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藍

在寫下這個近乎肉麻、平庸和異樣的題目後，我猶疑了兩分鐘，最終確定沒有什麼比這幾個字更能準確地描述我對西爾維婭·普拉斯看法時，我決定不再修改。

實話說，三十歲以前，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普拉斯。我不喜歡，我帶著幾乎算得上是輕度厭惡的心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拒絕談論這位享譽世界的女詩人。

最早買到《美國自白派詩選》時，我還在大學讀書，這本詩集裡收入了到今天為止漢語出版物對普拉斯翻譯最多的28首詩。那個時候，我的練習冊上寫滿了陽光和田野的詩行，我的筆像最辛勤的農婦在想象力和詞語的田壟上耕作，自然是一片和諧的音樂在時光的金色麥地裡迴響。當我翻閱普拉斯的詩，那些充斥著死亡、高燒、自殺、囈語和夢魘的字眼兒，令我心煩意亂。偶爾，趙瓊和島子翻譯的幾個句子會吸引住我，但很快，出於對否定生命的話語本能的抗拒，我扔下這本詩集，轉而捧起西門內斯、雅姆——在他們的詩句裡，有遼闊而深沉的對生命和愛的祝福和安慰，即便他們在寫痛苦和孤獨時也依然如此，而這正是我喜歡和需要的。

那幾年，國內一些女詩人的創作被批評家們戴上了「深受美國自白派詩風和普拉斯影響」的帽子，對此，我有些將信將疑。我讀她們的詩，和普拉斯作比較，我弄不清楚到底是每個女詩人受自身經驗的影響更大，還是受普拉斯「黑暗意識」的影響更大。那時我剛二十歲出頭，遠遠不具備閱讀的判斷力。對於「流行」的警惕，也使我自覺地避開普拉斯——誠實地說，在我自己長達近三十年的詩歌寫作中，幾乎沒有受到過這位驚世駭俗的女詩人的影響。

二十四歲那年，我看到了國內最早出版的普拉斯的長篇小說《鐘形罩》——這個版本現在市面幾乎絕跡。光看封面，它更像是一部通俗的言情小說，而不是一本詩人的作品。由於以前閱讀普拉斯詩歌留下的印象，這部近乎是她自傳的小說我大約只讀了三分之一就放棄了。它延續並增強了我對普拉斯的看法：不幸的命運，被噩夢牢牢控制的大腦，分裂的內心，對死亡的迷戀。還有一個使我放棄繼續閱讀這部小說的原因就是：我認為普拉斯的詩歌成就遠遠超出了她的小說。或許，相比之下，我更喜歡其他的女詩人，諸如索德格朗、狄金森、米斯特拉爾等等。此後的十幾年裡，每當別人談論普拉斯的時候，我基本上保持沉默，一直到我看見一份1966年bbc在錄製普拉斯最新作品後進行的訪談，才重新喚起我對她的注意。在那份訪談中，提問者彼特·沃爾問她早年剛開始學習寫詩的時候都寫了些什麼時，普拉斯回答說：「我想是大自然吧：鳥啦、蜜蜂啦、春去秋來等等，一個沒有任何內在經歷可寫的人所具有的天賦主題。我想，春天的來臨、頭頂的星星、初雪飄落等等是兒童、年輕詩人的天賦題材吧。」

毫無疑問，這也是我作為一個詩人，對諸如此類問題幾乎完全一樣的回答。這個發現令我大感迷惑和震驚。

因為很難想象，一個對大自然和生命擁有如此敏感、抱有如此熱愛的人，最後怎麼會一次次自殺。我無法理解和我同樣從「熱愛」這個詞出發的普拉斯，如何狠得下心來拋棄年幼的孩子，決然走上不歸路。

進入21世紀後，在某次詩會上，著名詩人多多說到普拉斯，他用一種談論女神繆斯的口吻說道：「普拉斯，那種爆發力，那種絕對的力量——‘從灰燼裡，我披著紅髮升起，我吞吃男人就像呼吸空氣！’……我非常感謝島子（譯者），我們在一起時曾徹夜談論普拉斯。」

我吃驚地盯著多多，似乎被他的話嚇著了。

最近幾年，我開始更多地閱讀普拉斯的詩歌，慢慢體會到她的顫慄和恐懼——這些以前對我來說極其陌生的感受，如今越來越被我所熟悉。是的，我熟悉它們如同熟悉使我感到自身存在的陣陣劇痛。她愛的方式，絕望的方式，像年久的潮氣慢慢滲進我的意識中，並和我內心陰鬱的體驗匯合——這既是女性所特有的、幽深的秘密，也是詩人之間心靈互通的秘密。但是，我明確地知道，我們依然是不同的。這就是為什麼我無法把她當作「親姐妹」而只是認為「表姐妹」的原因。

