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聽說姐姐蜜絲有本戰時日記存在，是1945年一個暴風席捲的夜晚，我正被困在慕尼黑和紐倫堡之間的高速公路上。我的吉普車壞了，需要在黎明前趕回紐倫堡。我站著，全身都溼透了，不停地顫抖，伸著手，試著靠豎個拇指來攔輛順風車。後來是一輛很大的美國軍車在我面前來了個急剎車，一個胖乎乎的有著粉色臉龐的陸軍少校傾了身子，開門，示意我爬進去。
過了一會兒，他突然問我要身份證，說想檢查一下。認真地審視了一會兒，接著他讀出了我的名字，然後轉身，懷疑地看著我，嚷嚷道：「瓦西里奇科夫？你和蜜絲·瓦西里奇科夫是有什麼關係嗎？」「是的，她是我姐姐。怎麼了？」「那你穿著美軍制服幹什麼？」因為我當時正穿著規定的工裝綠，還帶著一個三角形的為美國軍隊服務的文職人員徽章，我解釋道我在紐倫堡的國際軍事法庭工作。「這怎麼可能呢？你的姐姐不是在納粹外交部上班嗎？」「是啊。那又怎麼樣？不過你是怎麼知道她的？」「我之前讀過她的日記，那是關於戰爭的記錄裡最被高估的一個！」接著，更討厭的開始了：「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麼做到在這種家庭背景下還穿著我們美軍的制服的，這是到了紐倫堡之後我要立馬調查的第一件事情！」他把身子轉了回去，我們沒再多說一句話。最後，在那個我被安排住宿的傳說中的「大酒店」，他懷著明顯的厭惡之情把我放下了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向陸軍少將湯姆·霍奇斯報告了昨天的經歷。湯姆是一位受勳的老兵，我們本地情報中心的領導。我對他其實已經非常瞭解，他碰巧還是我未來姐夫、上尉彼得·哈恩登的朋友和前同事。軍隊，尤其是情報部門，不喜歡被外人干涉自己的內務，因此我那位胖胖的陸軍少校（他顯然從未聽過挑釁的槍聲）很快被警告少管閒事，關於此我並沒有再聽到更多事情。但是他提到過的蜜絲日記強烈地激起了我的好奇。當然，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在未來的歲月中，我將會和這本日記密切相關。
我待在戰亂的柏林的那一年，住在姐姐的房子裡。我常常可以看到她在專心敲打她的打字機，並經常小聲咕噥著什麼。她時不時會給我講講她的打字稿並對之發表一些看法。她的日記內容有時候聽起來很有趣，有時候又很搞笑，有時候又非常恐怖，但總是生動的。然後我離開柏林去了巴黎，蜜絲也曾短暫探望過我。但是後來，我們的人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直到那一次，在那剛被佔領的德國，大雨沖刷過的高速公路上，我邂逅了那個胖胖的陸軍少校，我們的人生重新發生了聯絡。那次之後，我去慕尼黑拜訪她和彼得，她給我讀了她的日記。雖然那還是最初的草稿的形式，但我立即著了迷。不過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使她確信，這是多麼獨特的一份文獻，是多麼需要被出版的東西。
將近半個世紀以後，在姐姐臨死前，她叫我在日記裡添上一些必要的歷史背景和註釋。她因為疾病而太過虛弱，已不能親手做這些了。
為了弄清楚戰爭期間和戰後，蜜絲在日記裡提到的各個「英雄」和「惡棍」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我曾散發過一個簡短的問卷。而得到的反應卻很出人意料。一位至關重要的見證人（日記裡無數次提到過的）「西西」·維爾切克女伯爵，在戰爭臨近尾聲時飛去了維也納，和蜜絲一起駐守那個靠近格蒙登的醫院。因為生病和飢餓，蜜絲中斷了她的日記寫作，四個月後才重新開始。西西是唯一一個可以告訴我發生了什麼的人。我等她的答覆等了幾周，卻完全沒有音訊！接著一個共同的朋友告訴我西西正猶豫不決：「當然，我非常願意幫忙，但是喬治並沒有意識到我從沒寫過任何東西，甚至是信！」我去信解釋現在只要寫寫最簡要的草稿。後來，我便收到了數頁文字，完全就是我想要的東西，它幾乎未經編輯，被逐字照錄在這本書裡。
