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像那樣過去。帶著許多好吃好喝的，陽光明媚，一輛小汽車帶著我們到處轉，不時抽支雪茄，在海灘上打一會兒盹，研究過往的窟窿眼兒，又說又笑，還唱了一會兒小曲——這就是我和麥格雷戈度過的許多許多日子中的一天。像那樣的日子真的似乎使輪子停止轉動。表面上快快活活，時間就像夢一般糊里糊塗地過去。但是實際上，卻有一種宿命感，有一種不祥的兆頭，使我第二天萎靡不振，心中不安。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會不得不停頓下來；我很想知道我正在浪費我的時間，但是我也知道我無能為力。必須發生某件事，某件大事，某件會將我橫掃在地的事情。我需要的一切就是推我一下，但必須是我的世界之外的某種力量，才能真正推動得了我，我確信這一點。我不能憂傷過度，因為這不是我的性格。我一生中的事情總是——到最後——很順當。我不可能需要花大力氣。必須由天意來決定某些事——在我的情況中，就是全部聽天由命。儘管從表面看來，有多少不幸，有許多事沒處理好，我卻知道自己生就的富貴命，而且天生是雙冠王。我承認外部情況很糟糕——但更使我擔心的是內部情況。我真的很害怕我自己，害怕我的胃口、我的好奇心、我的柔性、我的滲透性、我的可塑性、我的和藹可親、我的適應能力。沒有一種情況本身能嚇倒我：我不知怎的，總是看見自己過舒服日子，就好像在花朵裡啜飲蜂蜜。即使我被投入監獄，我也感到我會過得很好。我想，這是因為我知道如何不作反抗。其他人連拉帶拽地拼命幹，搞得精疲力竭；我的策略是隨大流。人們對我做的事，幾乎還不如他們對人對己所做的事那樣叫我操心。我內心真的感覺他媽的很好，所以我必須接受全世界的問題。這就是我為什麼一直處於混亂之中。也就是說，我和我自己的命運不同步。我竭力實踐世界的命運。例如，如果我有一天晚上回到家，家裡沒有吃的，甚至連給小孩吃的東西也沒有，我就會馬上到處去尋找吃的，但是我發現自己剛一匆匆來到外面尋找食物，就立刻又回到了世界觀上面，這使我困惑不解。我沒有想到專門給我們吃的食物，我想到的是一般意義上的食物，是那一時刻世界各地處於各個階段上的食物，它如何被得到，如何被準備好給人用餐，如果人們沒有食物，他們做些什麼，也許有一種方法可以使每一個想得到食物的人都得到它，不再把時間浪費在這麼簡單的問題上。無疑，我為老婆孩子感到遺憾，也為霍屯督人，為澳洲森林居民感到遺憾，更不用說飢餓的比利時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我對人類，對人類的愚蠢，對人類想象力的貧乏感到遺憾。吃不上一頓飯並不那麼可怕——使我深感不安的是街上死一般的空寂。所有那些討厭的房子，一模一樣的，一切都如此空寂、如此淒涼的樣子。腳下有漂亮的鋪路石，街中間有柏油馬路，各家門前有既美又醜的雅緻的褐砂石臺階，然而一個傢伙竟會整天整夜在這昂貴的材料上到處奔走，尋找一塊麵包乾。是這種狀況使我感到不安。這太不諧調了。如果人們能搖著開飯鈴衝出去喊「聽著，大家聽著，我餓著肚子。誰需要擦皮鞋?誰需要倒垃圾?誰需要清洗排水管?」，那就好了。如果你能走到街上，像那樣對他們說清楚就好了。然而不，你不敢張開你的嘴。如果你在街上告訴一個傢伙你肚子餓，你就把他的屎都嚇出來了，他像見了鬼似的逃走。那是我以前從不理解的事情，現在還是不理解。全部事情其實很簡單——某個人來到你跟前時，你只要說一聲「行」。如果你不能說「行」，你可以挽住他的胳膊，請另一個人幫助你們擺脫困境。你為什麼要穿上制服，去殺死你不認識的人，就為了得到那塊麵包幹，這對我來說是個謎。我考慮的是這些，而不是食物吃到了誰的嘴裡，或者它賣多少錢。我為什麼要去管一樣東西值多少錢呢?我在世上是要活著，而不是計算，而這正是那些雜種不要你做的事——活著！他們要你花費整整一生來增加數字。那對他們有意義。那是合理的。那是明智的。如果我來掌舵，也許事情不會這樣有條有理，但是卻更加輕鬆愉快，耶穌作證！你不必為一些小事搞得屁滾尿流。也許不會有碎石鋪的道路、長蛇陣的汽車、高音喇叭以及億萬種新鮮玩意兒，也許甚至窗上沒有玻璃，也許你不得不睡在地上，也許不會有法國烹調、義大利烹調、中國烹調，也許人們的耐心消耗殆盡的時候就會互相殘殺，也許沒有人會阻止他們，因為不會有任何監獄、警察、法官，當然也不會有任何內閣大臣或立法機構，因為不會有他媽的任何法律讓人遵守或不遵守。也許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要走好幾個月、好幾年，但是你用不著簽證、護照、身份證，因為哪兒也用不著登記，你也用不著身份證號碼；如果你想每星期改一次名字，你儘管改，這是無所謂的，因為除了你能隨身攜帶的東西，你不擁有任何東西，在一切都自由的時候，你為什麼還要擁有任何東西呢?

