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件事情也可以充分表明這一點。那是在李世民剛剛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齡曾私下對他說：「秦府舊人沒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說：‘我們在秦王左右，鞍前馬後跟隨了這麼多年，如今加官晉爵的時候，我們反而落在前東宮和齊王府的人後面，這是什麼道理？’」

李世民說：「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諸之民。因此設官分職，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為考量，當然要擇賢才而用之，豈能以關係的新舊決定任職的先後？如果新人賢能，而舊人庸劣，怎能捨棄賢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舊人？倘若不問‘賢愚’，只問‘新舊’，又如何建立一個公平的政治體制？」

武德九年八月初八，一個最重要的歷史時刻終於來臨。

大唐帝國首任天子李淵正式下詔——傳位於太子李世民。

八月初九，李世民在東宮顯德殿登基，正式坐上了他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同日大赦天下，免除關內及蒲、芮、虞、泰、陝、鼎六州的田賦和捐稅兩年，免除其餘各州差役一年。

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具有典範意義的一個時代，就從這一天起拉開了序幕。

在大力推行寬大政策、努力實現天下和解的同時，為了進一步贏得人心，李世民在登基前後還做了三件事情，迅速樹立了一個新的政治領袖在天下人面前的光輝形象。

換言之，這是一個新天子上任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廢除高祖李淵此前釋出的宗教改革令，命天下的「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四月，高祖曾採納傅奕的諫言，下令對佛、道兩教進行大規模的清理整頓，只在京師保留寺院三所、道觀兩所；天下各州，每州保留寺院和道觀各一所，其餘全部拆除；所屬的僧、尼、道士、女冠一律還俗，勒歸鄉里。李淵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當時的寺院經濟過度膨脹，僧道隊伍極其龐大，僅佛教僧侶就有二十幾萬之眾，對社會確實構成了不小的負擔，正如傅奕在奏章中所言：「僧尼徒眾，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可見李淵的這個裁汰令對於國家是有利的，但是對於當時的佛、道兩教則不啻一場災難，所有宗教人士對這項改革肯定抱有強烈的反對情緒。

六月初四，即玄武門事變的當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高祖的名義釋出命令，讓所有被迫還俗的佛道出家人重新回到寺院和道觀，一切恢復舊制。此舉無疑極大地贏得了宗教界的人心，同時也是對高祖政策的斷然否定。儘管高祖的這項宗教政策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但李世民居然在第一時間就將其推翻，足以說明他是多麼迫切需要社會輿論的支援。而佛、道兩教作為當時社會上最大的民間團體，無疑是一支強有力的輿論力量。

第二把火是「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也就是釋放宮中豢養的各種飛禽走獸，罷停各地進貢的奇珍異寶；同時，給政府各級官吏提供一個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渠道，讓他們的想法有機會直達天聽，進而獲得越級提拔的可能。此舉固然是讓百官對國家未來的大政方針獻計獻策，事實上也是鼓勵他們批評舊政、放膽直言高祖一朝的執政得失。

第三把火是放歸掖庭宮女三千餘人，讓她們「各歸親戚，任其適人」，亦即放她們各回家鄉，要麼投奔親戚，要麼擇夫而嫁。

上述舉措，不管是「縱鷹犬」「罷貢獻」，還是「百官上疏」「釋放宮女」，其政治指向都是非常明確的，就是與高祖一朝劃清界限，揭露上一屆政府在執政中存在的種種奢靡之風和弊端陋習，從而充分展示新天子的改革勇氣和執政力度，並且樹立起新一屆政府「清正廉潔、簡樸寡慾、以民為本、廣開言路」的良好形象。

作為執政伊始的亮相之作，李世民這三把火可以說燒得相當漂亮，每一條新政策都使得相應的目標受眾從中獲益，所以迅速贏得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擁護。史書對此的評價是：「政令簡肅，中外大悅。」（《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八月末，正當李世民準備全力以赴治理天下時，北方邊境再度燃起了烽火。

東突厥的頡利可汗得知李唐王朝發生政變，頓時大喜過望，立刻與突利一起出動十幾萬騎兵南下，從涇州（今甘肅涇川縣）方向入寇，迅速逼近武功（今陝西武功縣西）。李唐朝野震恐，京師宣佈戒嚴。

二十四日，突厥的前鋒部隊開始進攻長安以北的高陵（今陝西高陵區）。李世民立即命尉遲敬德開赴前線禦敵。

二十六日，尉遲敬德在涇陽（今陝西涇陽縣）與突厥會戰，大破突厥前鋒，擒獲其將領阿史德烏沒啜，並斬殺一千餘人。

然而，尉遲敬德的勝利並未擋住突厥人南侵的腳步。

二十八日，頡利可汗親率大軍突然進抵渭水便橋北岸，兵臨長安城下。

突如其來的戰爭陰雲瞬間籠罩著剛剛經歷鉅變的李唐王朝……

作者「王覺仁」的其他小說

《三國不演義》《大唐興亡三百年（第五卷）》《大唐興亡三百年（第七卷）》《大唐興亡三百年（第六卷）》《大唐興亡三百年（第四卷）》《蘭亭序殺局（第1冊）》《大唐興亡三百年（第三卷）》《大唐興亡三百年（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