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當然地以為我在擔心格雷戈爾。每當她的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態度表明他們覺得我是一個深陷痛苦的妻子時，我就對自己感到害怕。

當然，我不可能忘記格雷戈爾。他屬於我，像我的腿和手臂屬於我一樣。簡單來說，你走路的時候不會想到是你的腳在動，也不會在洗衣服的時候想到這是手臂的功勞。他不在的時候，我的生活依然流淌。就像母親把我送到學校後，沒有我她也一樣回了家；就像我弄丟了媽媽送給我的那支新的自來水筆，我母親的生活也絲毫不受影響。也許有人偷了我的筆，也許別人不當心把它放到了自己的鉛筆盒裡，我不可能去翻同學的書包，所以我永遠地失去了媽媽為我買的簇新的黃銅製成的自來水筆。但是我的媽媽對此一無所知，所以她照舊整理我的床塌，疊起我的毛衣。因為我的過失，我受到了懲罰，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少愛我的母親一點。我什麼都不能說，我要保護這個秘密。唯一能讓我對母親的愛存活下去的方法竟是背叛這份愛。

「然後事情都會解決的，你知道嗎？即使人們不再抱有希望。」瑪麗亞說，「想想可憐的施陶芬貝格吧。去年他的車在突尼西亞的礦場出事的時候，我們還以為他會瞎了呢。不過老天保佑，他只是丟掉了一隻眼睛。但是他活得好好的。」

「不僅僅是一隻眼睛……」

「好吧，他還失去了右手，還有左手的小指和無名指，但是他完全沒有喪失魅力呀，我總是跟他的妻子妮娜說：‘你跟世界上最帥的男人結婚了。’」

我為她如此評價一個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而感到吃驚。瑪麗亞不是不知廉恥，她內心善良，她只是熱情高漲。

「我可以和克勞斯談論音樂和文學，就像和您一樣。」她說，「他從小就想成為一名音樂家或者建築師，但是十九歲的時候他參了軍。真可惜，他那麼有才華。我聽他抱怨了很多次：這場戰爭實在是太長了。他覺得我們會失敗。話雖這麼說，他還是以最大的責任感去打仗。大概他總是這麼毫無保留。有一次他給我背誦了他最喜歡的詩人斯特凡·格奧爾格的詩：‘保持緘默的造物者做得最好——他沉思著等待來自上天的幫助。’這是《班貝格騎士》的最後兩行詩句。可是克勞斯從不等待任何人的幫助，他做什麼都親自動手。你相信我，他不害怕任何事情。」

她鬆開抓著我的手，喝完了杯中的檸檬水。一定是這段對話讓她口渴了。女傭拿來了奶油水果蛋糕，瑪麗亞拍了拍胸口：「我太貪吃了，我真可憐，我每天都要吃甜食，為了補救，我就不吃肉了。這對我會有好處，對吧？」

這真是一種不同尋常的習慣。在當時，除了元首之外，我還不認識其他任何自願放棄肉食的人。當然，實際上我也不認識元首，我為他工作，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沒想到瑪麗亞再次曲解了我的沉默：「羅莎，您今天還真是心情特別不好呢。」反駁她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得做些事情，讓您振作起來。」

她邀請我去她房間，我還從未進去過。房間裡的一扇大窗幾乎佔據了整個牆壁，溫暖的陽光蔓延開來。房間正中有一張深色的圓形木桌，上面參差不齊地擺了幾本書。房間裡到處擺放著裝滿了鮮花的花瓶，鋼琴反而被困在了角落裡。樂譜散落在長凳和地毯上，瑪麗亞撿起它們後坐下：「來吧，來吧。」

我站在她身後，鋼琴的正上方掛著希特勒的肖像。

畫中的他露出四分之三的臉，目光朝前，眼神中充滿鄙夷。他的眼睛因為眼袋而耷拉著，臉頰也鬆弛了。他身穿一件灰色長大衣，衣服完全敞開，以炫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得的鐵十字勳章。他的一隻手臂微曲，握拳放在腰際：他不像個戰士，倒像一個在責備兒子的母親，或像一個用鹼水擦洗地板後休息片刻的妻子，他身上有一些女人味的東西。他的小鬍子看上去像假的，像為了應付歌舞表演而貼上去的一樣：我以前還從來沒有注意過這點。

