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噓。」

「還有英國人。」那些帝國主義國家趁著中國衰弱之際，迫使中國吞下鴉片，然後蜂擁而上，蠶食掠奪。如今，日本人做的是同樣的事，而且手段更加兇狠。我們走了沒多久，就看見一個路標，指向售賣海洛因的窩點。

「醫院。」婆婆語氣平緩地念著路標上的字。厚顏無恥的日本人一向喜歡用這種充滿諷刺意味的委婉語，我們早就習以為常了。雖然一上午看見的都是這些，不過去寺廟路上這自由自在的幾個小時，仍然讓我覺得很開心。

我們上岸後一直沿著中山路向上走，不時從人行道走到馬路上，以便繞過腳步緩慢的行人。這條坡路走起來很辛苦，身上的汗珠剛冒出來，就被迎面的風吹乾了。我心想，我和婆婆跟郝思嘉一樣，都是堅強的女性。勇氣和頑強的生命力，在戰爭期間尤為重要。街道漸漸變得平坦，人行道上到處是背後綁著個烏龜殼裝飾的行人和慢悠悠逛街購物的人，我們只好一直在馬路上走。這時一輛滿載警察的卡車拉響刺耳的警笛從後面駛來，我們匆忙跳上人行道。

終於，我們看見了千手觀音寺。寺廟紅藍相間的飛簷和貼金的彩繪，與周圍單調的灰瓦屋頂形成鮮明對比。觀音寺的大殿有三層屋簷，層層相疊，最上層的頂部是一隻鳳凰。看到寺廟時我的眼淚差點掉了下來。戰爭沒有毀掉觀音寺，這裡一如往昔——巨大的黑色香爐穩穩地立在三隻粗壯的香爐腳上，信眾們點燃香燭喃喃禱告，坐在一張破桌子前的代書人正為不識字的人代寫情書或票據。算命先生們跟從前一樣，坐在寺廟的廣場中撥動三絃招攬生意。

其實我更願意請昌佑寺住持幫我解讀阿豆的八字。但是，不要說這次我沒有胎夢，即便有，去寺廟的路實在太遠太危險。我打量著廣場四周的算命先生。其中有一位留著稀疏白鬍子的老人，身邊圍了一小圈人。他像打坐一樣，盤腿坐在墊子上，一雙盲眼盯著對面矮木凳上的年輕女人。「35卦。」他用算命先生慣有的平淡語氣說道，讓人聽不出他預測之事是吉是兇。風越來越大，呼嘯著捲過屋頂，朝屋簷裡面吹來。「離上坤下。」老人提高了嗓門。一陣風把他的鬍子朝臉上吹去。聽起來這個卦象不錯，比阿豆的艮上坎下要好，不過任何卦象都是吉凶摻雜的。「他以後的官運不錯。」算命先生接著說，毫不理會飄進嘴裡的鬍鬚。

年輕女人的雙手緊緊握在一起，一陣風掀起她的裙子，將裙襬一直掀到肩膀。算命先生定是真的失明瞭，對此視若無睹。「這個孩子要小心，不能貪墨啊。」他建議。

石子路對面的水桶發出咣啷咣啷的響聲，人們慌張四顧。颱風季已然來了。「有名望。有錢。這孩子命真好！」算命先生的聲音隨著飛揚的塵土和枯葉變得越來越大，可是誰會在乎一個孩子是不是「自負，有時略顯膚淺」呢。鼓浪嶼那些算命先生實在是愚蠢，我用不著他們告訴我，阿豆是個沉靜善良的孩子。在這麼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裡，「公正無私」的性格能有什麼用？

那個女人向前拉了拉凳子。瓦片和百葉窗被風吹得格格直響，算命的盲人和年輕女人離得很近，似乎有意避開旁人，我聽不見他在講什麼了。反正年輕女人只會記住她願意聽的東西。至於我嘛，我記得那些愚蠢的算命先生說的每個字，尤其是那些我不願聽到的話。「山下出泉。」有個算命先生說。「山澤損。」另一個人說，「會漸漸損耗。」天哪，他們說的這些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時，不知街上出了什麼事，人們開始四散奔逃，即便是在佔領區，突然響起的呼喊聲和喇叭聲也顯得非同尋常。女人推開凳子站起身，算命老先生的嗓門立刻變大了。「好心的太太。」他說，「供養的錢。要給神明供燈油啊。」伴隨著他要錢的聲音，三絃也發出哀怨的曲調。這時，之前圍在算命先生身邊的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我和婆婆。

年輕女人轉身剛走，我一把搶過小凳子，坐在算命先生跟前。「我的次子是今年出生的，1940年5月。」我說。他舉手示意我停下。街上警笛呼嘯。他閉上混濁的眼睛，頭歪向一邊，聽著街上「讓開，讓開」的喊聲。然後，他一語不發，開始把算命用的瓦片和八卦圖往布包裡塞。

