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啦,康斯坦丁實在是太矮了一點,但他還算有模有樣,淺棕色的頭髮,深藍色的眼睛,神情活潑而又迷人。他看起來簡直像個美國人,皮膚曬成棕褐色,一口漂亮的牙齒,但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不是美國人。他有一種我所認識的美國男人都沒有的東西,就是直覺。
從一開始康斯坦丁就猜出我根本不是威拉德太太的門客。我一會兒驚奇地豎起眉毛,一會兒發出一兩聲冷笑,沒過多久我們倆就公開地批評起威拉德太太來,我想這個康斯坦丁不會介意我個子太高、不會幾門外語、沒去過歐洲,他會透過這一切表相看出我是個什麼樣的人。
康斯坦丁開著他那輛破舊的綠色摺篷汽車接我到聯合國大廈,車上的棕色皮椅裂開了口,但是很舒適,摺篷敞開著。他告訴我他是打網球曬黑的。當我們肩並肩坐在陽光下沿街疾馳的時候,他拉起我的手,緊緊握了一握。在我九歲左右,父親在世的最後一個夏天,我曾與父親一起快樂地奔跑在滾燙的白色沙灘上。自那以來,我從未感到如此幸福。
當我和康斯坦丁坐在聯合國大廈的一個肅靜的豪華會堂裡——旁邊是一位表情嚴肅、肌肉發達、脂粉不施的俄國姑娘,和康斯坦丁一樣,她也是一名同聲傳譯。我想,真奇怪,我以前怎麼從來沒有意識到,純粹的幸福感覺只存在我九歲以前。
那以後呢,母親省吃儉用供我參加女童子軍、上鋼琴課、上水彩畫課、上舞蹈課、參加航海夏令營——早餐之前在霧中航行,吃底部烤焦的餡餅,每天都有層出不窮的小花招,像鞭炮一樣爆發出來——後來我又上了大學,可我再也沒有那種幸福的感覺。
我盯著這位穿雙排扣灰色套裝的俄國姑娘出神,看她嘰裡呱啦地將一個又一個成語翻成她自己的、我無從知曉的語言——康斯坦丁說這是最困難的部分,因為俄語中沒有現成的習語來對應我們的成語——真希望我能鑽到她的身子裡去,終我餘生來呱啦呱啦地說出一個又一個成語。這也許不會使我更幸福,卻會在我眾多借以炫耀的能力中再添上一項。
然後康斯坦丁、俄國女翻譯,還有那一整群在各自貼有標籤的話筒後面喋喋不休的黑種人、白種人、黃種人似乎都離我遠去。我看見他們的嘴唇上下翕動,卻聽不到一點聲音,彷彿他們坐在一艘正在離去的船隻的甲板上,撇下我擱淺在茫茫無邊的沉寂之中。
我開始數我不會做的事情。
第一件是烹飪。
我外祖母和媽媽都做得一手好菜,所以我總是讓她們去忙乎。她們老是想教我一兩道菜式,但我只是袖手旁觀,口裡說著:「是,是,明白了。」她們的話像一道水流滑過我的腦子,等我動手做起菜來老是弄得一塌糊塗,後來就沒人再叫我掌勺了。
我想起了喬蒂,她是我在學院第一年裡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女友。我想起有天早晨在她家裡她給我炒雞蛋的情形。雞蛋的味道非同尋常。我問她放了什麼特殊的作料,她說是乳酪和蒜鹽。我問誰教她的,她說誰也沒教,是她自己想出來的。當然,她是個相當務實的人,主修社會學。
我也不懂速記。
這意味著我畢業以後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媽媽老是跟我念叨,誰也不會僱用一個只修過英語的人。主修英語、又懂速記的人就另當別論了。誰都想僱她。在年輕有為、前程似錦的男人中她會十分走俏,她將把一封又一封激動人心的信件謄寫出來。
問題是,一想到要以任何一種方式為男人服務,我就憤憤不已。我還想口授我自己的激動人心的信件呢。另外,媽媽拿給我看的那本書裡的小蝌蚪樣的速記符號跟用t表示時間、用s表示距離總和一樣可憎。
我的單子越開越長。
我舞跳得糟糕透了。我唱歌老是跑調。我毫無平衡感,體操課上我們頭頂書本、兩臂張開走一條窄木板時,我總是摔下來。我不會騎馬,也不會滑雪,因為花費太大,儘管我最嚮往的就是這兩項活動。我不會說德語,看不懂希伯來文,更不會寫中文。我甚至不能在地圖上找到我眼前的聯合國官員所代表的大部分偏遠國家的位置。