瑪麗亞回頭見我正盯著那幅畫像，說道：「畫中的這個男人會拯救德國。」

我爸爸如果聽到這句話，真不知會作何感想。

「我每次遇見他，都覺得是在和先知交流，他有一雙磁鐵般的眼睛，它們幾乎是紫色的。他說話的時候，空氣彷彿被他帶動了，我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有魅力的人。」

我和這個女人有什麼可以分享的？為什麼我會在她的房間裡？為什麼很多時候我總身處我並不想待的地方？我屈服了，我不再反抗。親友被一次次帶離我身邊，但我依然活著。人類最大的能力就是適應環境了吧，可適應得越多，我就越覺得自己不像個人。

「我一點也不驚訝他每天都會收到大量來自崇拜者的信。與他共進晚餐時我興奮得甚至忘記了吃東西。在告別的時候，他吻了我一下，然後問我，」瑪麗亞試著模仿他的聲音，「‘孩子，求求你再多吃一些吧，難道你不覺得你太瘦了嗎？’」

「您也沒有太瘦啊。」我反駁道，彷彿她剛才是在問我。

「我也這麼覺得，至少不比愛娃·布勞恩更瘦吧，我還比她高一點呢。」

齊格勒也提到過愛娃，那是元首的秘密女友。在男爵夫人面前突然想起他，讓我有些不自在。我擔心想起齊格勒時我的臉色會有變化，令她察覺到什麼。

「你知道嗎？希特勒說話特別幽默，我被逗笑過好幾回。有一次我從袋子裡拿出了一面小鏡子，他注意到了，並和我說，他作為一個男人也有同樣的一面鏡子呢。‘真是令人吃驚，元首先生，您為什麼要拿一面女人的鏡子呢？’克萊門斯問他，‘多奇怪啊。’但希特勒說：‘我用它反射陽光，晃暈老師的眼睛啊。’大家都笑了。」瑪麗亞邊說邊笑，以為可以感染到我，「但是有一天，老師給他寫了一段評語。在課間休息的時候，他和同學們都去看老師在登記簿上究竟寫了什麼。上課鈴聲響起後，他們重新回到自己的課桌前，開始合唱：‘希特勒用鏡子射子彈’。這就是老師在登記簿上寫的東西，十分押韻呢。老師說得沒錯，希特勒就是一顆子彈，從某些角度來說，他現在仍然是。」

「就是因為這樣，他就可以拯救德國？」

瑪麗亞皺起了眉頭：「羅莎，不要拿我當傻子耍，我不允許任何人這麼做。」

「我不是不尊重您。」我解釋道。

「現實點吧，你應該知道我們需要希特勒。要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當中選一個，無論誰都會選擇希特勒吧？難道你不會嗎？」

如果格雷戈爾不曾告訴我布林什維克的天堂是一堆乞丐居住的棚屋，我對斯大林或蘇聯就一無所知。但我對希特勒的憤怒是個人的。他把我的丈夫從我的身邊帶走了，而我每天都在死亡邊緣為他工作。我的存在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這令我十分厭惡。希特勒供給我營養，但營養同樣可以殺了我。歸根結底，給予最終會讓生命走向死亡。格雷戈爾曾經說過：「在創造之前，上帝先考慮了滅絕。」

「難道你不會嗎，羅莎？」瑪麗亞又一次問我。

我簡直髮自本能地想告訴她克勞森多夫軍營裡發生的事情，告訴她當我們中毒的時候黨衛軍對我們做了什麼。但我只是機械地點點頭。為什麼我會覺得試毒員的故事能讓她心生憐憫呢？說不定她早就知道了。男爵夫人與元首共進過晚餐，也邀請過齊格勒參加她的招待會。她和中尉是朋友，不是嗎？突然地，我想談談他，而不是希特勒，我想通過她的眼睛看他。我自己都對自己當試毒員的故事失去了興趣。

「不幸的是，每一次的變化都會使一些新東西出現，不過新的德國將成為使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得更好的地方，對你來說也一樣。」

她彈起琴，關於德國的討論已經結束了，她還有其他東西要去追求。瑪麗亞對所有事情都充滿了一樣的熱情，我們可以談論元首，也可以討論奶油水果蛋糕；她可以背誦一首斯特凡·格奧爾格的詩，或者唱一段因為她親愛的希特勒而被迫解散的「六重唱」組合的歌曲：所有事情對她來說都一樣重要。

我沒有責怪她，我再也沒有辦法責怪任何人。事實上，我很喜歡她那隨著節奏搖晃的腦袋和她催促我唱歌時彎彎的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