在這個時期，我走了一家又一家，幹了一個又一個工作，交了一個又一個朋友，吃了一頓又一頓飯，但是我還是為自己圈出一些空間作為拋錨地；這更像是湍急的水道中的救生圈。進入我周圍一英里範圍內，就會聽到一座巨大的鐘在悲鳴。沒有人能看見拋錨地——它深深埋在水道底下。人們看見我在水面上上下浮動，有時候輕輕搖擺，要不就前後顫動。安全地牽制著我的是我放在客廳裡的那張有分類格子的大書桌。這張書桌曾經在老爺子的裁縫鋪裡放了十五年，靠它賺來了許多錢，也因做活而使它吱嘎作響，抱怨不止。在它的分類格子裡，還放著一些古怪的紀念品。我最後是趁老爺子生病，把它從店鋪裡偷著搬出來的；現在它就立在布魯克林最受人尊敬地段的正中心處一座受人尊敬的褐砂石房子的三層樓上我們陰鬱的客廳地板的中央。我得費好大勁才能把它放到那兒，但是我堅持必須放在全部家當的最最中間。就像把一隻乳齒象放到一間牙齒診室的正中央。但是由於老婆沒有朋友來做客，而即使它懸掛在吊燈上，我的朋友也無所謂，於是我就把它放在客廳裡，把我們擁有的所有多餘的椅子全放在它周圍，擺成一大圈，然後我舒適地坐下來，把腳蹺到書桌上，夢想著如果我能寫作的話將寫些什麼。在書桌旁邊我還放了一隻痰盂，一隻很大的銅痰盂，也是從店鋪裡拿來的，我不時朝裡面吐一口痰，提醒自己它就在那裡。所有的分類格子都是空的，所有的抽屜也都是空的；書桌上書桌裡全一無所有，只有一張連墊放在s形鍋鉤底下都嫌太小的白紙。

當我想起我所做的巨大努力來疏導在我內心沸騰冒泡的熔岩，想起我重複了成千上萬次的努力來安放好漏斗，來捕獲一個詞、一個片語時，我必然想到舊石器時代的人們。十萬、二十萬、三十萬年來關於舊石器的想法產生了。如同幻覺一般，因為他們沒有料想舊石器這樣的東西。它不費力氣就來了，一眨眼工夫便誕生了，你會說這是一個奇蹟，只是發生的一切都是奇蹟般的。事情發生或者不發生，這就是一切。沒有事情是由汗水與拼搏來完成的。幾乎每一件我們稱之為生活的東西，都只是失眠，是一種痛苦，因為我們已經失去了睡著的習慣。我們不知道如何灑脫。我們像安在彈簧頂上的匣中小丑，我們越掙扎，就越難回到匣中去。