我坐在聯合國大廈的隔音室裡,一邊是既會當同聲傳譯也擅打網球的康斯坦丁,一邊是滿肚子習語的俄國姑娘,平生第一次我覺得自己簡直就是個廢物。問題是,我一直都是個廢物,卻從來沒有自知之明。
我唯一擅長的是贏獎學金和獎品,這個時代快要結束了。
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匹賽馬,困在一個沒有賽馬跑道的世界上;或者像一名學院冠軍隊的橄欖球運動員,突然得西裝革履地到華爾街去上班,家裡壁爐臺上一隻小巧玲瓏的金質獎盃是他往昔榮耀的縮影,獎盃上刻著日期,就像墓碑上的日期一樣。
我看見我的人生像小說中那棵無花果樹一樣,枝繁葉茂。
在每一根樹枝的末梢,一個個美妙的未來,彷彿豐腴的紫色無花果,向我招手,對我眨眼示意。一枚無花果是丈夫、孩子、幸福的家,另一枚是名詩人,又一枚是才學出眾的教授,一枚是埃·格,了不起的大編輯,再一枚是歐洲、非洲、南美,另一枚是康斯坦丁、蘇格拉底、阿提拉以及一堆姓名古怪、從事非凡職業的情人們,再一枚是奧林匹克女隊冠軍,在這些無花果的上上下下還有許許多多我不大辨認得出的無花果。
我看見自己坐在這棵無花果樹的枝椏上,飢腸轆轆,就因為我下不了決心究竟摘取哪一枚果子。我哪個都想要,但是選擇一枚就意味著失去其餘所有的果子。我坐在那兒左右為難的時候,無花果開始萎縮、變黑,然後,撲通,撲通,一枚接著一枚墜落地上,落在我的腳下。
康斯坦丁帶我去的餐館散發著藥草、香料、酸奶油的氣味。我到紐約這麼長時間,還從未見過這種餐館。我只見過「漢堡之家」那樣的地方,那裡的櫃檯一塵不染,櫃檯對面是一面亮閃閃的長鏡,他們賣大漢堡和經濟湯,還有四種花樣蛋糕。
到這家餐館去我們得先走下七級光線昏暗的臺階,進入一個類似地窖的地方。
被煙燻黑的牆上貼著旅遊海報,好像許多能看到風景的窗戶,鳥瞰瑞士湖泊、日本山脈以及非洲草原的風光。厚實的落滿塵埃的瓶裝蠟燭似乎淌了幾個世紀的彩色燭淚,綠色、藍色、紅色,一層覆著一層,形成一種精緻的三維花邊。蠟燭在每一張桌面上投下一圈光亮,一張張漲紅的臉本身也像光焰,在亮光中浮動。
我不知道當時吃了什麼,但是第一口吃下肚去我就覺得好受多了。我想,我那關於無花果樹以及那些萎縮並墜落在地的豐腴的無花果的幻覺很有可能來自於一個空空如也的胃臟的極大的虛空之處。
康斯坦丁一個勁兒地往我們的酒杯裡斟一種甜絲絲的帶松樹皮味道的希臘酒,我不由自主地告訴他我要去學德語,我要去歐洲,當一個像麥吉·希金斯那樣的戰地記者。
當酸奶和草莓醬上來時,我感覺無比暢快,於是我決定讓康斯坦丁引誘我。
自從巴迪·威拉德把女招待的事兒告訴我以後,我一直想,我應該出去和什麼人睡上一覺;跟巴迪睡覺可不能算數,因為在我之前他已經睡過一個人。必須是別的什麼人。
我只跟一個男孩討論過上床的事,他是耶魯大學學生,一個滿腹牢騷、長著鷹鉤鼻子的南方人。有一個週末他到我們學院來,沒想到他的女友頭天就跟一個計程車司機跑了。因為那個女孩住在我們宿舍,而那天晚上宿舍裡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義不容辭,要讓他快活起來。
在附近一家咖啡館,我們蜷縮在一個詭秘的高背廂座裡——木板上刻著幾百個人的名字——一邊一杯又一杯地喝黑咖啡,一邊毫無遮攔地談論性的問題。
這個叫埃裡克的男生說,在凌晨一點宿舍宵禁之前,或者在燈光明亮的門廊裡,或者在一目瞭然的灌木叢裡,我們學院裡的所有女生都跟男友發瘋一般地摟脖子親嘴,每個過路的人都能瞧個一清二楚,真是令人作嘔。進化了一百年,埃裡克憤憤地說,我們是什麼?動物而已。
然後埃裡克跟我講起他第一次跟女人上床的情形。
他讀的是一所南方的預備學校,專門培養素質全面的紳士。學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學生在畢業之前必須有過和女人在一起的經驗。和女人在一起,埃裡克說,就像《聖經》裡說的那樣。
