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而言，《第二十二條軍規》的歷史始於1953年，那年我著手寫作本書。1953年，我在當時還是學院的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教了兩年英語寫作之後，受僱於紐約一家小廣告公司，做廣告文字撰寫人。最初，我急切地想得到讚許意見，把開篇第一章寄給了幾位著作代理人，他們是我在《時尚先生》和《大西洋月刊》上發表幾篇短篇小說後聯絡上的。這幾位代理人沒覺得怎樣，但是那兒的一位年輕助理坎迪德·多納迪奧卻很欣賞，於是她徵得許可，把那一章送交幾份定期發表「創作中小說」片段的出版物。

1955年，那一章刊登在平裝版季刊《新世界寫作》第七期（這本刊物還收了以筆名發表的另一部創作中小說的摘錄——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幾位知名出版社的編輯來信表示讚賞和有興趣，於是我受到了鼓勵，繼續這件工作，為此耗費的時間，現在回過頭來看，要比當初預想的長上很多年。

1957年，完成大約兩百七十頁打字稿的時候，我受僱於《時代》雜誌，白天撰寫廣告銷售介紹，暗中則把一些想法偷偷記在紙上，供晚上回家寫小說時用。而坎迪德·多納迪奧正憑藉自己的努力逐漸成為一位傑出的代理人，

她手上的那份美國作家委託人名單特別搶眼。我們商定，不妨把這份不完整的手稿遞交給若干出版社，主要是就這本我們都如此關心的小說的出版潛力征得一點實際的看法。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一位她認識的年輕新編輯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認為這位編輯會比大多數人更願意接受創新，他的名字是羅伯特·戈特利布。她是對的。

戈特利布忙著閱讀那些打字稿的時候，我便利用慷慨的《時代》雜誌給的四個星期夏日休假，開始重寫。戈特利布和我見面共進午餐，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我的性情，好弄清楚我作為作者，合作中有多通情達理。聽他婉轉地提到某些總體建議（這些建議他認為終究還是必須提出來），我隨即遞給他新寫的文稿，並自負地回答說，這些問題我相信差不多都已經考慮到了。

他的顧慮讓我感到意外。我也許會反感跟這麼年輕的人合作——我想他當時二十六歲，而我三十四歲。更令我大吃一驚的是，後來聽他說起，他和他在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最親密的同事尼娜·伯恩最初都被我表現出的一種懷疑態度嚇住了，而我並不知道自己居然會有這種態度。從那以後我就沒有懷疑過他，而且我特別不相信，戈特利布——他接著將擔任諾普夫出版社的總編，然後是《紐約客》雜誌的編輯——究竟還會害怕誰。

我至今仍極為愉快地記得，他並不找我要小說梗概，甚至從不探求他已經看到三分之一的小說將向哪裡發展。我收到的合同要求，出版社支付一千五百美元預付稿酬，合同簽訂時支付一半——其實我並不需要這筆錢，餘下部分在作品完成並交付出版時支付。

也許我是他的第一位小說作者，但不是他的第一位出版作品的作者；我還需要三年時間完成作品，其間還有別的作者帶著已完成的手稿來找他。也許我還是坎迪德最早的委託人。他們都像我一樣為《第二十二條軍規》最終的成功歡欣鼓舞，這以後我們三人只要回憶起這段經歷，一直都非常陶醉。

1962年2月28日，記者理查德·斯塔恩斯在他的報紙《紐約世界電訊報》上發表專欄文章，給予高度讚揚。文章開頭是這樣說的：

「我認為，約塞連將活得非常長久。」

他的頌揚完全是意想不到的，因為斯塔恩斯先生是那種風格強硬的新聞記者，他慣常的活動領域在於本地政治，而大家普遍認為《紐約世界電訊報》總體上是保守的。

至今我都對斯塔恩斯先生自發且毫不保留的讚許心存感激，為他準確的預言而感謝他。約塞連的確活了很久了。《紐約世界電訊報》早已停刊，最初那份廣告裡提到的人很多已經謝世，其餘的大多數也存日無多了。

但是小說結束時約塞連是活著的。因為電影的緣故，即使是這部小說的核心讀者都會有一種最終的、持久的想象：他在海上，坐在一隻黃色充氣救生筏裡，奮力划向自由。小說中他沒有走到那一步，但是他沒有被抓住，也沒有死。我剛剛完成續篇《終了時刻》（那個逃跑的卡通造型又出現在封套上，不過他戴著商人的帽子，拿著一根手杖），在小說結尾，他再一次仍然活著，雖然老了四十多歲，但絕對還在那裡。「每個人都得死，」小說中他的醫生朋友以強調的語氣提醒他，「每個人！」但假如我再寫一部續集，到結尾他仍然會活著。

有朝一日，我必須承認，現在已七十歲的約塞連也不得不死去，但那不會發生在我的手裡。

約瑟夫·海勒，1994

於紐約東漢普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