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索爾仁尼琴在梁贊本打算寫《一位蘇聯教師的一天》，突然著手寫作《一個勞改犯（Щ-854）的一天》。托爾斯泰曾經說過，一個農夫的一天可以成為像幾世紀史這樣厚重書籍的寫作物件。托爾斯泰這種用一部創作（中篇小說）來表現一個生命個體（一個人一天的生活）的方法深深吸引了學數學的索爾仁尼琴：一天作為一個計數的點，通過它來表現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集中營出來後，他從獲得自由的那一刻就開始觀察那個他重新置身於其中的蘇聯社會的動態，力求弄懂其規則及其影響力。這些通過「日常生活」獲得的經驗讓他創作出了《癌病房》，短篇小說《瑪特廖娜的家》和《為了事業的成功》（這兩部小說發表在1963年的《新世界》雜誌上）。另外三部短篇小說《右手》《發生在科切托夫卡車站上的故事》（起初叫《科切托夫卡》）和《多麼遺憾》奠定了索爾仁尼琴對歷史進行探索的基礎。所有這些在梁贊期間寫成的作品構成了對貧乏的蘇維埃人（道德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和社會層面的）的獨特考察。

《瑪特廖娜的家》的情節發生在1956年。同伊萬·傑尼索維奇一樣，瑪特廖娜說起話來也是拖著長聲，一口弗拉基米爾方言。主人公曾經當過犯人，現在是一名中學教師，他的女房東是一位不善言辭，見人就微笑而又大公無私的人，兩者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的語言；這種和諧關係的基礎是兩個人相互之間的尊重和默契。講述者伊格納吉奇渴望在俄國的某個平靜的地方獲得棲身之地，非常欣賞瑪特廖娜過的那種物質上很貧乏但精神上很充實的生活方式。小說裡的一切同樣都是「真實的」，從瘸腿貓到泛黃的宣傳畫。但是，「剛剛為我所見的她生活中的那些近親們，在那幾天就都開始行動起來了」。瑪特廖娜這個「俄羅斯女性」（不由得想起了涅克拉索夫）被賦予了兩種使命。一方面，她是謙遜、節制的典範，索爾仁尼琴把她視為俄羅斯生活的真正意義所在，但與此同時，她自身又隱含著悲劇。她的過去很悲慘，受到了男人牲畜般的粗魯摧殘。她的結局同樣令人傷感：她那貪婪的大伯哥逼著她交出「那間其實也用不著的正房」，並因此間接地導致了她被撞死在鐵路道口，正是這種恆常的恣意妄為、自私自利和兇狠殘暴破壞了瑪特廖娜生活中的「近親聯絡」並曲解了其「生存意義」。索爾仁尼琴創作的這一帶有警示性的作品取材於現實生活中他親身經歷的一件真事，因此他的感受更加深刻。女房東那張疲憊不堪的外表成了他苦苦追尋的對映俄羅斯命運的一個「節」。索爾仁尼琴採用了特寫這個屠格涅夫在《獵人筆記》中使用過的手法。似乎是生活本身向這個棲身在典型的俄羅斯邊遠小鎮上的默默無聞的伊格納吉奇饋贈了這一對映著俄羅斯命運的形象，這個雖然生活「困苦」但卻是耶穌基督在山上寶訓說的八種福氣的代言人的瑪特廖娜。

在《牛犢頂橡樹》中，索爾仁尼琴講到，特瓦爾多夫斯基對這篇直接暴露蘇聯農村現狀的特寫感到十分不安。在索爾仁尼琴這部特寫的開篇，讀者看到的是農莊主席那厚顏無恥的妻子，法捷依老頭以及他幾個善於鑽營、無比貪婪的兒子們，可見蘇聯社會道德上的空虛，但也不乏像瑪特廖娜這樣隱匿於鄉間的「虔誠的信徒」。

