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她們的盔甲，」他心想，「她們藉以抵禦未知的一切，並藉以表達對它的蔑視。」直到這時他才理解了為什麼梅不會繫上髮帶來取悅他，卻會如此真誠地履行那莊嚴程式——挑選並定製滿櫃子的衣服。
他預料得不錯，卡弗萊夫人家的宴會規模很小。他們發現，在狹長寒冷的客廳裡，除了女主人和她的妹妹之外，只有一位披著披肩的夫人以及她的丈夫——一位親切的教區牧師，一個寡言少語的少年——卡弗萊夫人說是她的侄子，還有一位黑頭髮的小個子紳士，她介紹說是侄子的家庭教師，報了一個法國名字。
梅·阿切爾走進昏暗燈光下這一群面容模糊的人中間，悠悠然彷彿夕照下的天鵝。她的丈夫從未見過她如此高大而美麗，衣裙搖擺得如此大聲；他發現，她那紅潤的面頰和窸窣作響的衣裙正標誌著極度的幼稚與膽怯。
「他們究竟想讓我說些什麼？」她那雙無助的眼睛正向他發出乞求，而與此同時，她那光彩奪目的形象卻也在他人心中激起了同樣的不安。美人即使缺乏自信，也依然能夠喚醒男人內心的信任，牧師和那位叫法國名字的家庭教師很快就明白告訴梅，他們希望她不要拘束。
但儘管他們百般努力，晚宴仍是令人興味索然。阿切爾注意到他妻子想在外國人面前表現得自在，話題卻無可救藥地越來越狹隘，雖然她的容貌令人愛慕，談吐卻讓對方掃興。牧師很快就放棄了努力，家庭教師則操著優雅流利的英語，繼續極有風度地對她滔滔不絕，直到女士們上樓去客廳，眾人才都鬆了一口氣。
牧師喝過一杯波爾圖酒之後便不得不匆匆告辭，去赴一個約會。那個羞澀的侄子似乎身體很弱，也被打發上床了。阿切爾和家庭教師卻繼續安坐暢飲，而突然間阿切爾發現，自從上一次與內德·溫塞特對談之後，他還沒有與人如此交談過。原來卡弗萊的侄子由於肺病不得不離開哈羅公學去了瑞士，在氣候溫和的日內瓦湖邊住了兩年。這個小書蟲被委託給裡維埃先生照管。現在裡維埃先生將他帶回英國，並陪伴他直到來年春天進入牛津。然後裡維埃先生直言不諱道，那時候他就不得不另謀職業了。
阿切爾認為，像他這樣一個興趣廣泛、多才多藝的人似乎不可能長期沒有工作。他三十歲上下，面龐瘦削而醜陋（梅一定會說他相貌平常），將他的所有觀點都表現得極其生動，而在他的活躍中卻不見絲毫的輕浮與卑賤。
他的父親英年早逝，生前是一個小外交官，原本希望兒子繼承衣缽，但這年輕人酷愛文學，先是投身新聞界，繼而開始創作（顯然並不成功），最後——經過其他一些他未向聽者提及的嘗試與輾轉——來到瑞士為英國少年充當家庭教師。不過在此之前，他長住巴黎，是龔古爾沙龍的常客，莫泊桑建議他放棄寫作（在阿切爾聽來，就連這都是無上的榮耀！），還時常在母親家與梅里美交談。他顯然總是陷於貧困，憂心忡忡（還要供養母親和待嫁的妹妹），而他的文學抱負看來已經落空。其實從物質而言，他的境況並不比內德·溫塞特光明，但正如他自己所說，在他所生活的世界裡，沒有一個熱愛思想的人會感到精神上的飢渴。而可憐的溫塞特正是懷著這樣的熱愛，卻幾乎要飢渴而死。阿切爾不由得替溫塞特羨慕眼前這位潦倒卻生氣勃勃的年輕人，他窮得如此富足。
「您瞧，先生，為了保持心智的自由，為了不束縛鑑賞力和批評的獨立性，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對不對？正因為此，我才放棄了新聞工作而選擇這個單調得多的差事，成了一個家庭教師兼私人秘書。這份工作自然非常枯燥，卻能讓人保持道德上的自由，也就是法語所謂的‘自主’。當一個人聽到高談闊論，他可以參與其中，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不必妥協，或者可以傾聽，並在心中應答。啊，高雅的對話——沒有什麼可與之比擬，對不對？思想才是唯一值得呼吸的空氣。所以我從不懊悔自己離開了外交和新聞——那不過是自我放棄的兩種不同形式罷了。」他又點起一支菸，神采奕奕地看著阿切爾，「您瞧，先生，能夠直面生活，那麼住在閣樓裡也是值得的，對不對？但畢竟還必須掙夠錢付閣樓的租金。我承認，如果到老了還在做私人教師——或者其他‘私人’什麼的，那就跟在布加勒斯特做一個二等秘書一樣，讓人想想就心寒。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必須下定決心，下一個大決心。比如說，你看我能不能在美國找到機會——在紐約？」
