述了大家在這方面的成果：「廚師們包養了情婦；排裡的情侶頻頻光顧庫房；麥克裡裡在鎮上有了一個已婚婦女作情人；里斯把他的那位安置在一處私宅裡；卡森養了一個受過教育、漂亮而老於世故的波蘭金髮女子（後來她與卡森結了婚）；排裡當官的每晚都去光顧難民營裡的女人；濱湖採爾是歐洲最漂亮女人的集中之地，伴著這些肌膚曬成古銅色的金髮女子，小夥子們實現了他們的夢想——空談女人整整3年之後，他們終於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東西。反親善政策徹底失敗了。」

小夥子們曾經想要倫敦、巴黎和魯爾區的女人，這些女人也能滿足他們，但據韋伯斯特的觀察，「奧地利的女孩比歐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女孩都更整潔、更漂亮，身材更好，並且更好交往，因此小夥子們在這兒度過了特別愉快的時光」。

可供享用的酒源源不斷。5月28日，韋伯斯特給他的父母寫通道：「離開貝希特斯加登後，我們每晚都會喝醉。兩天前我們搶了一所德國國防軍倉庫，發現了足足兩箱烈酒——總計48瓶。所以你們寄給我的橘子粉就派上用場了。」

關於喝酒，斯皮爾斯上尉只制定了一條長期生效的命令——不準在兵營外面醉酒。士官們對這條命令是嚴格貫徹的，他們不想看到執行警衛任務的弟兄因為喝醉酒而發生什麼事故，也不想看到喝醉的弟兄一個勁地在街頭或山路上晃盪。然而在營房裡，弟兄們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不受限制盡情地喝。但大多數人都會喝得酩酊大醉。

韋伯斯特所在的班裡總有一滿罐現成的冰茶和烈酒。他描述當時的情景說，每天晚上，「喝到8點鐘時，馬修斯開始結結巴巴、口齒不清起來；馬什吹噓起他的班和他的弟兄們是如何地對他惟命是從；肖提安靜地坐在一張床上，齜著牙咧著嘴；溫又是大笑又是大喊著一些巴斯托涅的舊事；麥克裡裡在誇耀自己的勇敢——‘整個排再沒有比我更勇敢的人了’——這話毫不謙虛但確實是事實；吉爾摩在拼命地燙衣服，他這種表達高漲情緒的獨特方式最受大家歡迎；黑爾一邊流口水一邊又往嘴裡灌進一杯酒；從不吵鬧的克里斯坐在後面冷冷地沉默著；裡德爛醉如泥地癱在扶手椅裡；我醉得還比較有風度，不聲不響地睡熟了」。

小夥子們會遊一整下午泳或打一場壘球，來擺脫由宿醉引起的不適。溫特斯是不喝酒的，他對飲酒既不贊成也不反對。他的兩個最好的朋友，韋爾什和尼克松都酗酒。他從不責備那些在自己的空閒時間喝醉的人。每當他想嘗試一下的時候，每天下午發生的那些過激行為就會提醒他不要去碰酒。溫暖的陽光下，打壘球的弟兄們都只穿著一條運動短褲。幾乎每個人身上都至少有一處傷疤。有些弟兄在前胸、後背、手臂或腿上有兩處、三處甚至四處傷痕。「請別忘了，」溫特斯總結說，「我在卡普倫看到的只是一些傷得並不嚴重的弟兄。」

還有件事同樣提醒人們：e連和其他單位為了到達卡普倫付出了怎樣的代價。6月5日22時，弟兄們在一起慶祝諾曼底空降一週年。韋伯斯特感到雖相隔僅一年，他們的處境卻是天差地別。一年以前的22時，「我的心跳得就像吉恩·克魯帕敲出的鼓點一樣，餓得前胸貼著後背……而現在的我呢，坐在阿爾卑斯山上一間舒適的屋子裡，一手拿著一大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一手握著筆。從德文郡機場出發的許多弟兄已經犧牲了，分別葬在聖母教堂的公墓、索恩和比利時，但我還在這兒，真是老天保佑，今晚我們應該用死去的弟兄們會認為最合適的方式紀念他們——開一個無拘無束的熱鬧的晚會」。

軍官們也正在舉行晚會。斯皮爾斯搶到了幾箱上好的白蘭地，在宿舍和一個帶著小孩的漂亮的波蘭難民享用美酒。辛克上校在團部——採爾旅館舉辦了好幾次令人難忘的晚會。有天晚上，他安排了506團的所有軍官與泰勒將軍及其參謀會面。那晚弟兄們玩得很痛快。斯特雷耶上校還和一位將軍打了一架，用福利中尉的話來說，「他一喝多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福利中尉和其他幾個人想出了個好主意。他們來到露天停車場把泰勒將軍的梅塞德斯車（原來它屬於希特勒）的汽油抽走了一大半。他們想象著半夜時分，泰勒在回貝希特斯加登的路上因為沒有汽油而只能困在路上的場面一定很有趣。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辛克上校就特意把所有軍官召集起來訓話。大家在旅館外面排好了隊。辛克痛斥了他們一頓，說他們的行為是不光彩的。他特別提到了昨天夜裡的吵鬧和惡作劇。他剛接到泰勒將軍的電話，泰勒的車沒油了，他在車上坐了4個小時，直到他的司機找到了一個5加侖的大汽油罐。福利沒有站出來坦白，他說：「辛克並不在意大家夥兒有沒有聽他說的話，他只是很生氣地把我們痛罵一頓，並不在乎我們是否在聽，只是一字一頓地大喊著讓我們見鬼去。」