《癌病房》的創作動機首先源於作家患病的個人經歷，如在集中營做的手術、被派到鄂木斯克去做活組織檢查；在塔什干（他是作為一個有生命危險的犯人從科克—捷列克前往此地治療）的兩次住院經歷。1964年春，他又一次地來到了塔什干，目的是故地重遊，回憶自己研讀醫學書籍的情景，強烈地想要弄清楚自己的病情，拒絕聽從「醫生的安排」，如果聽醫生的話，患者就會成為一個毫無主見、缺乏生氣的物體，與醫生會面，尋找「伊賽克湖的根」——小說裡的一切同樣都是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真事，只是把兩次不同時間裡住在塔什干醫院的經歷整合為一次。塔什干醫學院附屬醫院的癌病樓的確是13號。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重現生機，第十一章尾聲響起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維拉·漢加爾特的笑容，卓婭護士的帶劉海兒的短髮，省吃儉用的德國女人的痛苦，波杜耶夫令人擔驚受怕卻又引人同情的無理取鬧，他「到過許多地方，幹過無數行當，在那邊拆卸、挖掘、運料，在這邊建築施工」，國家機關工作者魯薩諾夫的傲慢和慌亂，簡單的生活，卡德明夫婦在烏什—捷列克天堂般的如意生活，與卓婭之間的打情罵俏，與薇加之間沒有表白的愛情——這一切都取材於囚犯對最初治療經歷的刻骨銘心般的回憶，因為這是一個剛剛「獲釋」的人，他剛剛有權在這塊土地上自由地行走，可是他又得了腫瘤，不得不面對那個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即為了活下來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這個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個愛招惹是非又性格倔強的人，1938年在列寧格勒大學地質系讀書的大學生，十九歲時被應徵入伍，在流放烏什—捷列剋期間成了一個土地丈量員——毋庸置疑，這還是索爾仁尼琴自己。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的一個嶄新的生活階段，是他學會重新生活的階段：學習如何不再發號施令（《勞動王國》中的涅爾仁），學習不再幻覺並不再享有獲取知識的特權（《第一圈》中的涅爾仁），最後，還要學會拒絕愛情，拒絕性的誘惑（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至於《瑪特廖娜的家》中的伊格納吉奇，他似乎成了學習「如何說不」藝術過程中的一環：他是由囚禁生活、死亡經歷和東方學說（指其病友和病房難有中烏茲別克人身上體現出來的民族智慧）滋養下的俄羅斯的智者。

1966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市作協舉辦的有關這部中篇小說的研討會上，索爾仁尼琴解釋道，小說的情節源於患病這件事，因此他幾乎是對描寫的物件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他說，弗拉基米爾·波麥蘭採夫的文章《論文學的真誠》（這篇文章成了「解凍」的一個預兆）確實是在病房裡被病友廣為傳閱，尤拉·馬斯洛夫（小說中叫焦姆卡）也的確向他詳細地問過這個問題。而1928年版的托爾斯泰文集第十卷不是他即作者本人為自己帶到病房來的：這本書確實當時就在病房裡，而且波杜耶夫無法在這本書裡找到「人們是靠什麼生活的」原因。不僅可以精確地繪製出病房、包紮所、大樓和公園的平面圖，而且可以根據小說《右手》的描寫來「建構」這一圖景。對娜佳居住的大學生寢室的窗子（《第一圈》）與對包紮所窗子的描寫幾乎是一模一樣的：「由於他不能動彈，他的視野裡只剩下：一隻帶各種裝置的支架，一瓶褐色的血漿，熠熠閃亮的氣泡，陽光照耀的窗子頂端，每扇六格的窗子映在毛玻璃燈罩上的倒影，再就是有一個隱約可見的淡淡光影的整個天花板。」（《癌病房》第二十四章）

這種看到一切的強烈願望幾乎成了奧列格的一個本性特徵，而且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眼中看到的事物要長時間地停頓，這是因為集中營的生活一方面限制了他的視線，但同時也使他的觀察更加敏銳，變得更加挑剔。無處不在的觀察視角說明，文本中的描寫屬於緊張的現實主義。就連《癌病房》裡的人物社會群體，從傲慢又死守教條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通過他的形象我們可以瞭解「生活有保障」一族的內心世界）到意識到自己道德墮落而處於失語狀態的老布林什維克舒盧賓，從過去的集中營看守到投機分子——都體現了那種堅定的觀察目光，想要看透每一個人的強烈願望。索爾仁尼琴把他們均置於癌症疾病的考驗下，懷著一個長久以來被剝奪觀察權利的人特有的挑剔，激動地注視著他們。

