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 瘋狂賓士的烈馬(下)

宰相賈耽一聽說韋皋推薦他上前線,心裡老大不樂意,趕緊對德宗說:「逆賊吳少誠肯定也希望得到寬恕,恐怕給他一條生路才是上策。」

此時的德宗當然也不想再打了。十七道兵馬被人家打得丟盔棄甲、節節敗退,朝廷還有什麼臉面和理由再打下去?

德宗現在也巴不得馬上罷兵休戰。可是,如果吳少誠不主動請罪,德宗朝廷就沒有臺階可下——總不能因為打不過人家才宣佈赦免吧?

所以,這場戰爭能不能停止,關鍵就取決於吳少誠的態度了。

還好,此刻的吳少誠也悄然打起了退堂鼓。

韋皋的奏疏剛剛遞到朝廷,吳少誠在朝中的眼線就立刻把訊息透露給了他。在吳少誠看來,如果德宗採納了韋皋的上策或中策,那自己的勝算就小了。因為渾瑊和韋皋都是能征善戰的猛將,遠不是那個草包韓全義所能比擬於萬一的。尤其是韋皋,這些年來在西南邊陲獨當一面,屢屢擊敗吐蕃人,可謂戰功赫赫、威名遠播。所以說,真要和渾瑊或韋皋交手,吳少誠還是頗有些膽怯和疑慮的。

經過再三權衡,吳少誠最後還是決定放棄戰爭,與朝廷握手言和。

隨後,吳少誠通過個人渠道,將一封求和信和一批財寶送給了一個監軍宦官,請他向朝廷轉達罷兵之意。德宗見信,大喜過望,就在這年十二月底,下詔赦免了吳少誠及其彰義將士的罪行,恢復了他們的所有官職和爵位。

這場來勢兇猛的叛亂就這麼戛然而止了。和建中年間的諸藩之亂一樣,與其說吳少誠的叛亂是被平定了,還不如說這是德宗再次放棄原則,並採取了一貫的和稀泥政策而不了了之的。

當然,嚴格來講,德宗這麼做已經不叫「放棄原則」了。因為很久以來,德宗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帝國政府在藩鎮事務上已經沒有什麼原則可以放棄了。

也就是說,任何原則第一次被放棄的時候可以稱之為放棄,可當它被放棄了多次之後,一切也就變得習以為常、麻木不仁了。

用老百姓的話說,這是不是可以叫破罐子破摔?或者叫蝨子多了不咬、債多了不愁?

而德宗本人又是如何理解自己這種行為的呢?是坦然承認這是一種不思進取的政治上的無能,還是自欺欺人地當它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政治上的成熟?

對此我們難以斷言,但答案更有可能是後者。

從事後德宗對待韓全義的態度來看,我們有理由作出這樣的判斷。

貞元十七年(西元801年)正月,草包韓全義灰溜溜地回到長安,權宦竇文場趕緊在德宗面前極力迴護,幫韓全義找了一大堆戰事失利的藉口。韓全義怕受責罰不敢上朝,就謊稱患了足疾,讓他的副將崔放代他入朝。

崔放硬著頭皮入宮去見德宗,忙不迭地替韓全義引咎自責、惶恐謝罪,沒想到德宗非但毫無責備之意,反而笑容可掬地說:「韓全義身為招討使,能招撫吳少誠,這是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殺人才算立功呢?」隨後,德宗對韓全義依然無比信任,「禮遇甚厚」。

打了敗仗還算立功,還能得到皇帝的厚待和禮遇,讓韓全義受寵若驚,相信自己家的祖墳一定是冒了青煙。

是的,在德宗李適這樣的領導手底下打工,每個草包家裡的祖墳都會冒青煙,無一例外地冒青煙。

貞元后期,大唐帝國的馬車還在咯吱咯吱地往前走,雖然走得歪歪扭扭、跌跌撞撞,但看上去也並沒有傾覆的危險。

這樣的發現讓德宗李適很有些自鳴得意。

得意之餘,李適忽然生出了某種衝動——自己當宰相的衝動。

隨後,德宗就有了一項政治上的創舉——親自選用整個帝國自縣令以上的所有官員,以致宰相和中書省只負責頒佈文書,形同虛設。

大權獨攬讓德宗李適在帝王生涯的最後幾年中充滿了無與倫比的成就感。這時候,如果你擔心他因日理萬機而過度操勞的話,那你就太小看李適了。

他選官只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標準,所以親自遴選再多的官員也不會覺得累。

這個標準就是——看這個人有沒有賄賂他。

換句話說,只要你出得起錢,皇帝就可以本著公平交換、互惠互利的原則,給你個官做。

關於德宗變相賣官的事情,這裡就有一個例子:

貞元十六年底,河東節度使李說病卒,德宗命行軍司馬鄭儋繼任節度使。然後行軍司馬一職就出缺了,德宗想來想去,最後選中了一個叫嚴綬的刑部員外郎。之所以選上這個人,是因為德宗清晰地記得,某年某月某日,這個嚴綬當時還在某個藩鎮手下當小幕僚,就曾經很懂事地獻給他一筆「進奉」,那時候德宗就特意記下了他的名字。如今河東行軍司馬一職出缺,德宗當然要用官位回報他了。

對於此事,柏楊先生極為憤慨:「李適身為聖明天子,對於向自己行賄的官員,竟如此欣賞,不次擢升,使人瞠目結舌!中國五千年來始終無法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我們終於找出緣故:原來,國家的最高領袖,他自己就是貪汙大王!」

當然,德宗李適並非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賣官的皇帝,但他在這方面的光輝履歷,肯定是唐朝三百年曆史上獨一無二的。除了賣官之外,德宗李適還專心致志地進行著「稅外聚斂」的活動。

當年流亡奉天的窮日子實在是太讓人銘心刻骨了,所以自從回京之後,這位大唐天子就對斂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無奈剛開始總被李泌、陸贄這樣的宰相阻撓。現在好了,李泌和陸贄都不在了,現任宰相充其量只能算是天子的秘書,一貫對他俯首帖耳、唯命是從,所以,在整個貞元的後期,天下諸道及各州縣進奉的「稅外方圓」和「用度羨餘」便絡繹不絕地湧進了宮中的小金庫,讓德宗李適的小日子過得無比滋潤……

時間一晃就到了貞元二十年(西元804年)。老大帝國的馬車在貌似平靜中緩緩駛進了第九世紀的黎明。

九月的一天,一個令人不安的突發事件讓德宗猛然從他那無比滋潤的小日子中驚醒了過來——太子李誦中風了。

太子不但半身不遂,而且一下子喪失了語言能力。

這一年,德宗李適六十三歲,顯然已經時日無多。

皇帝老了,儲君殘了。這樣的局面頓時讓滿朝文武憂心忡忡——下一步,帝國的政局將會如何演變?誰來駕馭這輛千瘡百孔的帝國馬車?

根據唐朝律法,監守自盜者,一尺布打四十棍;受賄枉法者,一尺布打一百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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