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留下的那道遺詔是耐人尋味的。

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慣用說辭之外，詔書中最值得人們關注的就是最後一句——「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嗣皇帝對軍國大事有不能裁決的，應該聽取天后的意見。

這一方面固然是授權，可同時也對武后形成了雙重限制：第一，普通的行政權仍然在李哲和宰相手中，只有特殊的軍國大事，武后才有發言權；第二，只有當李哲碰到難以定奪的軍國大事時，武后才有最終裁決權。

面對這份授權與限制並存的遺詔，武后的心情自然是喜憂參半。

不過，宰相裴炎很快就出面替武后打破了這個限制。十二月初七，也就是高宗駕崩的三天之後，裴炎就奏稱：「由於太子尚未即位，沒有資格釋出詔敕，若遇緊急情況，應由天后釋出政令，交與中書、門下兩省施行。」

武后笑了。

如此一來她就大大突破了遺詔的限制，擁有單獨處理政務的權力。

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歲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為唐中宗，同時尊天后為皇太后。李哲雖然在名義上成了皇帝，可仍然處於服喪期間，因此朝政大權自然還是掌握在武后手中。

然而，按照遺詔「以日易月」的規定，民間服喪一月，李哲只需服喪一天，所以在新年到來之際，武后就必須歸政於皇帝。

除非武后真有「還政於君」的心思，否則她就必須在這短短二十多天的時間裡，利用手中短暫的過渡性權力，全面控制局勢，以便在新君李哲脫下喪服之後，仍然能夠把帝國的最高權柄牢牢抓在自己手裡！

時間異常緊迫，可武后還是以一副胸有成竹、舉重若輕的姿態，不慌不忙地出手了。

在短短二十天之間，武后一共完成了四項意義重大的政治舉措：

第一，安撫李唐宗室。十二月十七日，武后下令，將李唐宗室中一批「地尊望重」的親王加封為一品大員：高祖諸子韓王李元嘉為太尉，霍王李元軌為司徒，舒王李元名為司空，滕王李元嬰為開府儀同三司，魯王李靈夔為太子太師；另封太宗諸子越王李貞為太子太傅，紀王李慎為太子太保。此舉有效地安撫並拉攏了李唐皇族的大部分重要成員，讓他們成了武后臨朝的利益共享者，從而徹底麻痺了他們的心志，讓他們不但對隨後的廢黜中宗之舉視若無睹，而且對即將降臨他們頭上的滅頂之災也毫無察覺。

第二，調整宰相班子。首先，把資深望重的老臣劉仁軌提升為從二品的左僕射，藉此籠絡其心；而在外示尊崇的同時，又任命他為西京留守，實際上就是把他閒置在長安，讓他無法插手東都的政務。其次，將不久前提拔上來的幾個新宰相轉正，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改成「同中書門下三品」。最後，同意裴炎的要求，把他從門下省的侍中調任中書省的中書令，同時對宰相制度進行了一次配套改革，將政事堂從門下省遷到了中書省。

這項改革看似不經意，實際上卻是唐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眾所周知，從貞觀時代開始，唐朝的宰相制度就實行三省合議制，亦即中書省起草政令、門下省稽核駁議、尚書省頒佈施行。也就是說，唐朝所實行的是一種集體宰相制。然而就是從這次改革之後，門下省的駁議之權就被大大削弱了，掌握出旨權的中書省取得了一種獨尊地位，原本屬於「三省宰相聯席會議」的政事堂，逐漸變成了中書令一人獨大的「一言堂」，裴炎成了唯我獨尊的首席宰相，不但每次會議都由他主持，而且各臺省官員要進入政事堂也必須經過他的批准。從此，唐朝三省合議的集體宰相制就名存實亡了。