在度過了集中營的艱難歲月，熬過了癌症的痛苦折磨，又長期地與俄羅斯離別之後，流放中的索爾仁尼琴在一點一點地恢復元氣，他圓睜自己的雙眼，勇敢地觀察周圍的一切，眼光日益精準：南方充足的光線，鮮花盛開的杏樹，烏茲別克民族建築中強烈的藍色，意外跑到醫院花園裡並踐踏水窪裡的青草的小馬。看到這一切感覺真棒啊！

其實，就連歌頌生活為主題的《袖珍散文》同樣也是用這種大病初癒後的口吻寫成的：蘋果樹的清香，小草的芳香，螞蟻窩裡的忙亂，幽深而又靜默的湖水。索爾仁尼琴從梁贊出發，開始到俄羅斯四處遊歷。東方世界就像一個淺浮雕，讓他清楚地領悟到了俄羅斯人民生活的豐富涵義。他和妻子一起，騎腳踏車或者步行，他們訪問過俄羅斯「現實主義」的發源地奧卡河地區，遊歷過他生命的源頭北高加索，也到過他不久前戰鬥過的白俄羅斯森林……他使用各種方法頑強地消解自身對周遭生活了解的熱望。《袖珍散文》既講述了他眼中的俄羅斯的秀美，也表現了家鄉的荒蕪、新主人的專橫以及導致家鄉地位卑微、瀕臨毀滅的普遍冷漠。當他看到那口「老式水桶」時，馬上就回想起了1944年的戰鬥經歷；葉賽寧的出生地康斯坦丁諾沃村向他展示了俄羅斯的秀美風光，「那美，千年來卻慘遭踐踏，未被發現」（《在葉賽寧的故鄉》）——在廣闊平原的連線處迭次出現的殘破鐘樓，歪歪斜斜的整個被風吹透的小木屋，打穀場，燻得發黑的柵欄……「只要還能在雨後的蘋果樹下呼吸——就還能繼續生活下去。」（《呼吸》）

索爾仁尼琴想要「發現整個現實」（Д.盧卡奇的表述）的熱望並不是一個投向大自然併為之靜默無語的天真的想法。這種熱望與犯人和癌症病患者的「心靈康復」密切相關，在這個完全被陰險的意識形態為中介體現出來的世界裡，它力求獲得那份本真。短篇小說《為了事業的成功》（索爾仁尼琴在莫斯科出版的文集中曾註解道，這是他唯一一部專門為蘇聯雜誌寫的作品）寫的就是這種從蘇聯的意識形態手中試圖重新奪回真理的故事。無論是那些布林什維克工程師們的華麗言辭（在這些言辭後面隱含著的是他們的需求和虛榮），還是那些正在興建學校的熱情高漲的年輕人（後來學校又從他們手中被搶走了）的直率言語，從中總是能體會到同樣的願望，即更加準確地看透現實，如教員辦公室裡的連篇空話，國家機關工作者的自私自利，專橫黨員身上斯大林式的工作風格，赫魯曉夫沒有實現的經濟改革，所有人身上無一例外地流露出來的粗魯、殘暴的物質利益至上的觀念。出於保守，所有人都一致反對格拉齊科夫的種種努力，後者不僅為人寬厚、富有同情心，而且長著一副標準的俄羅斯人的面孔（「他長著一張典型的俄羅斯人的臉，即便讓他穿上隨便哪個國家的民族服裝或者禮服，你也能即刻就認出他是一個地道的俄羅斯人」）。

