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漢堡大學藝術史教授的孫女m女士（按其意願隱去姓名）提供了她祖父的一份手稿。據她回憶，這份手稿的寫作時間不晚於1980年，因為她當年就已讀過這份手稿。最近她返回舊宅整理祖父的遺物時，在某個日記本里找到了它。手稿紙張已泛黃發脆，邊緣有另一種筆跡的評註。m女士請求我們的原諒，說邊注是她本人「無知少年時的信手塗鴉」。

現全文照錄如下：

我一度相信我會忘記這個故事。事情的開頭已說不清楚：9月的某個清晨，急促的電話鈴聲，閃爍其詞卻態度蠻橫的來訪者，一份送到眼前的奇特檔案。在不幸的年月裡，它也許是最說不清道不明的一段回憶。

文字（我想不出其他適合的字眼）是打字員謄寫在稿紙上的。我無緣接觸它的原件，來訪者也拒絕透露更多。我忍不住想象背後那個講故事的人。他或許挺有想象力，本人卻可能羞澀訥言，難以捉摸。他的名字、身份必然被抹去，他本人也難逃厄運。在這個荒謬的時代，我們多少同僚（我指的不僅僅是德國，而是全歐洲的同僚）被迫流亡他鄉，或飽受折磨；他們本應有尊嚴地留在教席上。我想到了赫伊津哈教授。我永遠記得他有關中世紀人的精彩論述，《中世紀的秋天》讓我頭一次對那個時代產生了興趣，尤其是早期佛拉芒畫派的那些不可思議的油畫。寫下這篇文字的人也說著赫伊津哈的語言，就內容而言，他也必然是赫伊津哈的讀者。

姑且先把他的文字當成故事來看吧：作為年輕比利時的第一代作家，夏爾·德·高斯特雄心勃勃，試圖以一部《烏蘭斯匹格傳奇》追尋比利時的根，那便是古老的佛蘭德。作者顯然也是夏爾·德·高斯特的讀者（他也為烏蘭斯匹格沒邊的搗蛋事蹟添了一筆），烏蘭斯匹格的父親被西班牙人燒死時，梅赫倫的揚恰好在根特找到了堂·迪亞戈。評論界有一種意見，說夏爾·德·高斯特固然描繪了佛蘭德人宴樂狂歡的粗野氣質，卻漏掉了它的另一半靈魂，那就是中世紀神秘主義的遺產，是能看見幻象的修士修女，是異端頻出的貝居安會，是大神學家揚·凡·呂斯布魯克。據說他正是在蘇瓦涅森林的一株椴樹下福至心靈，寫下了神秘主義的篇章。年輕的梅特林克曾因發現他的作品而興奮不已，宣稱自己找到了靈感與詩的根源，並將它從中古佛拉芒語譯為法語，包括《永福之鏡》，其中描繪至福的境界時，就有那個神秘莫測的句子：「眼睛挨著眼睛，鏡子對著鏡子，形象貼著形象……」故事的講法也許受到了這句話的啟發：把起先互不相干的形象放在兩面鏡子中間，就得到了互為映照、無限延伸的世界。當然，一切的故事套故事也許都是《一千零一夜》的後代。一切講故事的人都有意無意受到《一千零一夜》的啟發——不一定是故事內容，而是故事的講法，以及相信故事有影響現實的力量。這種影響可能是潛移默化、不為人知的。故事中的西班牙人隱約感到了這一點：他接觸過摩爾人，可能也因此接觸過《一千零一夜》的某些故事——儘管他尚不知自己在談論《一千零一夜》，因為西方發現它還要等到二百年後。

在夏爾·德·高斯特的小說之後，西班牙佔領下的佛蘭德多多少少成為傳奇想象的舞臺：兩個民族都氣質鮮明、個性強烈，歷史上竟發生過如此戲劇性的碰撞，不由得讓人遐想聯翩。在他人面前，我們才能更加認識自己。故事中的佛蘭德人與西班牙人每每想要達成聯合，想要互相理解，卻屢屢以失敗和遺憾告終，只除去不存於此世的聖徒（他們依據天主教「諸聖相通」的世界觀，在另一個世界達到了融合），只除去幻境中的一位佛蘭德女人和一位西班牙女人。在歷史想象中，她們各自都是自己祖國的某種象徵，各自令人唏噓的命運彷彿互為映象。

我不知道講故事的人是否真的在晚期羅馬教會史領域有所發現。顯而易見，1940年上半年的《比利時古代歷史與文獻學檔案》並沒有類似的文章發表。也許它和其他故事一樣，都是歷史想象的產物。那個故事有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影子。確認愛德華·吉本的影響，就相當於默許這樣一種觀念：基督教的興起與羅馬帝國的衰亡密不可分，無論人們更同情哪一方。我對古代教會史瞭解不多，不清楚是否真有那麼一個約翰教派。

我們始終不清楚雨果·凡·德·古斯最後在「紅」畫下了什麼畫。比起雨果的畫，講故事的人也許更偏愛雨果本人。他遁入森林，與呂斯布魯克相距如此之近，也許受到了感染或者驚嚇。他用自己的肉體和心靈承受了憂鬱，自己走進畫幅，成為了丟勒筆下悶悶不樂的天使。

這篇「文字」沒有名字。我想起（或是一廂情願地想起）藏在字裡行間的那位佛蘭德的揚，想起他在字裡行間的許多映象似的影子。從佛蘭德油畫中無所不在的凸面鏡，到《永福之鏡》的文字隱喻，沒有什麼比鏡子更適合作為佛蘭德的象徵。沒人說得清，當故事講到哪裡時，講故事的人徹底地改變了聽故事的人。他們都不再是一開始的自己。他們之間不僅產生了感情，還願意為對方赴湯蹈火。我不知道為萍水相逢的人冒險是否值得，也不知道冒險是否取得了成功。不過，畢竟納粹沒有贏得戰爭，就像佛蘭德畢竟沒有永遠被奴役。

來訪者要我答覆。我必須答覆。這是義務，而不是指點與幫助。他們想聽取佛蘭德藝術史專家的意見，可惜他們已經把最好的學者趕出了大學。

我說：「雨果·凡·德·古斯確有許多佚失之作，很可能分散在歐洲各地；但文字線索太少，亦不知畫面內容，故難以確定犯人敘述的真假。」

顯然，對方將它稱為證據，稱為自白書，而我們忍不住想叫它故事。——原邊注

荷蘭歷史學者，赫伊津哈因發表反納粹言論遭到解職，於1945年荷蘭解放前夕病逝。赫伊津哈生前即在德國頗有影響。——編者注

我認為不僅僅是指堂·迪亞戈對揚，而且尤其是指火車上的兩個乘客。另外，我認為情報沒有藏在畫框裡。按照附錄報告的線索，犯人交託出去的物品除了畫，還有那本沒人願意翻開的學術刊物。——原邊注

《影像學》的作者、藝術史學者潘諾夫斯基（1892—1968），因猶太人身份被漢堡大學解職。——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