於是,在一個星期六,埃裡克和幾個同學搭公共汽車到離學校最近的一座城裡,光顧了一家臭名昭著的妓院。埃裡克叫的妓女甚至連裙子都沒脫。她是一個肥胖的中年女人,染著一頭紅髮,嘴唇厚得令人生疑,膚色叫人想起老鼠。她不肯關燈,所以埃裡克就在一隻落滿了蒼蠅的二十五瓦電燈泡下跟她辦了事,感覺和人家天花亂墜的吹噓完全是兩碼事。就跟上廁所一樣沒勁。
我說,如果你愛上個女人,沒準兒就不會那麼沒勁了。可是埃裡克說,一想到這個女人就像其他女人一樣,也只是個動物而已,他就什麼勁兒都提不起來了。所以如果他愛上個女人,就永遠不和她上床。如果有必要他寧肯召妓,好讓他所愛的女人遠離這一切骯髒的勾當。
當時我心裡閃過一個念頭,埃裡克也許是個可以與之上床的理想人物,他已經有過這種經驗,而且他跟一般的年輕人不同,當他談論這些事時,他並不顯得心地汙穢、愚不可及。但是後來埃裡克給我寫了封信,說他覺得自己沒準兒會愛上我,我聰慧過人,玩世不恭,可是面相又如此善良,酷似他的姐姐。於是我知道沒指望了,我是那種他永遠不會與之上床的女人。我寫信告訴他,很不幸,我即將嫁給一個青梅竹馬的情人。
我越想這事,就越覺得在紐約被一位同聲傳譯勾引是個不錯的主意。康斯坦丁怎麼看都像一個成熟體貼的男人。大學男生喜歡向室友或籃球隊裡的朋友吹噓他們如何跟女孩子在汽車後座尋歡作樂,即便康斯坦丁也會那樣做,他的聽眾我一個也不認識。而且,跟一個威拉德太太介紹給我的男人睡覺,有一種令人愉快的諷刺意味,就好像她間接地對此負有責任似的。
當康斯坦丁問我願不願意到他的住所去聽聽俄羅斯三角琴唱片,我暗暗一笑。我媽媽總是告誡我,在任何情況下,晚上跟男人出去以後都不得跟他去他的住所,那樣做只能意味著一件事。
「我很喜歡三角琴演奏的樂曲。」我說。
康斯坦丁的房間有一個陽臺,從陽臺上可以俯瞰河流,我們能聽到下面黑暗中駁船的突突聲。我心裡充滿了感動和柔情,完全明白我將要幹什麼。
我知道我也許會懷上孩子,這個顧慮在意識深處遠遠地懸浮著,晦暗而曖昧,我壓根兒不去管它。根本沒有百分之百不會懷上孩子的安全方法,這是《讀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說的,我媽媽把文章剪下寄到學院給我看。文章是一位已婚的有孩子的女律師寫的,標題是《捍衛貞操》。
文章羅列了種種理由,說明女孩子除了丈夫之外不可跟任何人上床,而且只能在婚後才能與丈夫同房。
文章的主要觀點是,男人的世界與女人的世界不同,男人的情感與女人的情感也不同,只有婚姻才能將兩個世界和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融合到一塊。我媽媽說,女孩子總是到為時太晚的時候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要聽從那些已經成為專家的人——譬如已婚女人——的忠告。
這位女律師說,最好的男人都願意為妻子潔身自好,就算他們自己不純潔,也希望自己是妻子性事上的導師。當然啦,他們會千方百計勸誘女孩子跟他們發生性關係,說過後就會娶她,可是一旦女孩子順從了,他們就會對她敬意全消,就會說,既然她肯跟他們,她也能跟別的男人,到末了他們就會毀了她的一生。
女律師在文章的末尾說,與其抱憾終身不如潔身自好,何況並沒有真正有效的避孕方法,一旦懷上孩子,那才是萬劫不復呢。
照我看來,這篇文章什麼都談到了,就是沒有考慮過女孩子的感受。
潔身自好,然後嫁給一位清清白白的男子,這也許挺好,可要是結婚以後他突然坦白說他其實並不清白,就像巴迪·威拉德那樣,怎麼辦?女人只能有一種生活,必須清清白白,而男人卻可以過雙重生活,一種清白,一種不清白,這種想法我沒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