這種外在與內在、可視與不可視之間的辯證關係，隨時可以在有關俄羅斯思想（真正的但卻被有意隱藏起來的思想）的表述中看到。儘管被有意隱藏，被刻意扭曲和摧殘，但它卻是存在的：只需要猜到它、識破它……這種揭露現實、查明真相的辯證法同樣構成了《古拉格群島》的內在動機。古拉格需要你去挖掘、去發現，就像是飢寒交迫的犯人在科雷馬的冰層中找到了特里同海神並立即把它分吃了一樣。古拉格就是真正的俄羅斯，但它只會偶爾顯露出來，時而在這裡，時而在那邊，如火車站的專運列車、拘捕友人、深含責備和無助表情的面孔，還有克列切托夫卡站上「可疑的人」……

儘管從佈局上看，《古拉格群島》是蘇聯集中營的百科全書（歷史特寫，每一個囚犯單個的命運，古拉格人種志，集中營裡的道德角色，暴動紀事），儘管由小說的七部構成了一部文學鉅著，但它仍然服從於那種想要看到並表現且讓親歷者出來作證的無法遏制的熱望。

首先，《古拉格群島》充斥了各種人，他們是鮮活的、真正的人，「像照相機照過似的人」，比如，那位虔誠信仰斯大林的工程師，可是前程卻像流星一樣瞬間消逝，他既狡猾、貪圖享樂，又天真、粗魯，似乎是古時俄羅斯商人的「翻版」；或者是新耶路撒冷集中營中偽善的肥頭大耳的雜役們；還有那個磚廠「溼壓分廠女上司」奧麗加·彼得羅夫娜·馬特羅寧娜，她「那乾巴巴的、陰沉沉的面孔上」總是裹著紅色的三角頭巾，她恨不得讓所有人都一刻不停地工作；或者是穿著皮夾克、肩上挎著背包的「母狗」別列格瓦婭，她的眼睛像妖婆，對人無比兇狠。索爾仁尼琴用自己那雙記憶力超強的雙眼或者是透過那些真實的照片緊緊地注視著這些人，這千百張面孔。轉述從別人嘴裡聽到的他人的命運，他可能懷著嘲諷和挖苦，但這並不是真正的索爾仁尼琴。他總是需要一張面孔、一雙眼睛，以便使講述活靈活現。

古拉格的基本骨架，其隱含的骨架，是這個叫索爾仁尼琴的犯人的親身經歷。他的自白散落在各個章節，似乎起著襯托的作用：作為士兵和軍官的生活，被逮捕，關禁閉，然後是盧比揚卡的單人隔離室（先是第67號，後來是第53號），與親人們相見，1945年春在監牢的生活，身體虛弱，一段不成功的生產隊長的經歷，相鄰集中營裡的那位渴求他對其進行嚴刑拷打的「青年女聖者」，用熱忱友情帶來了快樂，引誘（儘管似乎是被戒掉了）帶來了羞愧感……如果我們對個別章節進行梳理，就可以恢復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囚禁期間的整個經歷。

索爾仁尼琴竭力使人物接近原型，選取的都是令人信服的供詞，並且對各種證詞進行對比，還親自到過故事發生地（比如，1966年，索爾仁尼琴即將完稿時，他就去了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作為一個歷史記錄者、人物肖像家、記者兼人種學家，索爾仁尼琴重建了那個無形的古拉格，他耐心細緻，並且令人歎服地再現了不計其數的觀察視角。比如，在第三部第七章，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就像是電影院裡的銀幕：「俄國的銀幕上還應出現這樣的鏡頭：一群垂死者守候在廚房門口，他們以嫉恨的目光斜視著競爭者，等待著往泔水坑裡倒垃圾。他們一擁而上，互相廝打，在坑裡尋找魚頭、骨頭、菜幫子。一個垂死者如何死於這場爭奪；後來他們如何把這些垃圾洗淨、煮熟、吃光。（好奇心強的攝影師還可以繼續拍下去，讓觀眾看到在一九四七年的道林卡，從獄外運來的比薩拉比亞農婦們如何抱著同樣的意圖撲向已被垂死者們搜尋過的泔水坑。）」被壞血病折磨的垂死者在集中營裡四肢著地爬著走路，雙腿浮腫、腫脹，臉上佈滿「帶著比針尖還小的膿尖的紫黑色豌豆狀的顆粒」，板鋪上的鄰居那張瀕死的臉，蝨子在上面爬來爬去：索爾仁尼琴目光所及毫不憐憫。還有一個「特寫鏡頭」，即那個像刺蝟一樣的垂死者：哪怕受到一點驚嚇，他就會把放滿了一攤東西的寶貝小鍋緊抱在胸前，「趴倒，像刺蝟一樣縮成一團」。他就是靠手裡緊緊抓著的這塊人們丟棄的塵世的垃圾而活著。

