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由是,四方館存放著許多重要的典籍和檔案,如果讓一個病人住進去,於禮不合,所以堅決推辭。玄宗一聽就急了:「設立四方館,是方便各國的朝貢使節;讓你住進去,是有利於社稷。朕恨不得讓你住到宮城大內來,區區四方館,有什麼好推辭的?」
史書沒有記載姚崇後來是否住進了四方館,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算他住進去了,沒過幾天就得再搬出來。
因為他的仕途到頭了。
導致姚崇下臺的表面原因,出在他的兩個兒子和一個下屬身上。
姚崇長子名姚彝,官任光祿少卿(主管宮廷膳食的副部長);次子名姚異,官任宗正少卿(主管皇族事務的副部長)。姚崇為官,對自己還是比較高標準嚴要求的,只可惜對兒子管教不嚴。這倆小子仗著父親是皇帝最倚重的首席宰相,長期「廣通賓客,頗受饋遺」,幾年前就曾因請託魏知古而差點惹出禍端,幸賴姚崇機警,才沒出事。但他們卻沒有因此收斂,而是照舊我行我素,招權納賄,因而頗受當時輿論譴責。
除了對兒子缺乏管束,姚崇對自己的親信下屬也過於縱容。他有個秘書(主書,從七品)名叫趙誨,收受胡人的賄賂,不料沒多久就被人告發了。玄宗對此案極為重視,親自審問,結果發現案情屬實,遂將趙誨逮捕下獄,並判處了死刑。
本來此案與姚崇並沒有直接關係,充其量也就是負一些間接的領導責任而已。怎奈姚崇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竟然出面營救,由此令玄宗大為不悅。不久,朝廷恰好要大赦,玄宗看在姚崇的面子上,特別在大赦詔書中標出趙誨的名字,下令免其死罪,杖打一百,流放嶺南。
儘管皇帝給足了面子,可姚崇還是不無痛苦地意識到——經過這件事之後,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經大打折扣了。倘若不在這個時候急流勇退,萬一兩個兒子貪贓納賄的事實再被揭發,那後果真的是不堪設想。
思慮及此,憂懼不安的姚崇不得不向玄宗提出了辭職請求,而且提出了不止一次。
同時,姚崇還向玄宗鄭重推薦了一個人,作為自己的繼任者。
他就是時任廣州都督的宋璟。
開元四年閏十二月,玄宗接受了姚崇的辭職請求,免除了他的宰相之職,改任開府儀同三司,同時將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
姚崇被罷相一事,乍一看似乎有些不可理喻——就因為一個七品小文書受賄,便罷免了一個兢兢業業、精明強幹、對帝國政治有著突出貢獻的宰相,是不是有些小題大做了?
其實,無論是趙誨的枉法求財,還是姚崇兩個兒子的招權納賄,都不是導致姚崇下臺的真正原因。道理很簡單,打狗也要看主人。倘若玄宗仍然倚重姚崇,仍然寄望於他在宰相任上多做一些貢獻,那麼就算趙誨和姚氏兄弟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只要他們不是陰謀造反,玄宗都大可以睜一眼閉一眼,又何必非把姚崇的宰相烏紗摘掉不可呢?
所以,真正的原因其實是——玄宗本來就已經有了罷免姚崇之意,趙誨受賄的事情,只是恰好讓玄宗拿來當一個藉口罷了。
在趙誨一案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足以讓我們窺見玄宗的真實意圖。那就是,當趙誨東窗事發時,玄宗居然以天子之尊親自審問他,這顯然是不合常理的。如果不是玄宗存心要抓姚崇的小辮子,一個小小七品文書的受賄案,又何須勞駕他皇帝大人親自出馬?
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玄宗這麼做,目的就是要敲山震虎。
換言之,就是故意抓一條狗來打,讓主人瞧瞧顏色。
可是,姚崇一直在宰相任上幹得好好的,玄宗為什麼忽然要把他擼了呢?
這就要涉及玄宗的用人之術了。
玄宗任用宰相的原則,基本上可以用六個字概括:專任而不久任。
所謂專任,就是一改大唐立國以來的集體宰相制,把宰相名額控制為兩個,並且一個為主,一個為輔。比如玄宗先後為姚崇配備的兩個副手,前面的盧懷慎就被稱為「伴食宰相」,後來的源乾曜同樣也是唯唯諾諾;姚崇卸任後,宋璟繼任首席宰相,他的搭檔蘇頲照舊是陪襯人物。這種綠葉配紅花的用人原則,正是玄宗刻意為之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朝政大權全部集中到首席宰相一個人手上。
之所以要實行這種專任制,是因為玄宗親政後,所面臨的是一個「百廢待舉」的政治局面,所承擔的主要歷史任務就是「撥亂反正」。因此,只有讓一個能力突出的宰相獨攬朝綱,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避免集體宰相制下常見的掣肘、推諉、扯皮等低效現象。
但是專任制也有兩大副作用:一是宰相大權獨攬,最終必然導致皇權受到威脅;二是一人執政必然導致整個政治運作過多地帶上個人烙印,從而日久生弊。而要消除這兩個副作用,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不要讓這個手握大權的宰相干太久。
從這個意義上說,姚崇被罷相絕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玄宗深思熟慮的結果。
姚崇雖然離開了帝國的政治中樞,但是在後來的幾年裡,玄宗對他依舊禮遇甚隆,仍令其「五日一朝,入閣供奉」(《資治通鑑》卷二一一),在許多大政方針上還是要徵求他的意見。
開元九年(西元721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歲,死後贈揚州大都督,諡號「文獻」。
姚崇在任三年多,時間雖然不長,但卻與玄宗君臣同心,密切配合,共同開啟了清明、高效、務實、儉樸的新政風,終結了自神龍政變以來混亂不堪的政治局面,把帝國引上了一條健康的發展軌道,為盛世的來臨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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