過了好幾個月，我還是沒有收到來自託尼·紹爾馬男爵的回覆，我曾與他在戰亂的柏林匆匆見過一面，在1944年那個重要的夏天裡，他是蜜絲最勇敢無畏的朋友。我聽說他倖存了下來，並和「基卡」·馮·施圖姆（蜜絲的另外一個圈子）的妹妹結了婚，住在奧地利的一個農場裡。他同樣也是數月都沒有回信。接著，有一天他突然從蘇格蘭給我打電話——他和妻子正在那兒捕獵松雞。我們約定等他返程時在倫敦見面。他為他自己的沉默道了歉，接著說：「但是你看到了，喬治，你的信讓我非常心煩意亂，起初我甚至不想答覆……」「但是為什麼？蜜絲總是用最熱烈的字眼寫你。事實上，你確實是‘七月密謀’事件裡的英雄之一！」「謝謝，但是這沒有什麼好說的。你瞧，當恐怖事件結束後，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把它們都扔在腦後，再也不想了，我要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接著你一來，全部給攪渾了！但是後來我對自己說：「如果是蜜絲叫我做這個的話，我該怎麼拒絕呢？而現在她都不在了，我更不能拒絕啊……因此，喬治，開始吧！」他的話被用在了蜜絲作品的後記裡。
另一方面，在第一時間就給予我一切幫助和支援的是哈索·馮·埃茨多夫男爵。他是一個傷痕累累的「一戰」老兵，戰後他加入了外交部，被任命為上將弗朗茨·哈爾德的聯絡官—哈爾德是希特勒的總參謀長，但他本人完全反對獨裁頭子希特勒的戰爭計劃。蜜絲提到哈索「據說是一個可靠的人」。在密謀破滅之後，他曾在街上遇到她，把她帶去一棟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大樓，警告她要格外小心，因為「搜捕已經開始了」，即便只是和密謀者略有關係的人也都有被捕的危險。他自己倖免於難真是個奇蹟。他在被任命為熱那亞的總領事後，急忙趕到了那個地方，卻莫名其妙地「被遺忘了」。「二戰」後，他升任國家駐外事務處的要職。我再次見到他時，他是波恩的駐英大使。他非常樂於給我提供介紹、建議和幫助，並且邀請我去他那迷人的慕尼黑郊外度假小屋中拜訪。到了那兒，他一邊飲著美酒，一邊告訴了我許多關於反納粹抵抗行動和他知道的抵抗者們的趣事。我記得他說過關於他的前任參謀長哈爾德上將的一件事。顯而易見，他們過從甚密，哈索男爵甚至一直力勸哈爾德把很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上：「你確信他（希特勒）最後會毀掉德國。你每天都看見這個人。你從來不會被搜查。你為什麼不直接拔出你的手槍然後把他崩了呢？」「我知道，」哈爾德回答道，「但是你知道，我親愛的朋友，我們這種老派的德國軍官，不是被訓練來刺殺自己的領袖的！」哈索補充道：「很有道理，你說的適用於全世界所有的軍隊。把我們訓練成殺人機器，這不是犯罪！但想要幹掉一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這個劊子手還碰巧是我們的‘元首’，這就是犯罪！」哈索苦笑著。我後來也沒再見過哈索。但是我送了他蜜絲的書，這使他高興。
在德國，《柏林記憶》仍舊在席德勒和貝塔斯曼的書單上，我有過一段有趣的經歷。他們曾委派能力出眾、學識淵博的卡爾勞夫博士來編輯這本書的德語版。