古拉格群島是歷史調查，是自白，是各種證詞的彙編，是專訪；按照最初的設計，它應該是逐漸展開，應該是緊跟在犯人後面的旅行，就像某種獻詞。每一篇進展快速且又簡明扼要的講述都伴隨著調節視力所必需的停頓，而作者的眼睛將要看到千百幅畫面，因為構成索爾仁尼琴視線的基礎就是那個滿腹狐疑的犯人，他需要親眼看到一切。這裡談的是視角技術，但也包括一致原則。索爾仁尼琴的視角想要通過其他人的視角來驗證自己。

獨自一人的狀態，對自身而言，既沒有真理，也不現實。只有在相互信任、共同參與的情況下才能顯露真理。索爾仁尼琴的所有作品都會導致緊張的「相互表白」的那一刻（在醫生與患者之間，在劊子手與受害者之間，在共同囚禁的獄友之間，在牢房或者病房裡偶然的鄰居與志同道合者之間）。此外，可以說，對於索爾仁尼琴而言，主要的事情就是最終要勾畫出「我們」這一形象，這與極權主義的恐怖截然對立，後者摧毀並消解了社會，使人們心生恐懼。「現在你將第一次看到不是敵人的人。現在你將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們與你走的是一條道，你可以用‘我們’這個歡樂的詞把他們和自己聯結在一起。」（《古拉格群島》，第一部第五章）這種具有真正共性的我們（與人為的「一致」通過各種決議和命令的我們相對立）是真正的、重新具備社會屬性的我們。

在索爾仁尼琴筆下，與「看待事物的觀點」一樣，這種社會屬性成了將其全部創作聯結在一起的紐帶。它要求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所犯的罪孽懺悔。索爾仁尼琴本人就曾毫不姑息地懺悔過，因為有過這樣的時刻，他也可能成為劊子手：「要是我在葉若夫時期進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學校——那麼在貝利亞時期不是正好適得其位了嗎？……如果馬柳塔·斯庫拉托夫向我們喝令一聲，大概我們也會照辦不誤！」（《古拉格群島》，第一部第四章）應該通過隔離且獨自地品味真相，應該學會從人的外表來讀出真相（需要瞬間判斷，走進牢房的那個人是不是一個「內奸」），應該在不斷的猶疑中學會識別真相。社會學者法斯堅科蹲了幾十年的監獄，他告訴年輕的索爾仁尼琴，應該學會懷疑；法斯堅科就是他的皮浪。英國大臣弗蘭西斯·培根教導人們不要相信「偶像」。在《癌病房》第二部中，舒盧賓在與奧列格這個倔強但依然很幼稚的學徒犯人交談時提到了培根的這個學說：「弗蘭西斯·培根早在16世紀就提出了這種學說——關於假象的學說。他說，人們不喜歡靠純粹的經驗過活，他們寧可讓偏見汙染經驗。這些偏見就是假象」。

