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吐蕃大兵壓境的這一刻，權宦程元振還在不擇手段地算計他，可他的心還是沒寒。

一個人要成為名將不難，要成為功臣也不難，難的是當普天之下人人放棄信念的時候，只有你一個人選擇堅持。郭子儀在後人心目中的地位和聲望之所以遠遠高於李光弼，並不是因為他比李光弼更會打仗，也不是因為他比李光弼更懂得官場哲學，而是因為他比李光弼更忠實於內心的信念，更善於在人生的重大時刻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在這個世界上，足以讓人心寒血冷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是最終，你的心寒不寒，你的血冷不冷，並不取決於別人，而是取決於你自己。

郭子儀也許就是憑著身上那一腔永不冷卻的熱血，才能置個人的得失榮辱於度外，並且屢仆屢起，愈挫愈奮，從而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最終成為大唐由盛轉衰的亂世之中始終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併成為這段動盪不安的歷史中唯一一個善始善終（既保全了祿位又保全了名節）的功臣元勳！

十月中旬，郭子儀沿藍田、商州、武關一路南下，先後集結了四千餘名潰散的將士，隨即掉頭北上，在商州泣血誓師，告諭將士「共雪國恥」、克復長安。稍後，代宗李豫擔心吐蕃人會進軍潼關，便下詔命郭子儀率軍前往陝州護駕，但郭子儀卻上表說：「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資治通鑑》卷二二三）

代宗想想也有道理，便同意了他反攻長安的計劃。

可是，郭子儀只有區區四千人，怎麼可能打得過吐蕃的二十餘萬大軍呢？

強攻當然是不行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智取。

郭子儀決定採用疑兵之計，迷惑吐蕃人，迫使其主動撤離長安。

隨後，郭子儀派遣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等人率部進駐藍田。長孫全緒按照郭子儀的計策，白天大張旗鼓，晚上燃起無數篝火，讓吐蕃人以為唐朝大軍已至。此外，長孫全緒又派人潛入長安，暗中聯絡了一批江湖豪傑，天天在朱雀大街上擊鼓大呼，製造混亂，同時又在百姓中散佈訊息，說郭子儀已經集結了數十萬大軍，不日便要攻打長安。

吐蕃人被郭子儀的疑兵之計搞得人心惶惶，遂萌生退意，加之長安的美女財帛也已被他們劫掠一空，所以在他們看來，此刻實在不值得為了這座空城付出血的代價。十月二十一日，吐蕃軍隊匆匆帶上他們的戰利品，當天就全部撤出了長安。

降將高暉一見吐蕃人扔下他跑了，無奈之下，只好帶著麾下的三百餘騎東走，走到潼關時，被守將李日越抓獲，當場就被砍了腦袋。

十月二十三日，得知長安光復的訊息，代宗李豫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他即日下詔，任命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第五琦為京兆尹，同時讓宰相元載取代程元振，擔任元帥行軍司馬。

長安雖然又回到了唐朝的手中，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場令人難以容忍的奇恥大辱。用郭子儀的話說，這是「國恥」。

帝國為什麼會遭受這場國恥？

這筆賬不能不算。

事實上，早在代宗避居陝州之時，太常博士柳伉就已經幫他把這筆賬算了個一清二楚。柳伉說：「吐蕃人長驅直入，兵不血刃而入京師，洗劫宮闈，焚燒陵寢，士卒卻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長期疏遠功臣，寵幸宦官，終究釀成大禍，群臣竟無人敢犯顏直諫，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剛剛離開京師，坊間便發生騷亂，暴民公然搶奪府庫，自相殘殺，此京畿民眾叛陛下也；陛下自十月初一下詔各道兵馬勤王，盡四十日，無一輛戰車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既然內外皆叛，那麼請問陛下，今日之勢，是安是危？若以為危，豈能高枕無憂，不為天下討伐罪人？」

柳伉得出的結論是：要想剷除禍亂之源，保全宗廟社稷，就必須砍掉一個人的腦袋。

這個人就是宦官程元振。

柳伉還說，除了誅殺程元振外，還必須把各級宦官的職權收回，交還各有關部門；並收回神策軍的兵權，交給朝中的大臣。同時，皇帝還要削除尊號，下詔罪己，宣佈從此改過自新，否則甘願遜位讓賢。

最後，柳伉跟皇帝打賭：「倘若如此，而兵仍不至，人仍不感，天下仍不服，請將臣全家老小碎屍萬段，以謝陛下！」

柳伉這筆賬一算下來，把代宗李豫的臉皮撕得可謂一乾二淨。

李豫為此鬱悶了好多天。

可他最後還是不得不承認，柳伉說的都是事實，而且句句都是發自肺腑的忠言。

不過，事實歸事實，忠言歸忠言，讓代宗把宦官們都給廢了那是不可能的，讓他下詔罪己、改過自新那更是不可能的，至於誅殺程元振嘛……似乎也是沒有必要的。

十一月初二，代宗下詔削除了程元振的所有官爵，將他遣回原籍。

代宗之所以不殺程元振，表面原因固然是程元振有剪除李輔國之功，代宗不忍誅殺，可事實上，此次吐蕃入寇也讓代宗李豫發現了很多問題。就像柳伉所說的那樣，這次長安淪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程元振專權亂政之外，無論是士卒將帥、公卿百官，還是四方藩鎮，人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要追究罪責，此次應該問罪的絕不止程元振一個！

既然如此，殺了他又有什麼用呢？殺了他就能讓所有人從今往後對天子和朝廷忠心耿耿了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代宗不殺程元振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對宦官這個群體仍然抱有極大的信任，因而不想把事情做絕，以免傷了其他宦官的心。

在代宗看來，自己在很多時候仍然是要依賴宦官的。比方說，萬一哪天敵寇又來了，士卒將帥、公卿百官又各自逃命了，四方藩鎮又按兵不動作壁上觀了，他身邊至少還有像魚朝恩這樣的宦官保駕。

這次吐蕃入寇讓代宗看清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沒有誰是真正靠得住的！

百官要是靠得住，母豬恐怕都會上樹；藩鎮要是靠得住，大象恐怕也會跳舞……至於說宦官，當然也不見得始終靠得住。但最起碼，宦官總是一支制衡百官、制約藩鎮的力量；最起碼，在天子孤立無援的時候，宦官總是一副可以暫時依靠的肩膀。

說白了，自從安史之亂爆發以來，李唐朝廷就已日漸陷入內憂外患、人心離散的境地了。此次吐蕃入寇，就是李唐王朝所有老問題和新問題的一次集中爆發。在如此嚴峻的局面下，任用宦官「或許」會有危險，但不用宦官則「必然」會有危險！

正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李唐天子並不是不知道任用宦官的危害，而是明知有害也得用。這是他們的無奈。

這一年十二月，代宗從陝州返回長安，郭子儀率城中百官及唐軍各部到滻水（灞水支流）東岸迎接，並伏地待罪，主動表示要承擔長安失陷之責。代宗親手把他扶起，激動地說：「都怪朕沒有早一天起用愛卿，才會落到這個地步啊！」

十二月末，代宗下詔，任命此次護駕有功的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統領各部禁軍。

從此，魚朝恩徹底取代程元振，成為「權寵無比」的新一代權宦。

一切終將過去，一切終將再來。

這是歷史的魔咒，將永遠徘徊在唐代宗李豫的頭頂上，並將永遠纏繞在此後的十二任大唐天子的頭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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