儘管他見解開明，我卻與他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衝突。蜜絲寫到過軍人名譽調查法庭在「七月密謀」之後，匆忙地驅逐施陶芬貝格伯爵和其他參與過這個密謀的軍人，於是把他們移交給了人民法庭的法官弗賴斯勒和劊子手們。我在評註裡，曾指認陸軍元帥馮·倫德施泰特是他們的首長。卡爾勞夫刪去了他的名字。「為什麼？」我問。他解釋說倫德施泰特在今天的德國仍是一位受尊敬的人物，這樣的一條提示可能會使很多讀者震驚。當時我就炸了：「這是政治審查，我永遠都不會接受！要麼保留他的名字，要麼我收回這份手稿！」不用說，陸軍元帥的名字留了下來——也因此被畫上了應有的汙點。
在巴黎，我遇到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典型法國式問題。他們的翻譯其實不差，但是他們總是會抱怨「cen’estpasdubonfrançais’」，意思是蜜絲的寫作風格不夠「文藝」。我嘗試解釋她的風格在任何語言裡都不是「文藝」的，即使在英語裡也不是，但這就是她思考、講話和書寫的方式，而這種自然的感覺也正是這本書的魅力之一。最後，直到另外一個編輯接手了這本書才弄好。
在俄國，我遇到了一個特別的「後蘇聯」問題。對於我自己來說，1994年秋出版的俄文版是所有版本中最重要的。俄國人打了自1917年俄國革命以後成就最輝煌的一場仗。他們會對一個在他們的苦難歲月中，跑到敵國外交部工作的俄國年輕人作何反應呢？我重寫了俄文版的簡介來解釋蜜絲的困境。我想，最重要的是她主張「人的尊嚴」，而這又何嘗有國別。這就是為什麼納粹主義不能被她接受，為什麼反納粹的抵抗者們親近她，向她吐露密謀暗殺希特勒這種秘密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50年後她仍舊吸引著讀者的原因。
我並不用擔心，俄國的評論家們毫無偏見、通情達理，有些甚至滿腔熱忱。更甚的是，他們對於《柏林記憶》的同情態度，也延伸到了蜜絲正直的德國好友和同事那兒去。這讓她當初最終同意了他們的出版。
1987年，當我帶著我自己的子女和蜜絲的孩子們一塊兒去柏林推出德文版的《柏林記憶》時，我們挨個拜訪了兩個「柏林」——這個城市仍然是分裂的——去她寫過的各個地方看看。我們從「恐怖」開始——設立在班德勒街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密謀者曾佔領了那兒數個小時；威廉街就是愷撒和獨裁頭子希特勒曾把他們的國家帶至災難的地方；還有萊特街監獄，入獄的抵抗者被暫時擱置，等著轉到法官弗賴斯勒的「人民法院」去；還有普羅增西監獄，他們被絞死的地方。儘管由於盟軍的轟炸及其後蘇聯紅軍的大批湧入破壞了很多地方，蜜絲之前居住和工作的很多地方都已被重建，但把她的日記當作導覽，我們仍能夠將她50多年前看到的東西重現腦海。
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大廈所在的班德勒街現在是一個現代辦公區。但是庭院裡一個紀念碑提醒了人們，在這兒，被一排車前燈照亮的地方，傷勢嚴重的施陶芬貝格伯爵還有他的同胞們被射殺。
穿過河，沃伊什街邊上有個小廣場，那個格斯多夫的別墅還仍舊存在，現在是一個給巴爾幹島的學生們住的破敗的小旅店。在1941年到1942年間，我逃去巴黎之前的一段時間，曾在這裡暫住。
