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隨著唐朝立國日久，經濟逐漸繁榮，市場對貨幣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政府發行的貨幣完全不能滿足民間的需求，於是開始出現私人的盜鑄，當時稱為「惡錢」，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假幣。既然是民間私鑄的假幣，在成色和分量上當然與官鑄貨幣不可同日而語，但它卻可以極大地緩解市場需求，因而禁止盜鑄的法令變成形同虛設。到了高宗顯慶、乾封年間，惡錢已經在市場上廣泛流通，嚴重擾亂了經濟秩序，政府在屢禁不止的情況下，不得不採取溫和的干預手段，下令用官鑄一錢兌換五惡錢，再將惡錢回收銷燬。

但是，這個措施卻沒有得到有效的實行。道理很簡單，官府以一抵五，意味著老百姓手頭的錢就要貶值80%，哪個傻瓜願意乖乖地把錢拿去兌換呢？於是民間大多把惡錢藏起來，等禁令鬆弛了，再把錢拿出來花。不僅持有者不換，鑄造者更是加大了盜鑄的規模。為了躲避官府追查，很多盜鑄者甚至把鑄幣工場設在了船上，然後把船划到江心，讓你鞭長莫及。所以高宗政府雖一度想要推行新貨幣「乾封泉寶」（其尺寸和重量都比「開元通寶」略大），到最後還是歸於失敗。用現代經濟學的話說，這就叫「劣幣驅逐良幣」。

到了武周時期，惡錢的成色和質量越來越差，連鐵和錫都摻進了銅錢裡。也就是說，盜鑄的成本越來越低，利潤越來越高，於是惡錢更是氾濫成災。江淮一帶的百姓紛紛以鑄錢為業，假幣制造商們要麼把工場隱藏在崇山峻嶺之中，要麼設在船上，直接划船出海，讓官府的緝捕人員束手無策。

及至開元初年，作為政治和經濟中心的長安和洛陽兩京，惡錢已經滿天飛了。有的假幣制造商乾脆不用銅，而全部用價值低，熔點也更低的錫來鑄造，片刻工夫就能鑄造數十上百個錫錢，在市場上也同樣大行其道。

惡錢的大量製造和普遍流通固然彌補了政府貨幣供應的不足，但是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會導致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其次，致使百姓「皆棄農而競利」，破壞農業生產；最後，利入私門，使國家財政受到私鑄貨幣的左右，嚴重擾亂正常的經濟秩序。

這種現象當然引起了宋璟極大的關注和憂慮。開元六年春，在宋璟的主持下，唐朝廷再度下令禁止惡錢，規定只有重二銖四分的標準銅錢才能繼續流通。此次禁令在兩京得到了比較嚴格的執行，長安和洛陽市面上的惡錢迅速被大量回收銷燬。

然而問題卻接踵而至，民間的貨幣流通量驟減，直接造成了貿易萎縮和市場蕭條，於是兩京輿情譁然，百姓怨聲載道。宋璟當即採取補救措施，在徵得玄宗的同意後，動用國庫存款二萬緡，以市場價格購入百姓手中滯銷而官府可用的商品，同時讓兩京的各級政府官員預支薪俸，以便讓官鑄貨幣迅速佔領流通領域。

開元七年二月，宋璟又採取了一項強力措施，將國家糧食儲備庫（太府）和州縣儲備的十萬石粟米出售給百姓，藉此吸收民間惡錢，然後全部予以銷燬。稍後，宋璟又派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前往私鑄惡錢的重災區——江淮流域，負責惡錢的禁止和收繳。

應該說，宋璟的上述舉措都是對的，於國家也是有利的。可問題是，對的不見得是好的，於國家有利的也不見得是於百姓有利的。尤其是蕭隱之前往江淮以後，為了急於搞出政績，動用了極為嚴厲的司法和行政手段，不僅挨家挨戶收繳惡錢，而且「捕責甚峻」（《新唐書·食貨志》）。如此一來，不但為數眾多的假幣制造商破產、坐牢，並且普通的商人和百姓在經濟上也蒙受了巨大損失，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市場的蕭條乃至癱瘓。

到了開元八年（西元720年）春，整個江淮地區已經被蕭隱之搞得民怨沸騰，百業凋零，原本甚為合理的經濟政策到頭來變成了徹底的擾民之政。有鑑於此，玄宗不得不罷免了蕭隱之的官職，隨後禁令取消，惡錢復行。而宋璟作為這項政策的制定者和負責人，當然也被玄宗記了一大過。

就在禁止惡錢的政策遭到挫敗的同時，宋璟在司法領域又犯了一個錯誤。

這個錯誤可以稱為「旱魃事件」。

宋璟性格剛正，疾惡如仇，所以對於犯罪的人極其痛恨，尤其是對那些不服判決而不斷上訴的在押犯更是深惡痛絕。於是他便交代負責審理上訴案件的御史：「凡是服從判決，誠心悔過的，可以酌情減刑甚至釋放；而那些上訴不已的冥頑之徒，就一直把他們關著，讓他們把牢底坐穿！」

此令一下，那些有冤情的犯人可就慘了。本來蒙冤入獄還有上訴的機會，如今宰相大人一句話，就把他們申冤昭雪的希望徹底粉碎了，一時間群情洶湧，喊冤的呼聲比平日更高。

當時又正巧碰上關中大旱，有人便借題發揮，搞出了一個旱魃事件。所謂旱魃，意思是製造旱災的妖魅。古時候每逢天旱，人們總是認為旱魃作祟，所以就要舉行儀式驅魅。由於很多人對宋璟這項政令不滿，包括一些宮中優伶，也對那些有冤無處申的犯人非常同情，於是就專門編了一齣諷刺小品，準備在宮中舉行驅魅儀式的時候向皇帝獻演，藉此發洩對宋璟的不滿。

當玄宗來觀看演出時，一個優伶扮演旱魃，另一個就問他：「你為何出來作祟？」旱魃答：「奉宰相大人之命。」另一人作困惑狀，問他何故。旱魃說：「如今含冤入獄的人足足有三百餘個，可宰相大人卻不讓人申冤，這些人怨氣沖天，我就不得不出來了。」

玄宗聽著這幾句臺詞，臉上頓時陰霾密佈。

而宋璟的宰相生涯就在這一刻走到了終點。

開元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罷免了宋璟的宰相之職，改任開府儀同三司，將另一個宰相蘇頲也罷為禮部尚書；同日，徵召京兆尹源乾曜、幷州長史張嘉貞入朝為相。

和姚崇一樣，宋璟擔任宰相的時間也只有三年多。

毫無疑問，儘管宋璟罷相的表面原因是在經濟政策上遇到挫敗，並且在司法領域犯了錯誤，但真正的原因其實也和姚崇如出一轍，同樣是出自玄宗的用人原則——專任而不久任。

在離開相位後的好幾年裡，玄宗仍然對宋璟甚為倚重，曾當面對他說：「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著「犯顏直諫」的剛正風範，對朝政得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玄宗曾親下一道手詔，稱：「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舊唐書·宋璟傳》）

姚崇、宋璟為相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卻對帝國政治的撥亂反正作出了卓越貢獻，從而拉開了「開元盛世」的歷史大幕。唐朝人鄭綮在《開天傳信記》中說：「開元初，上（玄宗）勵精治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鄭綮所謂的「六七年」，正是姚崇和宋璟擔任宰相的時期。由此可見，說姚、宋二人是開元之治的奠基人，應該是不為過的。

對於姚崇和宋璟的歷史功績，司馬光曾經在《資治通鑑》中作出了很高的評價：「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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