我想，如果我瘋了，我除了把這原始人的用品放在客廳中央，就不會想到更好的計劃來鞏固我的拋錨地。我的腳蹺到書桌上，增加血液流速，我的脊柱舒服地埋在厚厚的皮墊子裡，我同在我周圍漂浮旋轉的零碎物處於理想的關係。因為我的朋友們瘋了，是血液異常流出的部分，他們就竭力讓我相信，這些零碎物就是生活。如此說來，我清楚地記得，通過我的腳所實現的同現實的第一次接觸。我寫過一百萬字左右，請注意，寫得有條有理，結構很好，對我來說卻等於零——舊石器時代的原始密碼——因為接觸是通過頭腦來進行的，而頭腦是無用的附屬物，除非你在水道中央深深地拋錨在泥中。我以前寫的一切都是老古董，現在的大多數寫作仍是老古董，這便是為什麼沒有燒起來，沒有使世界燃燒的原因。我只是古人類的傳聲筒；甚至我的夢也不可靠，不是真正的亨利·米勒之夢。安靜地坐著，想著一個由我、由救生圈產生的念頭，是赫拉克勒斯式的艱鉅任務。我不缺乏思想，也不缺乏詞彙和表達能力——我缺乏更重要得多的東西：切斷電流的工具。討厭的機器停不下來，這便是難題。我不僅處於潮流當中，而且潮流流遍我的全身，我一點兒也控制不了它。

記得那一天，我讓機器徹底停下來，也記得另一個機械裝置，上面簽著我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用我自己的雙手和鮮血製成的那個機械裝置，慢慢開始執行。我曾到附近的劇院去看一場輕歌舞劇表演；這是日場演出，我買了樓廳的票。排隊站在大廳裡等候的時候，我就已經體會到一種奇怪的堅實感。就好像我在凝結，明顯成為一塊堅實的膠凍。這就像傷口治癒過程中的最後階段一樣。我處於最高的正常狀態，這倒是十分異常的情況。霍亂會來臨，將它汙濁的氣息吹進我口中——沒有關係。我會彎腰去吻麻風病人手上的潰瘍，不可能對我自己有任何傷害。我們大多數人所希望的一切，便是在健康與疾病之間這種永恆的衝突中有一種平衡，而我不僅有這種平衡，而且血液引數是正整數，這意味著，至少暫時，疾病被完全打垮了。如果有人在這時候聰明地紮下根，他就永遠不會再生病、不幸，甚至死亡。但是要躍向這樣的結局，就要奮力一跳，跳回到比舊石器時代更久遠的年代。在那一剎那，我甚至不夢想紮根；我一生中第一次體會到奇蹟的意義。當我聽到我自己的齒輪齧合的時候，我是如此吃驚，以至願意為了這種體驗的特權而當場死去。

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當我手裡拿著撕過的票根從門衛面前走過時，燈光暗下來，幕布升起。黑暗突然降臨，使我的眼睛微微發花，我就站了一會兒。當幕布冉冉升起時，我有一種感覺，好像在所有的年代裡，人類總是被壯觀場面之前的這個簡短時刻搞得默不作聲。我可以感覺到幕布正在人類中升起。我也立即明白，這是一個象徵，它在人類睡夢中不斷出現在他們面前；我明白，如果他們醒著，登上舞臺的絕不會是演員而應該是他們，人類。我不是這樣想——我說，這是一種理解，它如此簡單，如此絕對清晰，以致機器立即死死停住，我正沐浴著現實的光明，站在我自己面前。我把眼光從舞臺上轉開去，注意看通向樓廳座位的大理石樓梯。我看見一個人慢慢登上臺階，他的手橫放在欄杆上。這人一定是我自己，自從我出生以來一直在夢遊的那個舊自我。我的眼睛沒有看見整段樓梯，只看見那個人已經爬過，或當時正在爬的那幾級樓梯。這人從來沒有爬到樓梯頂上，他的手也從來沒有從大理石欄杆上拿開。我感到帷幕降下來，一會兒工夫，我又到了佈景後面，在道具中走來走去，就像道具管理員突然從睡夢中醒來，不知道是在做夢呢，還是看著正在舞臺上演出的一場夢。它明朗、清新、新奇。我只看見活生生的東西！其餘的消失在陰影中。正是為了使世界永遠活生生，我沒有等著看演出，就跑回家去。坐下來，著手描寫那一截不朽的樓梯。

