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他感到掣肘的，並不是具體的哪個部門或官員，而是唐朝的宰相制度本身。

唐代實行的是集體宰相制，大多數時候，宰相都在六至十人之間。這些宰相本身都是三省或六部的長官，上午在「政事堂」集中議政，下午各回本省或本部辦公，所以都是兼職宰相。而政事堂也只是舉行聯席會議的場所，並不是凌駕於三省六部的決策機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集思廣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個別宰相大權獨攬。此外，從機構職能來看，中書省負責決策，門下省負責駁議，尚書省負責執行，三省之間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約，也能有效防止宰相專權。

儘管到了玄宗時代，宰相名額已縮減為二至三人，首席宰相的權力也已遠遠大於初唐時期，但是制度的慣性力量仍在，所以就算是首席宰相，在具體工作中也還是會受到很多限制。

為此，張說極具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改革計劃。

開元十一年十二月，在得到玄宗的批准後，「政事堂」被取消，改為「中書門下」，同時下設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刑禮房，分管各項政務。

這是大唐立國以來最大的一次行政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引起了三個方面的重大變化。首先，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絕不僅僅是改一個名稱那麼簡單，而是從一個議政場所變成了帝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其次，無論宰相是三省長官還是六部尚書，也都由兼職變成了專職，從此不需要在宰相官署和本司之間兩頭跑，「開元已後，宰臣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舊唐書·楊國忠傳》）；最後，中書省和門下省成為一個聯合的宰相官署，就意味著把門下省的駁議之權取消了，同時，五房的行政職能又基本對應於尚書省下轄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這就相當於把尚書省的行政權力也架空了。如此一來，中書門下既是最高決策機構，又兼具最高行政機構的職能，首席宰相便可以隨時繞開六部，讓五房直接貫徹他的政策意圖了。

上述三點變化，基本上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三省分工趨於模糊，分權體制宣告瓦解，首席宰相一人獨大。

這項改革的好處是：權力高度集中，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徹底杜絕扯皮、推諉等現象，可以迅速而高效地執行皇帝和宰相的政令。但是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極易導致宰相專權。若干年之後，大唐帝國之所以會出現一個獨攬朝綱十九年的權相李林甫，未嘗不是此次改革埋下的禍根。

完成上述這幾項重大改革後，張說就步入他人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了。此時的張說上有天子寵信，下有百官擁戴，要聲望有聲望，要政績有政績，要地位有地位，要權力有權力，真可謂萬事順遂，風光無限。

一般人走到這一步，肯定會感到心滿意足了。可是，張說並不滿足。對他來講，這一切固然令人自豪，卻不足以令他止步。

因為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做。

什麼事？

封禪。準確地說，是由他牽頭，幫助玄宗完成泰山封禪。在張說看來，只有做完這件事，他才能以一個盛世賢相的光輝姿態當之無愧地走進青史。

開元十二年（西元724年）十一月，張說「首建封禪之議」，滿朝文武群起響應，「屢上表請封禪」（《資治通鑑》卷二一二）。玄宗一再表示謙讓，而張說則率領百官和四方文學之士再三請願，「上書請修封禪之禮並獻賦頌者，前後千有餘篇」（《舊唐書·禮儀志三》）。

在作足了一番姿態後，玄宗才頒下一道《允行封禪詔》，宣佈將於來年十一月登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

封禪是中國古代規格最高的祭祀天地的大典，是帝王「受天命，告成功」的重大儀式。古人認為，只有在政治清明、社會安定、帝王賢明、天下大治的情況下，才有資格舉行封禪。用張說在《大唐封祀壇頌》中的話來說，就是要滿足三個條件：一、「位當五行圖籙之序」，意思是政權必須具備正統性與合法性；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亦即天下太平，國力強盛；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指帝王必須具備高尚聖明、崇文重道的品德。

在張說看來，只有同時具備上述三個條件，舉行封禪才能名實相副。「是謂與天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全唐文》卷二二一）

正是因為條件如此苛刻，所以在唐朝之前，舉行過封禪大典的皇帝只有三個：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此後歷魏晉南北朝數百年而無人敢行封禪。迄至唐代，太宗君臣亦曾有過封禪之議，最後卻因各種原因不得不取消。直到高宗乾封元年（西元666年），高宗李治憑藉太宗李世民締造的盛世餘威，才以守成之主的身份舉行了泰山封禪，但後人普遍認為他不具備封禪的資格，稱其「封岱禮天，其德不類」（《舊唐書·高宗本紀》）。至於女皇武曌在萬歲登封元年（西元696年）舉行的嵩山封禪，更是因其女主身份而得不到後人的認同。

