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為何「吐血數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準備的毒藥竟然是假冒偽劣產品？
四、按《通鑑》記載，毒酒事件是在「太白經天」的六月初一之後發生的，也就是說，此事發生的時間不會早於六月初一。而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六月初四玄武門之變就爆發了，那麼，李世民怎麼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後就能生龍活虎地發動政變，併力挽強弓射殺太子呢？這實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點這麼多，那麼毒酒事件果真是虛構的嗎？
我們的答案是：未必。
上述質疑也並非無懈可擊，值得推敲。由於除了兩《唐書》和《資治通鑑》，沒有更多的史料可資辨別此事的真偽，因此，我們只能從常識和邏輯的角度來進行相關的考察和推論。
第一，中國人最講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表面上的東西也是要維持的。背地裡越是鬥得不可開交，面子上越是要裝得若無其事，甚至還要比平時顯得更為友善。這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屢見不鮮，不足為奇。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當時的情況下聚宴，就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經赴宴，李世民就沒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懷疑李建成會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懷疑而已，連兄長請客的酒都不敢喝，豈不是要讓人恥笑？依照李世民倔強而果敢的個性，這頓酒他非喝不可。聯絡此前的胡馬事件，以李世民對馬術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給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馴的烈馬，但他還是若無其事地騎了上去。由此可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世民的一貫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計也不敢讓他死在自己舉辦的酒宴上，因為這無異於明目張膽地謀殺。在當時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勢下，李建成這麼做對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殺了李世民，毒死自己親弟弟的罪名也不小。當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齊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對於在鬥爭中一直佔據優勢的李建成來說，應該不至於出此下策。所以，比較有可能的一種情況是：李建成確實下了毒，但不是什麼假冒偽劣產品，而是一種藥性緩慢發作的毒藥，也就是能夠對李世民造成重大內傷但不會令其當場斃命的毒藥。對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結果就是讓李世民在中毒的幾天或者一段更長的時期後身亡，這樣一來不但能達到目的，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殺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終之所以安然無恙，或許就是這種緩髮型的毒藥在藥性和劑量上比較難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斃命。
此外，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對這場鴻門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極少量的酒。並且，也有可能事先準備瞭解藥，中毒之後在第一時間服用，從而極大地減輕了中毒症狀，保住了性命。
第四，這個事件的發生時間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嗎？
其實這一點歷來就遭到普遍懷疑。因為《資治通鑑》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經天」之後，所以人們習慣上認為此事是發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鑑》之外，兩《唐書》都沒有記載具體日期。所以我們認為，此事有可能是發生在玄武門之變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兩《唐書》，此事都是直接記載在「楊文幹事件」後面的，並且《舊唐書》正是在毒酒事件敘述完後，才出現「九年，突厥犯邊」等語，而《新唐書》的記載順序也與此相同。這裡關鍵就是「九年」這個時間標誌。如果《舊唐書》也認為此事是發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麼這個「九年」就應該冠於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後。所以，這就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此事極有可能發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資治通鑑》記載，從六月初一的「太白經天」到六月初四的玄武門之變，其間連續發生了張亮事件、毒酒事件，還有太子和齊王收買、陷害、斥逐、爭奪秦王府文臣武將的一系列事件。而後又是烏城戰報、齊王兼併秦王府將士、昆明池政變未遂等事件，繼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將吏力勸秦王動手的那一幕，最後才是玄武門的流血政變……在短短三四天之內居然發生了這麼多重大事件，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
無怪乎許多讀者會在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的同時驚呼——這四天也太漫長了！
在此，我們無意考證這麼多事件確切的發生日期，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做一個推論。也就是說，《資治通鑑》完全有可能是為了敘述的方便和情節的緊湊，才把這麼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後的幾天內。在此僅舉一例：秦王府驍將程知節被太子排擠出京師、外調為康州刺史這件事，《通鑑》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後，但是查《舊唐書·程知節傳》，這件事卻分明是發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見，毒酒事件也極有可能和程知節事件一樣，並非發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馬光出於敘事需要實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挪到了玄武門之變的幾天前。
最後，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舉辦宴會，總要有一點由頭，更何況與秦王早已走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麼，這樣的理由有可能是什麼呢？我們發現，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資治通鑑》卷一九一），兩個弟弟在同一天榮升要職，這難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嗎？這難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們慶賀一番嗎？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為藉口對秦王發出邀請，李世民好意思拒絕嗎？雖然沒有更多的史料支援我們這個推測，但是這種可能性並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據上述理由，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這場幾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發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確切的日期，或許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養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復之後才發動政變，就是合情合理的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綜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後李淵欲派秦王赴洛陽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貞觀史臣的虛構。我們認為，這個事件在總體上應該是真實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關鍵細節存在增飾的可能。在此僅舉兩例：首先，秦王的「吐血數升」之說就不可能屬實。「吐血」或許是真，但「數升」顯然過多，定屬虛妄。
除了吐血的細節不真實外，另一個細節增飾的例子就是李淵對李世民所說的「建天子旌旗」的話。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況下，李淵讓秦王暫且避居洛陽，以免事態進一步惡化，這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淵維持平衡的原則，但是讓秦王「建天子旌旗」則顯然屬於夸誕之詞。因為李淵即便不是聖主明君，也斷不是昏庸之輩。作為一個年長的開國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淵不會不明白「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道理，也不會不明白這麼做就意味著分裂和戰爭。
因此，這場毒酒事件總體上應該是真實的，但其中類似於「吐血數升」和「建天子旌旗」這種細節極有可能就是出自貞觀史臣的虛構。之所以做這樣的一些夸誕增飾，其目的無非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嚴重程度，從而證明其迫不得已自衛反擊的正當性，並且為他日後發動政變、奪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無論這場詭異的夜宴確切發生在何時，也無論毒酒事件的真實程度有多高，總之，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之前，一個有目共睹、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太子和秦王的鬥爭已經走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那些置身於政治旋渦中的文臣武將，包括大唐天子李淵，肯定都會為此感到極大的恐慌。
一個相同的疑慮必定會在他們的心中盤旋——
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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