正是在這個時候，達達主義者盛行一時，不久又出現了超現實主義者。這兩個流派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直到大約十年以後才聽說；我從來沒有讀過一本法文書，也從來沒有法國式的念頭。我也許是美國獨一無二的達達主義者，而我卻不知道。儘管我同外界有各種接觸，我卻像一直生活在亞馬孫叢林中一般。沒有人理解我正在寫的東西，或者我為什麼要那樣寫。我神志如此清醒，以至於他們說我發瘋。我在描述新世界——不幸的是太早了一點兒，因為它還沒有被發現，誰也不會被你說服，相信它的存在。這是一個卵巢世界，還隱藏在輸卵管裡。自然還沒有任何東西清楚地顯現出來：只能看見一根脊柱模模糊糊的少許跡象，當然沒有胳膊，沒有大腿，沒有頭髮，沒有指甲，沒有牙齒。性是最不會被夢見的東西；這是柯羅諾斯及其卵一般的後代的世界。這是小不點兒的世界，每一個小不點兒都是必不可少的，嚇人地合乎邏輯的，絕對不可預言的。沒有一件事物這樣的東西，因為「事物」的概念正在消失。

我說我描述的是一個新世界，但是像哥倫布發現的新世界一樣，結果它是一個比我們所知道的任何世界都遠為古老的世界。我在皮包骨頭的外觀底下，看到了人類總是在內心攜帶的那個不可摧毀的世界；真的，它既不是舊的，也不是新的，而是無時無刻不在變化的永恆真實的世界。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擦去後重寫的，沒有哪一層書寫的文字讓我感到太古怪而破譯不了。我的夥伴們晚上離開我之後，我會經常坐下來，給我的朋友，澳洲叢林居民，密西西比河盆地的築堤人，菲律賓的伊哥洛特人等寫信。當然，我必須寫英語，因為這是我說的唯一語言，但是在我的語言和我的好朋友們使用的心靈感應術之間有一個差異世界。任何原始人都會理解我，任何古代人都會理解我；只有我周圍那些人，也就是說，一個大陸上的一億人，理解不了我的語言。為了寫得讓他們明白，我不得不首先殺死什麼東西，其次阻止時間程式。我剛剛弄明白，生活是不可摧毀的；沒有時間這樣東西，只有現在。他們指望我否認一個我花了終生時間來窺一眼的真理嗎?他們肯定這樣指望。他們不想聽到的一件事是，生活是不可摧毀的。他們寶貴的新世界不是建立在無辜者的毀滅，建立在強姦、掠奪、折磨、蹂躪之上的嗎?兩個大陸都遭玷汙；兩個大陸都被剝奪了一切寶貴的東西——以物的形式。我認為，沒有人比蒙提祖馬受到過更大的羞辱；沒有一個種族比美國印第安人更無情地遭到消滅；沒有一塊土地像加利福尼亞那樣以骯髒血腥的方式遭到淘金者的糟蹋。我想到我們的由來就臉紅——我們的雙手浸泡在鮮血與罪惡中。通過直接去全國各地旅行，我發現，屠殺和掠奪一點兒也沒有停止。每一個人都是潛在的兇手，甚至最親密的朋友也不例外。往往不必拿出槍、套索、烙鐵——他們已經發現更陰險、更窮兇極惡的方法來折磨和屠殺他們自己。對我來說，最難以忍受的痛苦是我話還未出口，就讓人把它消滅了。通過痛苦的經驗我學會了保持沉默；我學會了默默坐著，甚至笑眯眯的，而實際上我嘴上冒泡。我學會同所有這些看上去天真無邪的惡魔握手，並對他們說：「你們好！」而他們卻只是在等著我坐下來，好吸我的血。

當我在客廳裡我的史前書桌前坐下來的時候，怎麼可能使用這種強姦與謀殺的代用語言呢?我孤身一人在這偉大的暴力半球中，但是就人類而言，我不是孤身一人。我在閃著磷光的殘酷之火所照亮的物的世界中很孤獨。我讓一種無法釋放的能量搞得神志不清，要釋放能量除非去效力於死亡和無益之事。我不能一開始就作一個詳盡的宣告——這意味著穿拘束衣或者上電椅。我就像一個在地牢中監禁了太久的人——不得不緩慢地、踉踉蹌蹌地摸索著走路，免得跌倒，被人踩上；我不得不逐漸習慣於追求自由所帶來的懲罰；我不得不長出一層新表皮，保護我不受天上這種灼熱光線的傷害。

