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君臨天下二十三年，以其雄才大略締造了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黃金時代——貞觀之治。在他的統治下，大唐帝國的形勢蒸蒸日上，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無論是文治還是武功，李世民所締造的歷史功績都足以彪炳千秋、震爍古今！
然而，貞觀之治並不是一塊無瑕的白璧。
在這二十三年裡，前期的李世民勵精圖治、虛懷納諫，其政風剛健質樸、高效清明，但是到了中後期，隨著天下大治的實現和帝王功業的鼎盛，李世民身上的人性弱點終於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大約從貞觀十年起，貞觀政治就已出現「漸不克終」的景象。
貞觀十年（西元636年），針對太宗李世民身上漸露端倪的拒諫和驕逸之風，魏徵上疏：
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終之美故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歎，暨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貞觀政要》卷五）
貞觀十一年（西元637年），針對李世民營繕宮室的勞民之舉，馬週上疏：
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貞觀之初，天下飢歉，鬥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諮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貞觀十三年（西元639年），由於太宗李世民「崇飾宮宇、遊賞池臺」，百姓的勞役日漸沉重，有一些朝臣進行了勸諫，李世民居然回答說：「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魏徵聞言，大為不安，隨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十漸疏》。他說：「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然後在奏疏中依次列舉了太宗在十個方面日漸暴露出來的缺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針對李世民上面那句「謬論」而發的。他說：「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雲：‘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貞觀十五年（西元641年），李世民奢縱和拒諫的習氣越發嚴重。有一次，時任左右僕射的房玄齡和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專門負責宮室營造的少府少監竇德素，就隨口問了一句：「北門（玄武門）近來在營造什麼？」李世民聽說後，竟然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房玄齡和高士廉叫來訓話，怒氣衝衝地說：「你們只要管好你們南衙（唐朝中央政府機構所在地）的事情就夠了，北門一點小工程，關你們什麼事？」
房玄齡和高士廉當即嚇得面無人色，不住地叩頭謝罪。魏徵在旁邊一看，忍不住發話了：「臣不知陛下為何責備房玄齡他們，也不知道房玄齡等人何以謝罪。臣只知道，房玄齡他們是陛下的股肱耳目，於朝野上下的事情豈有不應該知道的？如果北門的工程應該興建，他們當輔佐陛下完成；如果不應該建，就請陛下馬上停工。他們向主管部門詢問，理所當然，不知陛下何罪而責，更不知他們何罪而謝！」
面對魏徵的鐵齒銅牙，李世民頓時沒了脾氣，只好面露愧色，一言不發。
從這件小事情，就足以見出貞觀後期的李世民實在是大不如前，而貞觀的政風也已是今非昔比了。
到了東征高麗之後的貞觀二十二年，由於「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嬪妃徐惠也忍不住上疏規諫：
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伕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玩兵，先哲所戒……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
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非惟構架之勞，頗有功力之費……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貞觀政要》卷九）
徐惠是李世民晚年最喜愛的嬪妃，從小聰穎好學，遍涉經史，素有「賢妃」之稱，亦大有長孫皇后當年的風範。她的這道奏疏不但文辭優美，而且切中時弊。李世民看過後「甚善其言」，並且「優賜甚厚」。
也是在同一年，李世民似乎預感到了自己時日無多，於是「披鏡前蹤，博覽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專門寫作了一篇《帝範》，總結了前人的政治智慧和自己一生的執政經驗，鄭重其事地把它交給了大唐王朝的政治接班人——皇太子李治。
這是一篇名垂千古的政治遺囑，也是一冊享譽後世的政治教科書。
李世民在文章的最後，語重心長地說了一段話。這段話既可以視為他對太子李治的諄諄教誨，也可以視為李世民對自己二十三年帝王生涯所作的一次自我批評和自我總結：
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資治通鑑》卷一九八）
「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
誠哉斯言！
這句話，完全可以作為李世民一生的蓋棺論定之語。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李世民在晚年能夠如此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並且如此真誠地剖析一生的功過，既不刻意隱惡，也不過分溢美，實屬難能可貴。
在貞觀的早晨，李世民的青年時代曾經有過一種麗日噴薄的激昂之美。
在貞觀的正午，李世民的壯年時代也曾經有過一種如日中天的壯闊之美。
而當貞觀時代的黃昏來臨，當一個偉人與自己生命中的夕陽迎面相遇，有誰能說，在一切絢爛終歸於平淡的這一刻，西天的那抹斜陽沒有一種悽豔而無言的靜美呢？
李世民的健康狀況是從貞觀十九年冬天開始惡化的。
從遼東班師的途中，李世民就患上了癰病。直到次年三月回到長安後，病情才略有好轉，但始終未能痊癒。「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因而下詔，將「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太子李治在「聽政於東宮」的間隙，隨時「入侍藥膳，不離左右」。
同年十月，李世民從靈州回來，又患了重感冒，身心疲累，只好靜心調養，於十一月又把一般政務交給了太子李治。
貞觀二十一年（西元647年）二月，也就是在李世民宣佈二徵高麗的同時，他再次患上風疾，直到十一月才基本病癒，不過只能「三日一視朝」（《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可見當時李世民的健康已是每況愈下，體質已經非常虛弱了。
從東征高麗回來後的這幾年中，李世民就這樣被接二連三的疾病所困擾。積極的藥物治療始終未能有效改善他的身體狀況，在此情況下，李世民終於把目光轉向了某種超自然的力量。
他開始服食丹藥。
他開始服食江湖方士為他煉製的所謂「長生丹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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