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遭遇困境時，腦袋通常會比較清醒，可一旦得意了，就很容易忘形。這是人性的普遍弱點，安祿山自然也不會例外。

就在升任平盧討擊使不久，安祿山奉張守珪之命討伐奚和契丹，因為這些年從沒打過一次敗仗，所以就驕傲輕敵，貪功冒進，結果被打得丟盔棄甲，大敗而回。張守珪念其驍勇，不忍誅殺，就把他執送東都（當時玄宗住在東都洛陽），交給朝廷發落。

這是安祿山的第二次劫難。

正常情況下，將領出徵因主觀原因而打了大敗仗，就必須按軍法論處，其結果只能是兩個字——殺頭。

但是，安祿山的命運奇就奇在——每當大禍臨頭、身處絕境的時候，總有人把他從閻羅王手裡頭搶回來，並且將他的人生推上一個新的臺階。

上一次的貴人是張守珪。

而這一次的貴人，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安祿山被押到東都後，當時的宰相張九齡親自審問他。兩個人對答許久，張九齡深感此人絕非善類，就在他的案卷上寫下批語：「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資治通鑑》二一四）意思是按照軍法，張守珪本來就應該把安祿山就地處決，現在就算把他送到了朝廷，也不可能從輕發落，還是一個字——死。

關鍵時刻，玄宗發話了。

他認為，安祿山作戰英勇，而且立過戰功，理應特赦，只須免除官職，讓他以「白衣」之身回軍中效命，戴罪立功。

張九齡堅決反對，說：「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舊唐書·張九齡傳》卷一）

張九齡不是神仙，他當然不可能預見十九年後的安史之亂。但是，作為一個閱人無數的宰相，憑直覺看出安祿山「外若痴直，內實狡黠」的本性，預感他日後有可能危害社稷，這倒也在情理之中。更何況安祿山本來就犯了死罪，就算他將來不造反，現在殺他也不能算錯。假如玄宗能夠採納張九齡之言，當時就把安祿山除掉，那麼後來的唐朝歷史，乃至整個中國歷史，或許就將因此改寫了。

然而歷史沒有假如——玄宗最後還是把安祿山放了。

安祿山再一次死裡逃生，並且因禍得福。

為什麼說因禍得福？

因為他得到了天子的關注。

偌大的帝國，像他這個級別的武將不知凡幾，皇帝哪能認得過來？而安祿山卻因觸犯死罪而受到皇帝的矚目和關照，不是因禍得福是什麼？

又一次逃出鬼門關後，安祿山終於悟出了一個道理。

他意識到，光靠在戰場上拼死拼活是沒有用的，即便拿命換來一官半職，一著不慎就會前功盡棄，滿盤皆輸。也就是說，要想出人頭地，不僅要會打仗，更要會做人。

怎麼才叫會做人？

答案就一個：錢。

具體而言是四個字：學會花錢。

每個人都喜歡錢，那些有權的人更喜歡。所以，只要你學會給有權的人送錢，他們自然就會喜歡你，而且樂於拿手中的權力和你交換，讓你也變得更加有權。

從古到今，社會一直在變，制度一直在變，但是這條真理則亙古常在，歷久彌新，永遠不會過時，永遠在支配著這個物慾橫流、權力至上的世界……

從此，安祿山一邊打仗，一邊不遺餘力地賄賂前來視察的每一個朝廷使臣。「上（玄宗）左右至平盧（營州）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資治通鑑》卷二一四）

開元二十八年（西元740年），安祿山升任平盧兵馬使。次年，御史中丞張利貞出任河北採訪使，赴平盧視察軍情，「祿山諂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貞，復以金帛遺其左右」。（《安祿山事蹟》捲上）張利貞回朝後，拼命替安祿山說好話，玄宗對他的印象越來越好，旋即擢升他為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兼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天寶元年（西元742年）正月，唐朝廷將整個帝國邊境從西到東、由北至南劃分為十大藩鎮，設定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九大節度使，外加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其中，安祿山正式出任平盧節度使，負責鎮撫室韋、靺鞨兩大部落，統轄平盧軍、盧龍軍、榆關警備區（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軍隊屯駐營州（今遼寧朝陽市）和平州（今河北盧龍縣），總部設在營州，總兵力三萬七千五百人。

安祿山就此強勢崛起，成為手握重兵、坐鎮一方的封疆大吏。

這一年，他剛好四十歲。

此時，距離安史之亂爆發，還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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