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龐迪特，您真好。」

這話深深地打動了他。他說：「等你獲得了文憑和學位從英國回來，成了大人物、大藥劑師，我再過來要回你欠我的也不遲。」

我告訴哈特我要走。

他說：「去幹什麼？做勞工？」

我說：「政府給了我一筆獎學金，讓我去學藥劑學。」

他說：「是你自己爭取到的嗎？」

我說：「不是我，是我媽。」

埃多斯說：「這是件好事。我認識一個藥劑師，我為他清理垃圾有好幾年了。那傢伙富得都什麼樣啦，錢那是滾滾地來。」

訊息傳到伊萊亞斯那兒，他卻是另一種反應。有天晚上他跑到我家門口，大喊：「賄賂，賄賂。你們就知道賄賂。」

我母親也狠狠地回敬了一句：「抱怨別人賄賂的都是自己拿不出東西賄賂的窮光蛋。」

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一切準備就緒，只待我出發了。在此期間，特立尼達政府向英國駐紐約領事館寫了封信，讓英國領事館瞭解了我的情況。美國人要我保證不會使用武力推翻他們的政府，最後發給了我簽證。

臨行前的那個晚上，我母親在家舉辦了一個小型聚會。聚會有點像葬禮上的守靈。來的人個個神情沮喪，都說會很想我的，但轉身就把我忘了，只顧埋頭吃喝。

勞拉在我面頰上親了一口，並給了我一個聖克里斯托弗的大勳章，讓我把勳章掛在脖子上。我答應她我會的，然後就把它放進了口袋。巴庫太太送了我一個六便士的硬幣，她說那個硬幣是她專門準備的。其實，它看上去同其他六便士的硬幣沒有什麼不同，我想，後來我把它給花了。泰特斯·霍伊特不計前嫌，給我送來了普及版丁尼生詩選的第二卷。埃多斯給了我一隻皮夾，還發誓說它是新的，幾乎沒有用過。博伊和埃羅爾什麼也沒給我。哈特送了我一包香菸，說：「我聽說你戒菸了，但是拿著這個吧，說不定你會改變主意的。」結果我還真的又抽上了。

巴庫叔叔一晚上都在修車，就是那輛第二天要送我去機場的汽車。我幾次跑出去讓他別忙了，可他都說化油器有點毛病要修修。

第二天早上，巴庫早早起床後又修起汽車來。我們本來打算八點出發，可到了十點巴庫還沒有修完。我母親有點著急，巴庫太太也不耐煩了。

可巴庫還躺在車下，邊修車邊吹著口哨，是《羅摩衍那》裡的一對兒對句。等從車下鑽出來後他還樂呵呵地說道：「你們等急了吧？」

我們終於準備完畢。還好巴庫沒有修壞發動機，它還能點上火。我的行李被裝上了車子，我這就要永遠離開這所房子了。

這時我母親說：「等一下。」

她把一個盛了牛奶的銅壺放在門口。

我現在也鬧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那扇門很寬，足夠過一輛汽車，那壺大約四英寸寬，就放在正中間。我記得我是蹭著門邊走的，根本沒有靠近那隻銅壺，但我還是把壺給踢翻了。

母親的臉一下子沉了下來。

我說：「這是不祥的兆頭嗎？」

她沒有回答。

巴庫在按喇叭了。

我們上了車，巴庫發動了汽車。車子沿著米格爾街開到賴特森路，又朝南碼頭開去。一路上我沒朝窗外看一眼。

母親一面哭一面說：「我知道，我再也不會在米格爾街上看到你了。」

我說：「為什麼？就因為我踢翻了那壺牛奶？」

她沒有回答，只是一個勁兒地為打翻的牛奶掉淚。

直到車子開出了西班牙港城郊，我才朝外面望去。天氣晴朗而炎熱。稻田裡一些男女在幹活，路邊的一個水塔下一群孩子正在洗澡。

我們及時趕到了皮亞爾科。這時我真希望自己沒有得到那份獎學金。在機場的候機大廳裡我很害怕。一群肥碩的美國人在酒吧喝著不知名的飲料，那些戴著太陽眼鏡的美國女人一臉傲慢，講起話來嗓門特別大。他們看上去都挺富有挺自在的。

接著廣播裡分別用西班牙語和英語說，二〇六次航班的起飛時間推遲六個小時。

我對母親說：「我們回西班牙港吧。」

我知道過不了多久，我還會在候機廳裡遇到那幫美國佬，我只希望和他們碰面的時間越短越好。

回到米格爾街，我最先看見的就是哈特。當時他正拖著腳從咖啡館裡出來往回走，胳膊下還夾著一張報紙。我朝他揮了揮手叫了起來。

他只說了一句話：「我以為你這時已經在天上了呢。」

我很失望，倒不光是因為遭到了哈特的冷遇。我失望，是因為我走了，註定要永遠地走了，可米格爾街上的一切都還是老樣子，並沒有因為我的離開而有絲毫變化。

我看了看門口那隻被打翻的銅壺，然後對母親說道：「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再也不會回到這裡來了呢？」

她笑了，看上去很高興。

我和母親、巴庫叔叔以及他太太一起在我家吃了最後一頓飯，然後又沿著那條通向皮亞爾科的滾燙的馬路返回機場。飛機已經在等著啦。我認出了一個海關官員，他免檢了我的行李。

播音員的聲音冷靜而又漠然。

我擁抱了母親。

我對巴庫說：「巴庫叔叔，我本來不想告訴你的，但我想我聽見你車子的挺杆有撞擊聲。」

他的眼睛一亮。

我和他們一一告別，快步向飛機走去。我沒回頭看，只看著前面自己的影子，一個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動著的小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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