辛克很快就恢復了常態。一個星期後，他宣佈7月4日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但4號下起了雨，5號仍然下雨。不過沒關係，6號是一個好天，慶祝活動開始了。「辛克第六」是弟兄們對這次事件的稱呼。

各種體育活動層出不窮。滑翔機乘著高山氣流飛越湖面的場面隨處可見。一天下午，傘兵運輸機司令部借給弟兄們一架c—47，有12個人從這架飛機上空降到了湖裡。食物和酒的供應十分充足。公園裡，當地的音樂家穿著皮短褲演奏著《翁巴，翁巴》的調子。美國兵們要他們演奏美國流行歌曲，可惜他們演奏得並不熟練。大家都在翩翩起舞。每個女孩都戴著難民的臂章（反親善政策僅適用於德國人和奧地利人；難民不受此政策的限制，然而當地山區的女孩子們也有許多標識難民的臂章），但就像福利中尉印象中的那樣，「狂歡的人群裡沒有一個是難民」。

山區的好天氣，豐富多樣的體育活動，無拘無束地與女人交往，放開肚子喝酒，輕鬆的勤務工作，受歡迎的狩獵運動，加上一個脾氣暴躁卻人見人愛的上校，在韋伯斯特看來，在濱湖採爾的日子正是「軍人夢寐以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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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夏天對e連的弟兄們來說可謂有生以來最完美的夏天。可事實上，頭幾個星期一過，大多數的弟兄們就都厭倦了。軍隊的官僚作風使他們失望和厭煩，他們過量地飲酒，他們很想回家。

要想回家就得積到相應的分數，於是積分幾乎變成了弟兄們聊天的唯一話題，這個話題又讓大家的心情變得更糟。按照陸軍的積分系統，服滿一個月現役、參加一次作戰、獲得一枚獎章、結婚都可以得到加分。那個讓人感覺遙不可及的基本分數是85分。只有達到或超過這個積分的人才有資格退役，可以馬上坐船回家。分數不夠者註定只能留在師裡，很有可能還要參加在中國或日本的「大空降」。

軍官和士兵破天荒地特別重視起獎章來。一枚銅質紫心獎章可以積5分。毋庸置疑，軍隊的等級制度和官僚主義體系不可避免地對積分產生了不公平的影響。福利中尉回憶道：「有傳聞說團裡的某個副官僅僅因為挑選了採爾旅館作為辛克的團部，就撈了個銅質紫心獎章。」

e連的弟兄們在另一方面也同樣有受騙的感覺：在傘兵部隊，除了紫心獎章外幾乎不可能贏得其他勳章。「比如在101師吧，」韋伯斯特寫道，「只有兩個人被授予過榮譽勳章——502團的一個二等兵和一箇中校——他們都在行動中犧牲了。溫特斯少校參加過在諾曼底與德國炮兵連的激戰，理所當然地應該得到榮譽勳章，但他只獲得一枚優異服務十字勳章，而且這在2營也僅他一人。在e連，獲得銀星獎章的只有斯皮爾斯上尉和另外兩三人，約有12個弟兄獲得過銅質紫心獎章。但是，獲得紫心獎章的人很多，而且它算不上什麼獎章，只不過是步兵的徽章而已。」

e連的大多數弟兄在他們的歐洲戰區飾帶上只有4顆星形戰鬥獎章，不比那些從來沒有離開基地的文書所獲得的更多。「比如說麥克朗，」

韋伯斯特抱怨道，「他沉默寡言、瘦高、看上去一點也不起眼，沒人注意到他。但和他同在第3排的弟兄們卻敢發誓，這個老傢伙幹掉的德國人比營裡的任何一個人都多。麥克朗能嗅到德國佬的蹤跡，尋而殲之；他在黎明的進攻和夜晚的巡邏中追殺他們；他費盡周折地殺德國人，他冒的風險和自願承擔的危險任務比e連的任何其他弟兄都要多。麥克朗一天不落地參加了諾曼底、荷蘭和巴斯托涅的戰鬥。他得到了什麼功績呢？僅僅是一個歐洲戰區的飾帶和4顆星形戰鬥獎章。」