「先生，怎麼……」

他把三絃放在墊子上，捲起來固定好。

「你坐的凳子。」他說。

「我特意從鼓浪嶼過來，要為我的——」

「明天再來吧。」他從我手裡接過凳子，連同其他東西一起綁到背上。「你沒聽見嗎？」他努起嘴朝街上示意。

我正要開口埋怨他幾句，一卷開啟的宣紙突然砸到婆婆肩上。她彎下腰咳嗽起來，代書人朝我們跑來，揮舞著手臂一迭聲地喊，「哎呀！哎呀！」他身後的桌子倒了下來，毛筆、墨錠、鎮紙散落在人行道上。我摩挲了半天婆婆的後背，咳嗽聲才停下來。我撿起地上的宣紙卷，跑過去拿給代書人，長長的紙卷像風箏尾巴一樣拖在我身後。我又幫代書人收拾好抄寫工具和那張搖搖晃晃的破桌子。等收拾停當，寺廟廣場上的人已經全部走光了，只剩下一個正在捆紮物品的和尚。看來沒別的辦法了，我只好打消原來的念頭回鼓浪嶼。

回家的路程一開始還算順利。人行道上空蕩蕩的，日本兵和中國警察在中山路上來回穿梭，根本注意不到我們。軍警出現的時候，我們急忙躲進一條小巷，然後沿著偏僻的街巷朝海灘走去。大街上一下子湧出來那麼多日本海軍，我猜一定是中國海軍在進攻。可是，當我們從最後一條巷子裡探頭出來張望時，連中國軍隊的影子也沒看到。日偽政府的警察在鷺江賓館周圍拉起了一條警戒線，日本兵正在街上盤查酒店的客人。狂風從海面上吹來，排隊等待盤查的人彎下膝蓋，彼此攙扶著穩住身體。維持秩序的警察看起來也很樂意互相挽住手臂。大家都知道十月份颱風的威力有多可怕。

我和婆婆靠在一棟建築物旁，肩膀抵住花崗岩外牆，那種堅硬的感覺讓我們安心。有呼嘯的風聲做掩護，大家開始公然談論廈門特別市政府議員被謀殺的事。有個自稱知道內幕的人說出了死者的姓名，周圍的人聽到後都呸了一聲，紛紛咒罵，此人臭名昭著，不僅大發不義之財，對日本主子更是奴顏婢膝。

我們在小巷裡等了很久，聽大家說到刺客及其同夥——一個喬裝成皮條客的年輕男子和一個漂亮女孩——很可能昨天夜裡逃走了。我們隨著人群慢慢移動，今天碼頭上衛兵的盤問一定是場痛苦的煎熬，而波濤洶湧的海面也會讓我們的回程異常驚險。

事實的確如此，海上掀起一個個巨浪，我們擔心可能要等到颱風過後渡船才會開。不過，日本衛兵一點也不在乎，因為今天負責駕駛汽艇的是個中國人。這是一次恐怖的經歷。小船劇烈地搖晃著，不斷被拋向空中，海浪撲向船頭，從船舷灌了進來，我和婆婆緊緊抱在一起，拼命抓住溼滑的扶手和長凳。到岸後，我們頂著風雨向前走，腳下趟著從水溝裡不斷湧出的積水，我心裡充滿了歉意。「真的很對不起，婆婆。」我迎風向她喊道。

***

我和婆婆到家時，阿桂和素莉已經關上木百葉窗，把傢俱推到靠內側的牆邊。她們捲起了地毯，摘下了掛在牆上的飾品，把花瓶、雕像和照片等可能會被暴風雨損壞的物品全部收了起來。素莉終於聽見我們重重的敲門聲，冒雨跑出來開啟門。阿桂胳膊上搭著毛巾在屋裡等我們。她用毛巾把我們裹起來，一邊絮絮叨叨地數落著，讓我們上床前要喝碗熱湯，一邊帶我們穿過已經面目全非的房間。

半夜時分，所有人都睡著了，只有我筆直地坐在床上，兩手緊緊捂著耳朵，卻根本無法擋住外面狂風的怒吼。天哪，刺耳的嗚咽聲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停下來？呼呼的風聲和百葉窗砰砰的撞擊聲像是一支幽靈軍隊在憤怒地廝殺。我眯著眼睛，縮起雙肩。我之前經歷過很多次颱風，甚至喜歡颱風天——風呼嘯時令人感到緊張興奮，大家縮在屋子裡面，知道再過幾個小時颱風就會結束，平安無事後我們還可以慶賀一番。但今晚不同，這次的颱風讓我有種不祥的預感。

最後，我精疲力竭地放下雙手，倒在枕頭上。如果婆婆因為今天外出染上肺炎，那麼，這全是我一個人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