由此可見，這位英國勳爵兼國務活動家、《新工具論》一書的作者信奉的經驗論讓年輕的犯人走上了與「種族、洞穴、舞臺的幻影」抗爭之路。當索爾仁尼琴在「沙拉什卡」發現由這位英國哲學家列出來的那些有損人類理性的刻薄言語時，他會是多麼的驚詫，而這位英國人的生活也與索爾仁尼琴有許多相似之處：培根曾被監禁於倫敦塔內，身敗名裂，後來又被恢復了名譽。「在所有的幻影當中，最讓人難以拒絕的是那些出於言詞與思想和諧相處的想法而潛入頭腦中的幻影。人們覺得，似乎是理性在駕馭言詞；可是他們哪裡知道，他們說的那些話（比如，與理性相對立的話）反而會讓人們疑惑不解。」（《新工具論》，第一卷第十九節）儘管兩個人所生活的時代相差很遠，但這位寧可蹲監獄也不放棄自己觀點的勳爵兼國務活動家的觀點，讓索爾仁尼琴這個犯人哲學家感到很親切。歸根結底，這位《致蘇聯領袖們的一封信》的作者信奉的難道不是某種探尋真理過程中的經驗論嗎？與意識形態相倡導的相反，與地球上所有越來越複雜、越來越「空洞」的規則和生存條件相反，他想為人們劃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有限的單個的感受要比普遍的、意識形態倡導的感受更有價值。一直用自己個人的眼光看待世界，這一點很重要，永遠不要通過意識形態的「視角」、魯薩諾夫的「眼睛」來看待世界。

在與獄中難友們討論梯尼亞諾夫的歷史長篇小說時，索爾仁尼琴曾斷言，這一體裁的經典樣式不會有生命力。歷史的見證很脆弱；而歷史學者索爾仁尼琴需要一箇中間人，即證人本人的觀點。比如，在《古拉格群島》論述20年代索羅維茨監獄「史」的章節中，他引入了一個杜撰的親歷者，一個生活在「白銀時代的人」，即從戰前那個高雅、幾乎很繁榮的俄國有幸逃脫出來的人。在這個親歷者的眼中，新時期的粗暴行為顯得尤為令人恐懼——犯人們穿著口袋似的衣服（就像格洛托夫斯基指導下的演員們一樣），索羅維茨的「苦役」們被稱作「馬臨代——馬的臨時代理人」。

索爾仁尼琴在《紅輪》中也引入了這個中間人：為了再現1914—1917年的俄國，他需要一個處於事件中心的親歷者的觀察視角。為了使這個視角能「發揮作用」，作家將其引入到了好幾個「節」中。後文還會談到作出這種選擇的數學考量，這裡我們只是指明在一天內的某個特定時間段內資訊的高度濃縮。在《1914年8月》中，故事發生在九天裡，即馬祖裡湖戰役持續的時間長度，在這幾天裡，薩姆索諾夫將軍領導的第二集團軍遭到了覆滅。

索爾仁尼琴埋頭於各種回憶錄、檔案和軍事歷史學者們的論著中。他閱讀了德文版的概述式著作（如霍夫曼、凡·維爾特等，後者有一本書的標題是《坦嫩貝格：1914年8月》），以及興登堡、魯登道夫、馮·弗朗索瓦上將（索爾仁尼琴把他的自命不凡和雄偉的戰爭指揮寫到了自己的長篇小說裡）等人寫的回憶錄，索爾仁尼琴一邊寫作，一邊整理文獻（這些文獻對他的《日記》是一種補充）。但是，他首先研究的是俄文寫的著述：如戈洛溫將軍於1926在布拉格發表的分析戰役失利及其原因的專著；波斯托夫斯基和馬爾託斯將軍的回憶錄（戈洛溫在自己的書中引用了後者的回憶）；斯韋欽的著作（他參與了《1914年8月》最後的一場軍事行動，也出現在《古拉格群島》和《1916年10月》有關企圖發動古奇科夫密謀的那幾章裡）；俄羅斯陸軍和海軍最後一名隨軍大神父格奧爾吉·沙維利斯基神甫撰寫的一些回憶錄——從他的回憶錄裡直接借鑑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的外貌描寫；格奧爾吉神甫本人也出現在了《1914年8月》裡。索爾仁尼琴還閱讀了極端帝制派分子涅奇沃洛多夫將軍發表於1912年的歷史教材，以便更好地看清楚這名多疑的將軍，後者與斯梅斯洛夫斯基團長在普魯士佈滿星辰的天空下進行了一次長談。有時研究者認為，索爾仁尼琴讀過這樣一些書，但實際上他根本就不可能接觸到這些書。比如，薩姆索諾夫將軍以前的下屬博格達諾維奇團長於1964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的著述。在《1914年8月》裡，薩姆索諾夫與作家杜撰出來的人物沃羅騰採夫於8月16日在奧爾勞會面，在這一場景中，薩姆索諾夫的心理和生理狀態傳達得非常精準，令人拍案叫絕——這就像當時博格達諾維奇親眼看到的那樣。