裴炎通過這次改革獨攬了相權，這無疑是他前不久出面替武后打破權力限制的回報。說白了，這就是裴炎和武后之間的一場政治交易。而這筆政治買賣對武后來說顯然是非常合算的，因為三省合議的宰相制度不僅是對相權的分化和制衡，同時也是對君權的監督和制約，如今武后借裴炎之手削弱了門下省的駁議之權，這自然為她日後暢通無阻地行使最高權力開啟了方便之門。

第三，控制禁軍。高宗去世前，在武后苦心經營的權力之網中，軍隊一直是一個薄弱環節。武后當然知道，倘若沒有軍隊的擁戴，任何執政者的地位都將是不穩固的。所以這一次，武后特意提拔了兩名將領，讓他們分別掌管左右羽林軍。這兩個人就是程務挺和張虔勖。當初裴炎為了排擠裴行儉，就把平定東突厥的功勞歸給了他們。而這一次，武后又讓他們掌管了禁軍，程、張二將無不對此感恩戴德，從此成為武后的鐵桿擁躉。正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在武后接下來廢黜中宗的行動中，程務挺和張虔勖的禁軍就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四，鎮撫地方。弘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武后派遣了四名心腹將領：王果、令狐智通、楊玄儉和郭齊宗，分別前往幷州（今山西太原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荊州（今湖北江陵縣）、揚州（今江蘇揚州市），與當地的府司共同鎮守。這四大都督府是唐朝地方上的軍事和經濟重鎮，其中，幷州是李唐的龍興之地，又是防禦東突厥的橋頭堡，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益州素稱天府之國，歷來享有「沃野千里」「民殷國富」的盛譽，是唐朝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之一；荊州是中南地區水陸交通的重要樞紐，四通八達，戰略地位十分突出，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揚州富甲天下，是唐代最大的經濟都會，也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賦稅來源地，與益州正相頡頏，被時人稱為「揚一益二」。

在權力過渡的敏感時期，武后以心腹將領出鎮這些重地，足見她在政治上的深謀遠慮。此舉具有雙重作用：從積極意義上講，是為了防止地方叛亂；從消極意義上講，即便武后在朝廷的權力鬥爭中失勢，她也還有許多後路可退。所以，武后的這最後一招可以說是進可攻、退可守的萬全之策。

西元684年註定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

這一年，朝廷先後更換了三個年號：嗣聖、文明、光宅。這背後，是一段波譎雲詭、變幻莫測的歷史。朝野各種勢力在這一年裡競相登場，展開了一幕幕有聲或無聲的博弈和廝殺。而武后則獨自一人站在權力金字塔的頂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翻掌為雲，覆手為雨，把各式各樣的對手一個個打入萬劫不復之地，或者徑直推入死亡的深淵。

第一個被她從天堂打入地獄的對手，就是她的第三子：中宗李哲。

新年的正月初一，新君李哲就迫不及待地改元嗣聖、大赦天下，同時冊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

然而，此刻的李哲卻不無鬱悶地發現——儘管他已經貴為皇帝，可武后絲毫沒有還政於君的意思。

而更讓他感到悲哀的是——滿朝文武，宮廷內外，幾乎都是他母親的黨羽。放眼所及，根本就沒有一個可以讓他信賴的人。

李哲憤怒了。

既然讓我當這個天子，你就要給我天子的權力！

李哲開始憤而行使自己的天子權力了。就在冊立韋后的同一天，李哲就把韋后的父親韋玄貞從小小的普州參軍（正九品下）一下子提拔為豫州刺史（從三品）。正月初十，李哲又把韋后的一個遠親、時任左散騎常侍的韋弘敏任命為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讓他一步跨入了宰相的行列。

很顯然，血氣方剛的中宗李哲既不想當傀儡天子，也不想當光桿司令，所以他必須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如今既然滿朝文武沒有一個人值得他信賴，那他當然只能倚重外戚了。

又過了幾天，李哲再次做出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舉動——宣佈要將岳父韋玄貞從尚未坐熱的刺史交椅上再度擢升為侍中，並且還想把乳母的兒子提拔為五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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