前不久，在接到譯林出版社快遞來的2007年版的《鐘形罩》後，我決意重新閱讀這部自傳體小說——帶著作為女詩人某些方面特殊而模糊的認同感，帶著對一位不可忽略的詩人精神世界探詢的嚴肅願望。

我承認，這次閱讀給我帶來顛覆性的震撼。我為以往對普拉斯的偏見感到慚愧，對相當多先入為主、道聽途說的印象和判斷感到不安。書中有很多章節，我會在心裡對自己說：「是的是的，就是這樣。」或者，「沒錯，我也有同樣的感受，正是如此。」

在對普拉斯其人和其作品價值的評判中，我更多地注意到她作品中透露出的私人生活與社會的關係、引起女權主義關注的原因和其精神狀態的真實性這三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當很多人至今還認為普拉斯的作品停留在抒發個人情感、愛情的幻滅、精神分裂等私人性的經驗表達時，我不得不說這是多麼巨大的謬誤。《鐘形罩》開頭就寫道：「那是一個古怪的夏天，天氣悶熱不堪。那個夏天他們把盧森堡夫婦送上電椅，而我不知道自己賴在紐約幹什麼。」

這段話將當時一起震驚世界的「間諜案」與普拉斯的個人生活建立起某種意味深長的聯絡。普拉斯在接受bbc的訪談時，被問及她的《爸爸》一詩涉及到了達豪和奧斯威辛集中營，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書。對此，曾有過一個德國裔父親的普拉斯明確地回答：「我的特別之處在於，我的背景可說是德國和奧地利的……所以我對集中營等事件的強烈關注是與眾不同的。再說，我還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人，所以我估計這也是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從這一段話不難看出，普拉斯不僅僅在詩歌中把個人經驗與時代的事件和對生活的影響聯絡起來，在小說中她做得也同樣誠實。出於對納粹主義的恐懼，她在小說中甚至對母親童年的語言——德語，表現出失憶般的拒絕。從小說裡提到的報紙，也能洞察出當時美國社會的冷漠：幾乎所有的報刊都充斥著謀殺、色情、搶劫的新聞，但是，深受知識分子推崇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則完全不見飛機失事、兇殺、性犯罪等內容，似乎這些事情從來不曾在世界上發生——知識界普遍的心靈麻木更加可怕。

扭曲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國家制度、宗教文化等等看似抽象的隱形人，都會把它們直接或者間接的爪子，伸進人的關係的連線處，控制或影響著人們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鐘形罩》一書最讓人震撼的恰恰是普拉斯筆下人們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具體社會背景中向讀者呈現出的悲哀和絕望。

幾乎已經成為定論，很多人傾向於詩人休斯對妻子的背叛是導致普拉斯自殺的直接原因。或許是。或許不完全是——它僅僅是促使普拉斯自殺的原因之一。熱愛普拉斯的人們，把休斯視作劊子手，並多次把普拉斯墓碑上刻的夫姓刮掉。那麼，普拉斯到底為何自殺？

她有一句著名的詩：「死，是一門藝術，所有的東西都是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普拉斯第一次自殺發生在二十歲的時候，從大量研究她的文獻中可以得出結論：在她九歲時，父親的離世給她帶來沉重的打擊，可視作她第一次接觸到死亡的經歷。在《鐘形罩》小說裡，埃斯特遭受初戀情人的欺騙——她深愛了五年的巴迪·威拉德，這個健康英俊、對人溫厚和善的耶魯醫科生、被所有人認為是「優秀正派的模範青年」，瞞著埃斯特在整個暑假期間與酒店女招待睡覺鬼混，同時還和另一個名叫瓊的女生約會，這一切帶給對愛情充滿幻想的埃斯特以毀滅性的打擊。沒有什麼比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曾喜歡過的人是一個齷齪不堪的偽君子更叫人崩潰的事情了。普拉斯和休斯的關係在小說的故事裡也有影射，她像個女先知，在書中預演了她死後發生的事情——在她自殺六年之後，休斯的情人阿西亞先殺死四歲的女兒，然後和普拉斯一樣採取煤氣自殺的方式身亡。這種明顯的模仿行為，是不是隱含著對休斯決不饒恕的詛咒呢？而普拉斯對父親愛恨交加的感情，也一直影響著她成年後和男人的相處方式，休斯的移情別戀則更加劇了她對愛情和男人的絕望。

一些女權主義者經常會以普拉斯的例子聲討男權意識，並不是沒有道理。無論從小說還是普拉斯的親身經歷看，成為男人的附屬品顯然受整個社會預設和鼓勵。「一想到要以任何一種方式為男人服務，我就憤憤不已。」在小說中她借埃斯特之口控訴道：「女人只能有一種生活，必須清清白白，而男人卻可以過雙重生活……這種想法我沒法接受。」美國女詩人埃裡卡·瓊寫道：「為什麼死亡往往是女詩人的命運？……我不相信西爾維亞·普拉斯的自殺是她自己的選擇。我仍然記得，女性詩人在一個由男性制定規則的文學世界中存活，有多麼艱難。」