那個卵巢世界是生命節奏的產物。小孩子一生下來，就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在這個世界上不僅有生命節奏，而且有死亡節奏。活著，不惜一切代價地活著的狂熱願望，不是我們身上生命節奏的結果，而是死亡節奏的結果。不僅沒有必要不惜一切代價來繼續活著，而且如果生活令人討厭，那它就是絕對錯誤的。這種出於戰勝死亡的盲目衝動而要使自己繼續活下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播種死亡的手段。每一個沒有充分接受生活，不增長壽命的人都在幫著以死亡充滿世界。做最簡單的手勢可以傳達最高的生命意識；以全身心說出的一個詞可以賦予生命。活動本身沒有意義：它常常是一個死亡標誌。由於簡單的外部壓力，由於環境和榜樣的力量，由於活動造成的社會趨勢，人們會成為可怕的死亡機器的一部分，例如，像美國。一個精力充沛的人對於生活、和平、現實等知道些什麼?美國任何一個精力充沛的個人對於智慧、能量，對於一個衣衫襤褸、正坐在樹下沉思的乞丐知道些什麼?什麼是能量?什麼是生活?人們只須讀一讀科學課本和哲學課本里那些愚蠢的廢話，就能明白，這些精力充沛的美國人其智慧多麼一錢不值。聽著，他們讓我運轉，這些瘋狂的馬力惡魔；為了打破他們的瘋狂節奏，他們的死亡節奏，我不得不採取一種波長，在我自己的內部找到真正的支援以前，這種波長至少可以破壞他們定下的節奏。當然，我不需要放在客廳裡的這張笨重且奇形怪狀的古老書桌；當然，我不需要成半圓形擺在其周圍的十二把空椅子；我只需要可以在其中寫作的小天地，以及第十三把椅子，把我帶出他們使用的黃道十二宮圖，將我放在天外天裡。但是，當你逼得一個人幾乎發瘋的時候，當他自己很驚奇地發現他仍然具有某種抵抗力，某種他自己的力量時，你就會發現這樣一個人的行為非常像原始人。這樣一個人不僅容易變得冥頑不化，而且迷信，相信魔術，施行魔術。這樣一個人已經超越了宗教——他吃苦頭就吃在他的篤信宗教上。這樣一個人成為一個偏執狂者，只專心做一件事，這就是衝破施於他的邪術。這樣一個人已經超越了扔炸彈，超越了反叛；他要停止做出反應，無論是惰性的反應還是兇猛的反應。這個世上的人中之人要使行為成為生命的表現。如果在實現他的可怕需求的過程中，他倒行逆施起來，變得孤僻，說話結結巴巴，被證明完全不適應社會，因而無法掙錢活命，那麼，你知道，這個人已經找到了回到子宮去，回到生命之源去的方法；明天，他不是作為一個你使他成為的那種可鄙的嘲笑物件，而是作為一個憑自己真本事的人站出來，這時候，世界上的所有力量都將對付不了他。

從他在史前書桌上用來同世界上的古人交流的原始密碼，產生了一種新的語言，它穿過當時的死亡語言，就像無線電穿過暴風雨。在這個波長中沒有魔術，就像子宮中沒有魔術一樣。人們很寂寞，無法相互交流，因為他們的所有發明只表達死亡。死亡是統治行為世界的自動機。死亡是沉默的，因為它沒有嘴；死亡從不表達任何事。死亡也是神奇的——在生命之後。只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才張開嘴說話，只有一個說「是」，「是」，「是」，一個一再說「是」的人才能張開雙臂，擁抱死亡而不知害怕。死亡是一種報償，是的！死亡是完成的結果，是的！死亡是冠與盾，是的！但是，使人孤立的，使他們痛苦、恐懼、寂寞的，給他們沒有結果的能量的，讓他們充滿只能說「不」的意志的，卻根本不是死亡。任何人在發現了自己，發現了自己的節奏，也就是生命節奏的時候寫下的第一個字就是「是」！他此後寫的一切都是「是」，「是」，「是」——以億萬種方法表達的「是」。沒有一種精力，無論有多麼巨大——甚至一億死魂靈的精力——可以同一個說「是」的人相對抗。