阿切爾驚異地看著他。一個時常與龔古爾兄弟和福樓拜來往的年輕人，一個將精神生活視為唯一的年輕人，要去紐約！他茫然地注視著裡維埃先生，不知該如何告訴他，他的那些優勢和有利條件無疑將恰恰成為他成功的障礙。
「紐約——紐約——可非得是紐約嗎？」阿切爾結結巴巴地說道，完全想不出他的故鄉能夠為一個將高雅對話視為必需品的年輕人提供何種致富的機會。
裡維埃先生蠟黃的臉上突然泛起一片紅暈。「我——我想那是您居住的大都市，那兒的精神生活不是更加活躍嗎？」他答道。然後，彷彿是生怕讓聽者感覺自己是在乞求幫助似的，他急忙又說道：「不過隨口一提，只是自己想想而已。其實我看眼下並沒有這個可能——」他站起身，繼續說著，看不出絲毫拘束：「恐怕卡弗萊夫人會認為我應該帶您上樓了。」
返回路上，阿切爾思索著這一段情景。與裡維埃先生共度的時光為他注入了新鮮空氣，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邀請他第二天來吃飯；但是他已經逐漸明白，為什麼已婚男人不能總是聽從自己的第一個念頭。
「那個年輕的家庭教師很有意思，飯後我們聊了書和一些問題，非常投機。」他在雙人馬車裡試探她道。
梅從夢境般的沉默中驚醒——他曾經在這種沉默中讀出多少意味，而六個月的婚姻卻已令他懂得了其中的含義。
「那個小個子法國人？他不是再平常不過了嗎？」她冷冷地問道。他猜測她心裡正暗暗失望，因為在倫敦受邀，見的卻是一個牧師和一個法國家庭教師。這種失望並非出於通常所說的勢利，而是老紐約在國外認為自己可能有失尊嚴時產生的一種感覺。如果梅的父母在第五大道款待卡弗萊姐妹，他們一定會邀請比牧師和教師更重要的人物來作陪。
但阿切爾心裡煩躁，便追問起來。
「平常——哪兒平常了？」他質問道。而她竟出乎意料地迅速答道：「怎麼，我說他哪兒哪兒都平常，除了在他那個教室裡。這種人在社交場合總是很令人尷尬的。不過，」為了緩和氣氛，她又說道，「我想要是他為人聰明，我就不會察覺了。」
她說「聰明」就跟說「平常」一樣讓阿切爾很反感。不過他開始害怕自己會常常去想她身上讓他反感的東西。畢竟她的觀點並不新奇，他從小熟悉的每一個人都抱著同樣的觀點，他早已視之為必然而儘可以忽略的。直到幾個月前，他才認識了一個對生活抱著不同看法的「好」女人。而如果男人結婚，那就必然是要選擇好女人的。
「啊——那我就不請他吃飯了！」他笑著決定道。梅不解地說：「天啊——請卡弗萊的家庭教師吃飯？」
「哦，不是在請卡弗萊的那一天，如果你不願意就算了。但我的確希望再跟他談談。他想去紐約找工作。」
她更驚訝也更冷淡了。他幾乎認為她在疑心他染上了「外國腔」。
「去紐約找工作？什麼工作？大家都不請法國教師的。他想做什麼呢？」
「主要是享受高雅的對話，我想。」她丈夫有意這樣答道。而她則讚賞地大笑道：「噢，紐蘭，太好笑了！這不是太法國了嗎？」
他希望邀請裡維埃先生，梅卻拒絕考慮，但總的來說，他很高興這件事就這樣解決了。如果再有一次飯後交談，就很難避免去紐約的問題了。而阿切爾越想越覺得無法將裡維埃先生放入他所熟悉的任何一幅紐約場景之中。
想到以後會有許多問題自己都將不得不放棄了事，他不由心中一凜。然而，當他開銷了車費，隨著妻子的長裙裾走進房子裡之後，他想起老話裡說過新婚後的六個月最難度過，便感覺寬慰了一些。他想：「六個月之後，我想我們就差不多能磨去彼此的稜角了。」但糟糕的是，梅所著力的卻恰恰是他最希望保留的那些稜角。
baronessbunsen（1791—1876）：英國畫家、作家，其丈夫為德國外交官。1868年本生夫人出版了丈夫的傳記。
charlesfrederickworth（1826—1895）：英國服裝設計師，其設在巴黎的時裝店開啟了高階定製時裝業。
pocahontas（1595—1617）：美國弗吉尼亞州印第安部落酋長的女兒，後嫁給英國種植園主，作為「開化的野蠻人」進入英國社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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