時間本身的密集通過接連不斷的小時來計數，再加上對陽光和星辰的常態化的記錄，薩姆索諾夫的失利讓索爾仁尼琴必須要接觸現實：他將不同的回憶錄進行對比，反覆閱讀各種命令和每日通訊，詳查事件發生地每一天的情況對比圖（既包括德國作者的也包括俄國作者的），小說的個別場景均引自俄德兩國作者的著述：如馮·弗朗索瓦身上的護身符場面，從敵人手中搶過軍旗的卡巴諾夫團長之死的場景，這一場景曾出現在博格達諾維奇的書裡，索爾仁尼琴很可能讀過與此相關的引文，薩姆索諾夫與馬爾託斯在戰役白熱化時想見的場景出自馬爾託斯的回憶錄。戈洛溫在前線地圖上指向了一個偏僻的鄉村，沃羅騰採夫決定留在那裡以挽救敗局。通常情況下，最早的文獻都在蘇聯的圖書館和檔案館裡（有一些「內線」為索爾仁尼琴收集這方面的資料）。至於說僑居時期的文獻，索爾仁尼琴是在被從蘇聯驅逐後在對第一「節」正文進行修正過程中讀到的。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索爾仁尼琴有意突出了所描繪的場景以及人物形象特徵，加重了指責的口吻，弱化了戈洛溫將軍猶疑不決的性格（他一直下不了決心徹底地揭發某個克留耶夫或者西列利烏斯）。為了獲得真實情況，索爾仁尼琴還是像往常一樣緊盯著人物的那雙眼睛：西列利烏斯的眼睛無法承受黑眼睛女護士那熱情且審視的目光。游移不定的目光，像鵝一樣緊張前伸的脖頸，竭力逃避燈泡強光照射（即真相）的頭部——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那個怯懦的西列利烏斯。像沙維利斯基書中所寫的一樣，長篇小說裡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假仁假義但表現得很笨拙，還有一種倨傲的高雅。但即使這樣，索爾仁尼琴「進一步」強化了沙維利斯基的違拗想法，突顯了大公的「背叛」舉動。在講述卡巴諾夫英勇戰死的情景時，作家為手裡沒有團長的照片而憂傷。這種懊悔的心情有一定的代表性。尋找真相，這無疑意味著要對照檔案，翻遍各種檔案記錄，對回憶錄中證據的準確性提出質疑，通過對文本的內在批評來深刻感受這些文字材料（作為歷史學者的索爾仁尼琴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絲毫不知疲倦），但首先，要看清人的長相以及他周圍物體的樣子。

這種想要直接面對敘事主人公的想法在《列寧在蘇黎世》這部小說中體現得特別明顯。在瑞士僑居時期，剛剛安頓下來後，索爾仁尼琴就到城裡四處轉悠，翻看舊式的相簿，去州立圖書館看書。在對小說中有關列寧的部分進行了細緻分析後，作家還在小說中描寫了蘇黎世老城那些崎嶇不平、風光秀美的小巷，利馬特河的濱河街，「施丘西霍夫」小餐廳裡磨得鋥亮的飯桌，刻有徽章的三角紋飾以及「旗手」噴泉。蘇黎世的大街小巷進一步激起了作家的創作慾望，於是作者把有關列寧的章節從以後的「各節」中單獨抽了出來，再加上《1914年8月》原本「遺漏」的一章，這樣就為讀者塑造了革命領袖的形象。在蘇黎世生活的那段時光，沿著老城漫步的情景以及與「列寧生活居住過的地方」的親密接觸極大地豐富了小說的歷史內涵。