當然，我完全同意她的說法。普拉斯對於男權意識的反抗，也包含著對強權政治、無視給他人痛苦的陳規陋習和人性麻木的反抗，這一切在小說中以某種可怕的幽默風格給予了展現。至於有人說普拉斯喜歡死亡，更是對生命的羞辱。她不想死——否則便無法解釋即便周圍沒有人能夠認真對待她的絕望和顫慄的情感，她也願意接受殘酷的休克電擊療法以求康復；也無法解釋她在自殺前不久租下了心儀的詩人葉芝的舊居，並簽下五年的合同這一事實。令人痛惜的是，比活下去的念頭更強大的絕望的輪子，軋碎了女詩人的腦袋。

有一個現象或許不能忽視：小說寫到埃斯特極其信任的一名叫諾蘭的女大夫，也曾給她帶來的沉重打擊。同為女性，埃斯特的母親言行中無法掩飾對女兒的失望和厭棄，普拉斯的母親在她死後依然認為《鐘形罩》這本書「代表的是最令人不齒的忘恩負義」，雖然「這並不是普拉斯的基本為人」，可以想見普拉斯周遭人際之間的無情和冷漠。所以我認為，是生活中多次遭受的欺騙和傷害，最終導致了普拉斯對人徹底的絕望，或許，這才是她自殺的根本原因。

死亡和女性立場，雖然是很多研究者都密切關注的普拉斯作品的兩大主題，但在談論她自殺的時候，人們多用「精神分裂」來描述導致這一悲慘後果的原因。普拉斯何等聰慧，生前就乾脆自嘲地稱包括自己在內的、住進精神病院裡的人是「瘋子」。但是，如果讀過《鐘形罩》後還有人把普拉斯稱作瘋子的話，我會把他視作蔑視人類情感和智慧的敵人——普拉斯絕對不是一個瘋子。

她身高大約177公分，穿38碼的鞋，腿長貌美，如玉樹臨風，有著一雙迷人的眼睛。按照小說裡的說法，她最不擅長的是烹調，還有速記——這是多數女孩子體面的謀生技能。但是，她卻比男生更擅長贏得獎學金和獎品。她八歲開始寫詩，畫一手漂亮的鋼筆畫，十八歲發表第一篇小說，並在大名鼎鼎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詩歌。贏得獎學金對於她來說猶如囊中取物；「十五年來門門功課拿優。」「在一整年裡我一道考試題都沒有答錯過。」優等生普拉斯以最優異的成績從史密斯學院畢了業，並獲得一份資助赴劍橋進修。在她和休斯一同返回美國後，她被同事譽為「史密斯學院英語系建系以來最出色的兩三位指導教師之一。」她的聰慧和能力甚至遠遠超出大多數同輩男性。

普拉斯在《鐘形罩》這部小說問世後三個星期就自殺身亡，但是哪怕最挑剔的讀者也能看出，整部小說縝密的結構、敘述細節精心的處理，包括人物言行無懈可擊的邏輯發展，都在告訴我們，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智慧超眾、觀察力敏銳、感受極其細膩、具有非凡語言控制力的作家。普拉斯出人意料地用一種幽默荒誕、充滿譏諷喜劇色彩的手法來表現悲慘的主題，僅憑這一點她就比很多作家勝出一籌。將「瘋狂」和「天才」劃上等號，幾乎是一個居心叵測的陰謀，因為它完全無視創作者們為自己熱愛的事業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辛勤的勞動和赤子般的情感。——我期待著，如果某一天能看到普拉斯的詩集以中文出版，相信讀者對這位個性鮮明、命運悲慘、詩風獨特的詩人會有更為準確的判斷。

在某些讀者眼裡，埃斯特或者普拉斯是典型的對接受「社會化過程」持反抗和懷疑態度的人。她們一般被視作不成熟、乖戾、甚至情智昏亂的人，而那些「識時務」、「人情練達、世事洞明」的人們，則意味著成功和受人歡迎的道德榜樣。但這些世俗的標準怎能讓普拉斯這樣一個內心驕傲、「專注於宗教信仰般的文學批評和對倫理的虔誠」、期待自己「有朝一日寫出偉大作品」的詩人彎腰屈膝呢？她絕對不會為此降低自己的尊貴。一點也不。

對於《鐘形罩》這部小說，普拉斯自己說：「我想它會展示一個面臨精神危機的人那種與世隔絕的感覺……我試著透過一隻鐘形罩子歪曲視像的凸形玻璃來描述我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們。」而對於我來說，無論是她的小說還是詩歌，都在為我內心的某種信念增添力量，當出現諸如人們對你要求「來，給我們笑一個」的時候，它便會使我平靜地微笑回答：「不。」

不。不。不。——即便面對死亡。

親愛的西爾維婭·普拉斯，這是我和你的不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