而作為大唐歷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封禪，玄宗此次封禪應該說是最符合條件的。

首先從個人條件來看，與高宗李治和女皇武曌相比，李隆基身上似乎更具有創業色彩。眾所周知，李隆基完全是憑藉個人奮鬥和不懈努力才取得天下的，而且正是由於他的奮鬥，才終結了「後武曌時代」動盪不安的政治局面，使得大唐帝國不至於在「牝雞司晨」的夢魘中繼續沉淪。從這個意義上說，玄宗李隆基與太宗李世民的創業歷程最為相似，他們所擁有的人格魅力也最為相近。如果給大唐開國以來的七個皇帝制作一個「個人綜合素質排行榜」，那麼玄宗應該和太宗一樣，都是屬於名列前茅的。

其次，從社會條件來看，正是因為玄宗和太宗一樣，深知「草創之難」，所以在親政之後，他才會「依貞觀故事」，任賢納諫，興利除弊，並通過十幾年的勵精圖治，使得國力蒸蒸日上，百姓安居樂業，「累歲豐稔」「年穀屢登」。據唐人鄭綮在《開天傳信記》中稱，唐玄宗封禪泰山前後，大唐天下「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亙地萬餘里，入河湟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由此可見，此時的大唐帝國確實已經呈現出一派繁榮富庶的盛世景象。

綜合上述的主客觀條件，我們有理由認為，此時的唐玄宗是配得上「治世明君」之稱號的，因此當然也就有資格舉行一次「受天命，告成功」的封禪大典。

玄宗的《允行封禪詔》頒佈後，以張說為首的文武百官就開始了禮儀制定、文告草擬、議程安排、人員派遣、物資調配等一系列籌備工作。在緊張忙碌地籌備了將近一年之後，張說等人的工作才宣告完成。

開元十三年（西元725年）十月十一日，玄宗從東都洛陽出發，啟程前往泰山，隨行的有文武百官、皇親國戚、四夷酋長、各國使節，以及大批的軍隊和侍從人員，一路上旌旗招展，鼓樂喧天。扈從人員所騎的數萬匹馬，分別以不同顏色單獨編隊，或純白，或純黑，或棕黃，或棗紅，形成了一個個色彩鮮明的方陣，遠遠望去，如同大片大片的錦緞鋪展在大地上。在綿延不絕的大隊人馬後方，還有滿載各種物資的後勤車隊，從首至尾長達數百里。每當封禪隊伍停下來進餐或休息，方圓數十里內全是人員和馬匹，熙熙攘攘，萬頭攢動……

此次封禪規模之浩大，場面之壯觀，比之高宗當年的封禪，亦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十一月初六，浩浩蕩蕩的封禪隊伍終於來到泰山腳下。玄宗命百官、儀仗和軍隊留在山下，僅率張說等中書門下的主要官員、宗室親王及負責祭儀的禮官登山。

十一月初十，玄宗君臣在泰山頂峰正式舉行了隆重的祭天儀式。

儀式開始後，禮官在封壇上高聲宣讀告天玉牒：「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上帝眷祐，賜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舊唐書·禮儀志三》）隨後，玄宗親自主持初獻，由邠王（原豳王）李守禮主持亞獻，寧王李憲主持終獻。

獻禮畢，玄宗親手點燃了堆滿柴薪的「燎壇」。當巨大的火焰騰空而起，群臣山呼萬歲，山下的文武百官和大隊人馬立刻響應，一時間萬歲之聲震天動地，響徹雲霄。

此時此刻，正值不惑之年的李隆基佇立在高聳入雲的泰山之巔，俯瞰著莽莽蒼蒼的帝國山河，回首過去四十年的崢嶸歲月，眺望更加輝煌燦爛的未來，不禁豪情滿懷，感慨萬千。

是的，李隆基有理由為這一刻感到自豪。因為這一刻，他所登臨的不僅是泰山之巔，同時也是歷史之巔。因為他終於實現了上天賦予他的神聖使命，開啟了一個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

這一刻註定要彪炳千秋，永垂史冊。

以開元十三年的泰山封禪為標誌，大唐帝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全盛時代。

後人把這個時代稱為盛唐。

然而，與盛唐的絕世繁華同時到來的，則是玄宗李隆基日漸膨脹的慾望，以及帝國高層日趨複雜的矛盾鬥爭。

從外朝的宰相，到內宮的后妃；從驕恣的寵臣，到得勢的宦官；從權相的崛起，到太子的廢立，這樣的鬥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就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絢麗斑斕的盛世畫卷背後，塗抹著另一種詭譎、陰鬱、變幻不定而又令人心悸的色彩……

這個王晙，就是當初救了劉幽求一命的那個桂州都督，時任朔方軍節度使。

高宗調露年間，唐朝在河套地區為歸降的突厥人設定的六個羈縻州，分別是魯州、麗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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