大部分鄰里的街區都被剷平重建，但是她經常提到的動物園城郊火車站卻仍一直開著。依然矗立在那條大道上的還有那棟蜜絲曾和塔蒂阿娜合住過的一樓公寓，後來她在那兒先後接待過我和爸爸。但是霍斯特曼在施泰因廣場附近的那所溫馨的房子已經沒有了，過去我經常在那兒吃飯和跳舞。蒂爾加滕公園附近那些可愛的大房子也都沒了，我們曾常常在那一帶的外交招待會上狼吞虎嚥。蒂爾加滕公園本身已淪為一片不毛之地，而孤零零地仍舊樹立在那兒的，就是臭名昭著的柏林牆，伴隨著瞭望塔臺，還有紀念那些當年嘗試越過它而被槍殺的人們的十字架，因在很多驚悚片裡出現過而變得很有名的「查理檢查站」仍然在運作，我們數次穿過它到東柏林，只是為了找找感覺。從那兒開始我們沿著已然荒廢的威廉街走，它是當年大部分納粹政府部門所在地。往左走，就到了阿爾布雷希特王子街，我們看了一眼蓋世太保的前指揮部以及它的地下拷問室。再往前，是一個用鐵絲網圍籬擋住的門徑，通往希特勒曾經威嚴的總理府遺蹟，希特勒曾在那兒施展著征服歐洲的藍圖，而最後一切都結束於災難。在有「柏林的香榭麗舍大街」之稱的菩提樹下大街，正對著著名的勃蘭登堡門，曾坐落著蜜絲經常提到的阿德隆旅館，它是最後一個遺留著「柏林社會」風尚的酒吧，曾大受歡迎。我嘗試拍攝它，卻被多管閒事的民主德國警察追捕。
令人生畏的萊特街紅磚監獄（或者說就像它正式為人所知的名字莫阿位元）也同樣倖存。往後面略微高聳的地方一站，我往下看到了三個庭院，我嘗試著辨認哪個是蜜絲和羅瑪莉·舍恩貝格曾經攜她們珍貴的食物包裹站過的地方。但是那所監獄有三翼，每翼都有著完全相同的綠色噴漆鋼門。哪一個是她們徘徊過的，蜜絲沒有說明。
普羅增西監獄的北邊深處現在是個紀念中心。只有當你穿過那扇精心製作的門時，你才會看到那棟雙子低樓的左側原先的健身房，它曾被當作死刑執行室。第一間屋子的牆壁已被塗抹修復，掛上了這個場地不同時期的照片，上百個受害者曾在這兒等待被砍頭或登上隔壁屋的絞刑架。對於希特勒來說，花力氣發明新奇的受刑方法，增加那些膽敢違逆他意願的人的痛苦，讓他們的死法變得多種多樣，從來都不是什麼虧本買賣：有的人他下令用中世紀斧刑砍頭處決，有的要被放上小型斷頭臺，對於那些他最討厭的人——「七月密謀」的參與者——會被用掛肉鉤上吊著的鋼琴琴絃慢慢勒死，並用拍攝新聞短片的攝影機來記錄他們臨死的痛苦掙扎。在隔壁的死刑執行室，那些絞死和勒死他們的帶著掛鉤的橫樑仍然在那兒。這對於我來說是最酸楚的紀念，結果圍繞在周圍的花圈倒顯得有些格格不入。那些在此喪生的人們是德國最棒的男人和女人們。
我們再次進入東柏林，沿著菩提樹下大街出發，它像這個城市的其他部分一樣曾被炸燬，而已然被翻修得煥然一新，少數商店已嘗試使用西式風格的櫥窗陳設。曾設在這兒的俄國——後來是蘇聯大使館，加速了整個鄰里街區的重建，也因為東柏林最好的酒店和飯館也在附近。一如共產主義社會的一慣作風，那些在大道更深處的一流博物館，是最早重新開放並重新擠滿遊客的一批建築。相反的是，柏林最漂亮的一座教堂最近才剛剛重新開放，我們在那兒聽了一場極其華麗的管風琴演奏會。在附近柏林大學的附屬樓——1941—1942年間我曾在這兒短暫地學習過一段時間，我聽了一場極其迷人又曖昧的關於阿爾布雷希特·豪斯霍費爾的講座。豪斯霍費爾曾是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的密友，但同時也是一位秘密的抵抗者，他的《莫阿位元十四行詩》就是在萊特街監獄等待被執行死刑時寫的，它已經成了反納粹抵抗運動的典範。
菩提樹下大街的下西區盡頭，從博物館再往前走，聳立著柏林警察局總部深褐色的巨大殘骸。蜜絲曾去這兒拜訪過柏林警察局局長海爾多夫伯爵。他參與了反希特勒的密謀。他是一個老兵，曾任「褐衫軍」副總指揮，與戈特弗裡德·俾斯麥伯爵是密友。他曾試圖請蜜絲當他的私人秘書，可能是因為他知道她可靠。蜜絲非常明智地始終拒絕明確表態。接著「七月密謀」失敗，海爾多夫被捕並被處決。
1939年9月戰爭爆發，波蘭東部地區遭受蹂躪，考那斯的英國公使館（我們曾住過的地方）收留了絡繹不絕的波蘭難民。代辦托馬斯·普雷斯頓和他的家人都是我們的密友，他們叫我們幫忙照顧難民。有一天我在分發飲料時，發現新來了一個人——一位漂亮優雅、穿著白裙子的年輕女士。她看起來點不著她的煙，也拿不了杯子，因為她的手纏著繃帶。她說，她帶著她的三個小男孩，從波蘭東部的房子一路駕著馬車，剛剛才到這兒，路上，指間的韁繩割傷了她的手。她看起來非常靦腆，還有一點兒不知所措，從那時起，我從沒忘記過她。我去普雷斯頓家看過她好幾次，後來聽說她從瑞典去了英國。