希夫提·鮑爾斯中士也和麥克朗的情況差不多。和101師的其他優秀戰士一樣，他沒有獎章，連紫心獎章也沒有，所以也沒有足夠的積分。大夥的怨氣日趨高漲，泰勒將軍不得不決定以連為單位舉辦一次抽籤活動，抽中的人可以輪流回家。鮑爾斯不想參加抽籤。「見他的鬼去吧，保羅，」他對羅傑斯中士說，「我這輩子啥也沒贏過。」羅傑斯勸他去試試，沒想到他真的被抽中了。

他剛一抽中，就有一個士兵提出用1000美元跟他換這次回家的機會。鮑爾斯回憶道：「我想了一會兒，1000美元的確是一個大數目，但最終我還是回答他：‘不，我還是要回家。’」

鮑爾斯收拾了他的戰利品，主要是手槍，辦好了必要的文字手續，領了回家的路費，和另外10名幸運的弟兄一起去了慕尼黑。沒想到他們乘坐的那輛車在轉彎時出了車禍，一輛美國大兵的卡車迎頭撞了過來。鮑爾斯被甩出車廂，摔在車道上，摔斷了好幾根骨頭，還摔出了嚴重的腦震盪。另外一個「幸運」計程車兵在這次事故中死了。鮑爾斯住進了醫院，在那兒他的路費和紀念品都被小偷偷走了。最後，他坐一艘醫療船回了家，比原先被他甩在後面的弟兄們還要晚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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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師和文書也能得到和身處一線的步兵一樣的積分，這已經讓弟兄們十分惱火，而混亂的積分制度更加深了這種不滿。弟兄們花費了大量時間計算分數，但關鍵在於使團裡的副官相信。韋伯斯特確信自己積了87分，但積分記錄卻顯示他的分數還不到80分。

泰勒將軍竭盡全力幫助他的這些老兵。他宣佈任何一個曾參加過諾曼底、荷蘭和比利時或由於受傷而錯過其中一場戰役的弟兄都將獲得一枚銅質星形獎章。當然，這一舉措受到了普遍的歡迎；但在起初的一段時間裡卻招致了大家更大的不滿，那是由於在泰勒宣佈該決定之後，又拖了好幾個星期，獎章和嘉獎令——以及隨之而來的最重要的那5分——才變成了現實。

所有這些瑣碎無聊的軍紀細節都讓弟兄們對軍隊及其作風的不滿與日俱增。徵兵人員正在軍官和弟兄們之間來回遊說，勸他們加入常備軍，幾乎無人響應。韋伯斯特說出了大多數軍人的心聲：「我對陸軍厭惡至極，這種深深的憎惡從來就沒停止過。我只要活著就不會說它一句好話。」他在給父母的信中這樣寫道，「我覺得我在軍隊中90％的時光都被浪費了。」唯一一件讓他有收穫的事是「我確實學到了如何與人相處」。當辛克想給韋伯斯特一個正式任命時，韋伯斯特想了一會兒後說他情願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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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記分體系會帶來不滿與怒氣外，陸軍裡隨處可見的酗酒現象、過量的手槍和繳獲的汽車過多也都成了引起麻煩的禍根：對在奧地利的101師來說，交通事故的危險性決不亞於當初在比利時面對的德國軍隊。在奧地利最初的3個星期裡一共發生了70起車禍，比6月和7月內的6個星期發生的事故還要多。共造成20人死亡，近百人受傷。

一天晚上，羅伯特·馬什中士開著輛德國卡車帶著二等兵約翰·詹諾威克從關卡走小路回營房。詹諾威克斜靠在一扇不結實的車門上。車撞上了一根木頭，詹諾威克失去了平衡，摔下了車，頭部著地。馬什火速把他送到濱湖採爾的團救護所，但由於顱骨破裂，詹諾威剋死在了路上。他的私人物品很少，只有一隻手錶、幾枚空降徽章、錢包和傘兵綬帶。斯皮爾斯上尉把它們收拾在一起，寄給了詹諾威克的父母。「他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旅程，」韋伯斯特寫道，「他曾空降在荷蘭，戰鬥在巴斯托涅。他討厭陸軍，但當今天，戰爭已經結束了，回家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時候，他卻死了。」

馬什並非酒後駕車。讓弟兄們引以為豪的是，在這方面，e連始終保持了良好的記錄：一向只委派那些頭腦清醒、責任心強計程車兵去執行守衛任務或在關卡執勤，而且弟兄們從不酒後駕車。其他連就沒有這麼小心謹慎了。二等兵奧基夫回憶起某天晚上，他和二等兵勞埃德·蓋伊在薩爾費爾登和濱湖採爾之間的關卡里執勤時遇到的一件事。「一輛德軍的敞篷小汽車沿著路飛馳而下，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蓋伊和我跳出來擋在路上迫使車停了下來。車裡有兩個穿著德國軍裝的人，都喝醉了。他們喊著‘見鬼，你幹嗎攔我們？都是自己人。’

「他們是我們的空降兵，但不是我們連的。我們警告他們：‘該死的，你們不要腦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