索爾仁尼琴毫不懷疑，無論是歷史，還是每一個單個的生命，都存在真相。就像在古拉格的歷練徹底地暴露了一個人的真實面容，歷史也會向我們揭示一個民族的面貌。對於索爾仁尼琴而言，真理是與價值觀息息相關。而價值觀又只有通過考驗才能測度。因為對於作家所關注的事物而言（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民族），只有在悲劇時刻才能認識真相，如被驅逐，戰爭、革命……真相從一開始就存在，但只有在激情燃燒的那一刻才能發現它。甚至可以說，這類似中世紀人們常有的那種面臨上帝懲罰時的感受：對於索爾仁尼琴而言，歷史就是神明裁判。其他的一切，無論是抽象的思想，還是有偏頗的判斷，都不過是平靜水面偶然泛起的漣漪。

索爾仁尼琴的理論體系以顯而易見的事實為基礎：「真相」和「公正」在考驗過程中會自然地表露出來。但就像所有以這一標準為建構原則的思想一樣，它會遇到各種假象的阻撓，在作家筆下，描寫機關、黨派、意識形態等的目的，就是戳穿它們無法遏止言辭的空洞。於是，作為鬥士的索爾仁尼琴接過了這個接力棒。他的主要手段就是狡猾、欺騙：表現藉故拖延的各種言辭，再現對手藏身其中的慢吞吞的、令人生厭的講話方式，從內部展現這種言辭，並通過複雜的熟語式的文字註解使其慌亂，從而揭示外在說出的話語與內在思考的話語之間的矛盾，簡而言之，用體現人的貪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情慾等這些生理上的真切想法替代偽善的意識形態話語。列寧的形象就是這樣塑造出來的，他失望至極，冷酷無情，無法忍受自己那些信徒，他們的目光像硫酸鹽一樣把他烤得火熱；或者是那個追求功名的米留科夫，只有在那些特別有限的情況下（能規避各種風險）他才可供效法、勇敢無畏，而其他情況下他只會關注自己，對俄羅斯卻無所謂，慵懶固執，時而還會偷偷地回顧過去……

這些現實生活中並非總是想當然就「顯而易見」的各種假象激怒著索爾仁尼琴，迫使他在各個章節中堆砌了大量的諷刺和重複性的話語。作為一個看慣了古拉格的「大是大非」的鬥士而言，不難看出，面對捲入歷史程式的「意識形態」，他不得不進行永無止境的圍攻，這讓他失去了冷靜。於是，他無法再抗拒令人生厭的贅辭和敗筆的誘惑：現實主義者出離憤怒了，這是因為「現實的狀況」經常表現出它狡猾和複雜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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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對h.Д.索爾尼琴娜提供的這些資訊表示感謝。

詳見她給本書作者寫的信。

亞里士多德於西元前335年創辦的古希臘哲學學校。——譯者注

山上寶訓亦作登山寶訓，指的是《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裡，由耶穌基督在山上所說的話。山上寶訓當中最著名的是「八種福氣」，這一段話被認為是基督教徒言行的準則。

沙皇伊萬雷帝掌管禁衛軍的寵臣。——譯者注

皮浪（西元前約360年—前約270年），古希臘哲學家，懷疑論的建立人。——譯者注

格洛托夫斯基（1933—1999），波蘭導演、戲劇家。——譯者注

在《長篇小說〈紅輪〉的寫作日記》中，索爾仁尼琴曾標註說：「連我自己也無數次地感到驚奇，有些猜想真準啊」。

「在《1914年8月》出版後，一些著名的僑民（如巴斯圖諾夫等人）相互猜測，我是否讀過博格達諾維奇寫的關於薩姆索諾夫指揮的相關戰役的書（出自第十五步兵師這一節）。唉，我從來就沒見過此書，但現在進行重新刪改為時已晚。」（《長篇小說〈紅輪〉寫作日記》）

中世紀司法審判中的一種裁決方法，假借「神」的力量，利用火、水的考驗等證明訴訟當事人有罪無罪。——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