差不多50年後，倫敦的一個雞尾酒會上，主辦人是波蘭人，那裡當然也有很多他的同胞。一對被稱為薩皮耶哈親王及王妃的俊美年長夫婦走進了房間，在人群中四處走動寒暄。當那位女士走過來時，我有一個突如其來的直覺：「我們之前是不是見過？」「沒有吧。我不這麼認為……」「1939年9月，在考那斯？」「對，但是我們可能是在哪兒見到的呢？」「在英國公使館，你當時剛剛帶著兒子從波蘭逃出來！」「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你是怎麼會一直記得的？」「因為你非常美，而且我永遠也忘不了你那雙用繃帶纏住的手！」她的臉像是被照亮了，但聽到「繃帶纏住的手」時她皺了皺眉。因為她記得「她逃出來後參加的第一個聚會」的所有細節，除了那個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繃帶纏住的手？那個我可不記得。」後來她告訴了我她的故事。
她從英國去了法國，在那兒她加入了「自由波蘭」武裝力量，當法國淪陷後，她又逃去了裡維埃拉。在那兒，她又加入了法國的抵抗組織，被義大利軍隊俘虜（義大利人佔領了這個地區），被遞解到了義大利並在那兒入獄。1943年夏，義大利叛投同盟國，義大利北部被德國佔領，義大利的囚犯又被轉移去了德國的監獄。可能因為她的名字，她最後被安置在柏林的警察局總部地下室的一個小房間裡，那時蜜絲剛好去拜訪過海爾多夫伯爵！我給她看了蜜絲的日記，她很喜歡，但是她說，除了一點，就是讀到蜜絲和海爾多夫在警察局總部彬彬有禮地交談時，她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因為同期，她卻在他的地下監獄裡，隨時都有可能被吊死或者砍頭！但是她在戰爭中倖存下來了，與家人團聚並搬去了倫敦。共產主義在波蘭失敗後，她回到了她的祖國並從那時起一直住到了現在。
出乎我意料的是，當我嘗試釐清蜜絲在「七月密謀」餘波後的一次記錄時，最沒想到的問題跑出來了。她在日記中抱怨過bbc指名道姓了一些密謀參與者，有些甚至都不在蓋世太保的嫌犯名單裡。克麗絲特貝爾·比倫貝格也曾在她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同樣這麼寫過。亞當·馮·特羅特的遺孀克拉瑞塔，建議我應該與大衛·阿斯特核實，他是亞當在牛津時的密友，曾在《觀察者》當編輯。他好心地安排我去見了一位英國戰時對德廣播的關鍵人物修·格林爵士。格林堅決否認bbc曾做過這樣的事情，但是補充說另有廣播電臺從事所謂的「黑色（分裂的）宣傳」。在一位資深記者、德國專家塞夫頓·德爾默——他開辦了自己的「黑色宣傳」廣播電臺——的回憶錄裡，他承認了許多事情，但是對於這個特殊的話題（故意迫害那時尚未被懷疑的抵抗者們），他保持沉默。邁克爾·巴爾福在《戰時宣傳》一書裡寫的更接近真相，但是他還是羞於承認所有的事情。數年後，我收到一封信，來自一個做了那些事——比如，選出那些英國人想要除掉的傑出德國軍人——的人，但後來不正是丘吉爾帶頭說出「德國人自相殘殺得愈厲害，愈好」的嗎？
刺殺希特勒未遂一事除了使戰爭幾乎延長了一年之久，另外在那段時間裡，不僅有上百萬的德國人喪生，而且還有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人死亡，其中也包括英國。
喬治·瓦西里奇科夫
1999年6月
（李驕陽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