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楊炎這個人有三大優點：一、長得帥；二、文章寫得漂亮；三、擅長理財。所以史書毫不吝惜對他的讚美之辭：「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有風儀，博以文學，早負時稱」「救時之弊，頗有嘉聲」（《舊唐書·楊炎傳》）。

代宗時代，楊炎憑藉前兩個優點贏得了當權宰相元載的賞識，頗受重用，可惜元載垮臺後，楊炎就被貶到了山高皇帝遠的道州（今湖南道縣）。直到德宗即位，他的人生才突然躍上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時，他的第三個優點也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楊炎一入相，首先解決的是皇帝的「小金庫」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小金庫，主要用以宮廷和皇室的一些額外花銷。一般情況下，小金庫的錢是有限的，皇帝大人也得掰著指頭過日子，稍不留神，大手大腳一下，皇帝也不免變成「月光族」。所以，大多數皇帝都會想方設法擴大小金庫的收入。如果皇帝賢明的話，這方面往往還比較節制，要是碰上昏庸奢侈的敗家皇帝，那朝廷的國庫就遭殃了——小金庫花光就從國庫掏，反正天下都是朕的，朕愛怎麼掏就怎麼掏，想掏多少掏多少，誰也管不著！

有唐一朝，朝廷的國庫名為「左藏」，宮內的小金庫名為「大盈」。開國伊始，李唐朝廷就訂立了一套制度，對國庫實行非常嚴格的監管。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負責管理左藏的庫藏部（太府寺）都會對各地上繳的金帛分批點驗，然後悉數登記入庫，同時還要由審計署（比部）負責監督，實地查對，以防出現貪汙現象。因此，在安史之亂前的一百多年裡，左藏庫和大盈庫涇渭分明，一般不會出現皇帝亂掏亂摸的現象。

然而，到了肅、代之際，一切就全都亂套了。

問題首先出在朝中那些居功自傲、驕橫跋扈的武將身上。這些人自恃對國家有功，加之手中握有重兵，於是就把左藏庫當成了他們家的提款機，隔三差五就來提上一筆，連收條都不帶打。

面對這些肆無忌憚的軍閥，管理國庫的官吏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當時的全國財政總監（度支使）第五琦就為此大傷腦筋，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把左藏庫裡的金帛全都搬進了宮中的大盈庫，交給宦官去管理。如此一來，軍閥的魔爪固然是鞭長莫及了，但不幸的是，國家財富轉眼又落進了宦官的腰包。在肅、代兩朝的二十餘年間，有權力染指大盈庫的宦官前後多達三百餘人。不管是庫藏部還是審計署，沒有人知道這三百多個宦官究竟從國庫搬走了多少金帛，也不知道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到底是多少。

除了窮兇極惡的軍閥和監守自盜的宦官外，還有一隻無形的手也時常在內庫中進進出出，而且比前二者更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

那是誰的手？

當然是皇帝的。

以前內外兩庫涇渭分明的時候，皇帝大人也時不時會落入囊中羞澀的窘境。現在好了，沒錢花的時候也不用跟度支使開口了，只要往大盈庫伸伸手，想拿多少拿多少，方便快捷，省時省力，真是不亦快哉！

楊炎上臺時，擺在他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腐爛的局面。

他知道，如果不從國庫的整頓和監管入手，治理國家財政根本無從談起。

大曆十四年年底，楊炎向德宗李適鄭重提出：「財賦者，國家之大本，民生之命脈。社稷興亡、朝廷安危的關鍵之一，就在於如何管理國家的財政收入，所以歷朝歷代，都委派重臣進行掌管，但儘管如此，仍然無法徹底避免物資損耗和賬目不清的情況。如今，國庫被宦官把持，每年的收入多少，開支多少，盈餘或虧空的情況如何，朝中大臣全都一無所知，政治上的弊端，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臣建議，自即日起，將國庫的管理和監管之權交回相關部門。至於宮中所需，每年可列出預算，由國庫如數劃撥，保證宮中用度不致匱乏。只有這麼做，才談得上財政的治理。」

德宗欣然採納了楊炎的建議，當天便頒佈詔書，宣佈從今往後，所有財政收入全部劃歸左藏庫，每年只需精選三五千匹上好綢緞，作為宮廷用度送交大盈庫。

建中元年（西元780年）正月，楊炎又提出了一項重大的財政改革措施，徹底廢除了已經在唐朝實施了一百多年的「租庸調法」，代之以一項全新的賦稅制度。

這就是中國經濟史上著名的「兩稅法」。

舊有的租庸調法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租」是指田賦，「庸」是指勞役，「調」是指捐稅，正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自唐朝開國以迄高宗時期，這項賦稅制度一直執行得還算正常，但是從武周時代起，地主豪強兼併之風大起，失去土地的農民開始大量逃亡，到開元年間，逃戶現象日趨嚴重，至玄宗末年，均田制實際上已經遭到嚴重破壞。在此情況下，各級政府的戶籍、田畝檔案就變得混亂不堪，與實際情況極不相符了。安史之亂爆發後，根據戶籍、田畝檔案進行賦稅徵收更是變成一句空話。各級官員為了交差，往往採用非常手段，在短時間內強制徵收、加重攤派，令轄境內登記在籍的百姓苦不堪言。

由於戰亂頻仍、開支激增，李唐中央入不敷出，只好在各級政府中拼命增設財稅部門，以致各部門職能重疊，許可權交叉，到最後誰也管不著誰，財政狀況一片混亂。此外，各地的軍政長官又巧立名目，任意攤派，不斷增設法令，對百姓橫徵暴斂，於是舊法未除、新令已行，社會矛盾日益加劇。

在這樣的混亂局面中，富裕階層和貧困群體的命運卻大不相同。因為富人有很多逃避勞役和賦稅的手段，比如入仕為官和削髮為僧，就是當時普遍採用的逃稅辦法。而對於社會底層的老百姓來講，當官一途基本上是難於上青天的，甚至連和尚也不是你想當就能當的。因為當時出家必須有主管部門頒發的資格證書（度牒），富人只要找找關係塞塞紅包就到手了，可窮人就算把自己賣了，也不見得能換來那份度牒。所以，窮人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能乖乖讓各級衙門和貪官汙吏把他們身上的血汗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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