戰爭在進行，人們正被屠殺，一百萬，兩百萬，五百萬，一千萬，兩千萬，最終一億，然後十億，每一個人，男女老少，直到最後一人。「不！」他們在喊，「不！他們不準通行！」然而每一個人都通行無阻；每一個人都有一條自由通道，無論他喊「是」還是「不」。在這種精神上的破壞性滲透的成功顯示當中，我坐在大書桌旁邊，腳蹺在上面，試圖同亞特蘭蒂斯之父——宙斯，同他失去的後代交談，一點兒也不知道，阿波利奈爾將在停戰前一天死在一所陸軍醫院，一點兒不知道在他的「新作」中，他已經寫下了這幾句不可磨滅的詩行：

寬容吧！當你將我們

同代表完美秩序的人們相比。

我們到處尋找冒險，

我們並非你的仇敵。

我們將給你一大片陌生領地，

在那裡神秘之花正等人來摘取。

我一點兒不知道，在這同一首詩中，他還寫道：

同情我們吧！我們始終戰鬥在

無垠未來的邊陲，

同情我們的過失，同情我們的罪孽。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當時活著一些叫作布萊茲·桑德拉爾、雅克·瓦謝、路易·阿拉貢、特里斯坦·查拉、勒內·克勒韋爾、亨利·德·蒙泰朗、安德烈·佈雷東、馬克斯·恩斯特、喬治·格羅斯等稀奇古怪名字的人；一點兒也不知道，1916年7月14日在蘇黎世的瓦格禮堂發表了第一份達達宣言——「安替比林先生的宣言」——在這份奇怪的檔案裡這樣說道：「達達是沒有拖鞋或類似物的生活……沒有紀律或道德的純必然，我們唾棄人性。」我一點兒也不知道1918年的達達宣言中包含這些詞句：「我正在寫一份宣言，我什麼也不想要，而我還是說某些事情，我反對作為原則的宣言，因為我也反對原則……我寫這個宣言來說明，單單做一次呼吸，人們就是做了兩個相反的動作；我反對動作；贊成連續的矛盾，也贊成肯定，我是既不贊成也不反對，我不做解釋，因為我恨解決實際問題的智慧……有一種文學，它到不了貪得無厭的大眾那裡。創作者的作品來自作者方面的真正需要，是為他自己而創作的。一種最高的自我中心主義的意識，在它面前，星星也暗淡無光……每一頁都必然要爆炸，不是塞滿十分嚴肅、沉重的東西，旋風，令人頭昏眼花的東西，新事物，永恆的事物，就是塞滿絕對的欺騙，塞滿對原則的熱情，塞滿排印方式。一方面：一個搖搖晃晃消失的世界和整個地獄的鐘聲相伴；另一方面：新的存在……」

三十二年後，我仍然說著：是！是，安替比林先生！是，特里斯坦·比斯塔諾比·查拉先生！是，馬克斯·恩斯特·格布林特先生！是！勒內·克勒韋爾先生，你自殺而死，是，世界瘋了，你很對。是，布萊茲·桑德拉爾先生，你殺人殺得對。是在停戰那天，你發表了你的小書——《我殺了人》嗎?是的，「接著幹，小夥子們，人性……」是，雅克·瓦謝，完全正確——「藝術應該是有趣的東西，有一點兒煩人。」是，我親愛的死瓦謝，你多麼正確，動人的、柔情的、真實的東西是多麼有趣又多麼煩人：「具有象徵性是象徵的本質。」請從另一個世界裡對我們再說一遍！你那裡有麥克風嗎?你找到了混戰中炸飛的所有那些腿和胳膊嗎?你能把它們再安到一起嗎?你記得1916年在南特同安德烈·佈雷東的會晤嗎?你們一起慶祝了歇斯底里的誕生嗎?他，佈雷東，是否告訴你，只有各種不可思議的東西，除了不可思議的東西外什麼也沒有，而不可思議的東西始終是不可思議的——又聽到這樣的話不是不可思議嗎?儘管你的耳朵已經堵住。在繼續說下去以前，我要在這裡為我布魯克林的朋友們加上埃米爾·布維耶對你作的一番小小描述，他們也許當時從中認不出我來，但我相信，他們現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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