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甫憤然而起，立刻去找憲宗告狀。

當然，他不會說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聲稱本次策試的複試主考官之一、翰林學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親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還錄取了他的外甥，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親的嫌疑。

憲宗雖然多少能猜出幾分李吉甫的真實用心，可他剛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自然不願為此跟宰相把關係搞僵。無奈之下，憲宗只好把主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王涯等人全部貶謫。而李宗閔、牛僧孺等人也從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單，長期不得升遷。

因言獲罪的李宗閔和牛僧孺雖然滿腔怨憤，卻無計可施，最後只能自謀出路，在各地藩鎮漂流輾轉，當了好幾年的低階幕僚。

元和七年，李吉甫病歿，李宗閔和牛僧孺頭上的緊箍咒總算是解開了，遂雙雙入朝擔任監察御史，不久又同遷禮部員外郎。

元和十二年，李宗閔被裴度舉薦，隨他出徵淮西；平定淮西后，因功擢任駕部郎中，並以本官兼知制誥supsmallid="filepos5281818"/small/sup；穆宗即位後，又升任中書舍人。

與此同時，牛僧孺的仕途也是扶搖直上，歷任庫部郎中兼知制誥、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等職。

眼看李宗閔和牛僧孺這幾年不但鹹魚翻身，而且一路平步青雲，大有入相之勢，時任翰林學士的李德裕坐立難安，隨即利用為天子侍講的有利身份，不斷對穆宗施加影響。長慶元年，李德裕終於抓住李宗閔的一個把柄，再度把他逐出朝廷，貶為劍州（今四川劍閣縣）刺史。

李德裕如此不忘舊怨，挾私報復，頓時激起了李宗閔對他更為強烈的仇恨。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被遠謫巴蜀的李宗閔每天面朝長安，心裡反覆唸叨的只有這句話。

他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東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有道是風水輪流轉。幾年後，形勢果然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死對頭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貶到了浙西；另一方面，親密戰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薦而拜相。李宗閔就此時來運轉，於穆宗末年回朝復任中書舍人；敬宗年間，升任禮部侍郎，後遷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後，又調任吏部侍郎。

從元和三年（西元808年）到太和三年（西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與李宗閔、牛僧孺就這樣你來我往、樂此不疲地鬥爭著。在這漫長的二十一年裡，他們之間的仇恨非但沒有因時光的流逝而逐漸淡化，反而由於無休止的冤冤相報而愈演愈烈。對他們來說，朝廷授予的官職和權力與其說是供他們報效國家、造福社稷所用的，還不如說是供他們發洩私怨、打擊對手的工具。

假如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能夠認識到這種鬥爭的無聊和無益，從而多一絲寬容、少一分狹隘的話，那麼這場綿延半個世紀、波及整個政壇的「牛李黨爭」，應該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還是李宗閔和牛僧孺，都沒有人願意放棄仇恨。

所以，隨著他們三人地位和權力的提升，這場原本純屬私人恩怨的鬥爭，也就註定要發展成具有黨派性質的大規模的「政治械鬥」。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這場「牛李黨爭」從暗流湧動發展到公開對決、從個人鬥爭發展到黨派鬥爭的重要節點……

聽到李德裕即將回朝，並且很可能入相的訊息後，李宗閔產生了極大的恐懼。

李宗閔很清楚，無論他們中的哪一個先行入相，對方勢必會在第一時間被貶出朝廷。所以，他必須和時間賽跑，不惜一切代價搶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論資歷，他和李德裕旗鼓相當，可要論人脈，他顯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因為李德裕這些年遠在浙西，而李宗閔身為朝廷的吏部侍郎，無疑擁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

接下來的日子，李宗閔開始發揮自己的優勢，通過關係層層轉託，終於攀上了時任右樞密使的宦官楊承和。

眾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間，這個楊承和就是「四貴」之一，與王守澄等人都是擁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閔覺得自己勝算可以說是很大的。

雖然，依附宦官這種事歷來為天下士人所不齒，也是李宗閔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極力抨擊的時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閔已經顧不了那麼多了。

為了報仇雪恨，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閔沒有什麼事是不能幹的，更沒有什麼原則是不能放棄的。

在權宦楊承和的干預下，後來發生的一切就順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閔入相。

九月十五日，剛剛回到長安、才當了幾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罷去朝職，外放為義成節度使。

太和四年（西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閔舉薦，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回朝擔任兵部尚書、同平章事，與李宗閔同朝為相，共執朝柄。

當年被李氏父子極力打壓的這對難兄難弟，如今終於翻身做主，成了滿朝文武馬首是瞻的宰輔重臣。

隨後，李、牛二人開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聯手實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視為「李黨」（李德裕之黨）的朝臣紛紛落馬，就連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倖免。

儘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對李宗閔有過知遇之恩，可舉薦李德裕入相這件事，卻讓李宗閔始終耿耿於懷。僅憑這一點，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劃歸李黨。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閔便藉故將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黨遭到清洗的同時，另一批朝臣紛紛投奔到李宗閔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機會攫取權力、排斥異己。為了區別於「李黨」，歷史上就把這一強勢崛起的陣營稱為「牛黨」（牛僧孺、李宗閔之黨）。

一時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牛、李權赫於天下。」（《舊唐書·李宗閔傳》）

沒有人會料到，元和三年的那個春天，李宗閔和牛僧孺這兩隻官場小蝴蝶無意間扇動了一下翅膀，竟然會在此後的四十多年裡，掀起一場席捲整個帝國政壇的政治風暴。

從憲宗時代起，歷穆、敬、文、武、宣，前後六朝，帝國大部分高層官員相繼捲入這場規模空前的黨派鬥爭。牛、李黨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認自己結黨，而極力抨擊對方都是結黨營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黨的成員奪取了宰相之位，立馬便會擢升本黨成員佔據重要職位，對另一黨展開無情的報復和清洗。而一旦時移勢易，另一黨便會捲土重來，對掌權的這一黨實施反攻倒算……

在中晚唐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牛、李二黨就這樣你方唱罷我登場，頻頻上演這一齣既刺激又無聊、既新鮮又雷同的歷史大戲。

直至牛、李二黨的黨魁去世之後，他們的徒子徒孫依然相互攻訐，傾軋不止。

在這場大規模的政治械鬥中，國家安危、天下興亡、百姓禍福、朝政得失，全都被牛、李黨人棄之不顧，赤裸裸的黨派利益和個人利益成為他們立身處世的最高原則。為了搶班奪權、打擊對手，這些熟讀聖賢書計程車大夫甚至不惜出賣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閹宦集團的勢力更加強大，氣焰更為囂張。

如此惡劣的黨派鬥爭，對於早已憂患重重的李唐王朝來講，無異於雪上加霜。

內有宦官擅權，外有藩鎮跋扈，中間又夾著一個朋黨之爭。它們就像三具重軛，沉沉壓在大唐第十四位天子李昂的肩頭。

年輕的文宗李昂就這樣在歷史的重負下踉蹌前行。

他的眼神迷惘而無助。

他的前方，危機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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