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蘇聯開始對索爾仁尼琴進行迫害（開始還「躲躲閃閃」，後來卻是公開行為），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的「興奮」情緒也不見了。一些人與索爾仁尼琴劃清了界限，另外一些人開始貶低他的價值，給他戴上了一頂「過去主義者」的大帽子。從那時起一直到《法國文學》被蓄意禁刊為止，皮埃爾·戴克斯都勇敢地與索爾仁尼琴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對於這位藝術理論兼文學評論家而言（以及成千上萬名這樣的人來說），索爾仁尼琴是在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唱了輓歌。

索爾仁尼琴使戴克斯及像他一樣的知識分子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但是，還有「現實主義」者和「緩和政策」的擁護者，他們在《癌病房》的問世後將其稱為「瘋人院」（戴高樂將軍手下大臣喬治·戈爾斯的謔稱）。對於他們來說，索爾仁尼琴是「緩和政策」討厭的絆腳石，「像蚊子的叮咬一樣讓人嫌惡」，而他的被驅除出境則是莫斯科自由主義最好的證明（難道將索爾仁尼琴驅除出境就像將阿里斯蒂德從雅典驅除一樣殘酷嗎？）。亨利·基辛格建議福特總統不要同意1974年11月參議院作出的授予索爾仁尼琴榮譽公民稱號的決定（在他之前只有拉法耶特和丘吉爾獲得過該稱號）。然而，美國國務院卻推遲了在眾議院的批覆表決過程，釋出了一份官方秘密檔案，稱這將會破壞與蘇聯之間的關係。

索爾仁尼琴被置於曾長時間爭議過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趨同論」的焦點上。這一理論是由美國律師塞繆埃爾·皮薩爾提出的，並曾獲得薩哈羅夫的支援。文集《在巨石的重壓下》的第一篇文章中也能聽到這一理論的回聲。索爾仁尼琴反對「趨同論」，用他的話來說，這一理論會摧毀俄羅斯的民族精神，而他卻看到俄羅斯民族精神正在涅槃重生：「薩哈羅夫對我們俄羅斯鮮活的民族力熟視無睹」。對於索爾仁尼琴來說，進步、思想自由甚至民主都只是「市場環境下催生出來的供人頂禮膜拜的幻象」。他引用了謝爾蓋·布林加科夫曾說過的一句話：「西歐派是面對文化更強大一方精神上卑躬屈膝的產物」。作為回應，薩哈羅夫指責索爾仁尼琴陷入了「孤立主義」。對於這位學者、以啟蒙思想為圭臬的人兼蘇聯原子科學之父來說，科學沒有止境，它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手段。索爾仁尼琴同樣接受了自然科學教育，他以羅馬俱樂部對能源快速消耗現象的研究成果為例，呼籲俄羅斯人民要「自我剋制」。早在1948年，當時他與自己的好朋友列夫·科佩列夫（當時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都是「沙拉什卡」的犯人，兩個人就曾展開了類似的爭論。

爭論也包括移民這一話題。基於對人的普遍理解，薩哈羅夫捍衛任何一個公民都有權離開自己的國家；但索爾仁尼琴卻認為，只是那些在自己的本國內部進行戰鬥的人才配得上尊重，他說：「無論移民到哪裡，這永遠是一個缺點，它把自己的故土交給了強暴勢力」，因此，他譴責西尼亞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馬克西莫夫和加利奇移居國外的行徑。尤里·達尼埃爾留在了蘇聯，而1966年和他一起被起訴的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卻跑到了巴黎，尤里·達尼埃爾反駁說，類似的立場徹底抹殺了第一批俄羅斯移民對民族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西尼亞夫斯基按照自己的方式回應了索爾仁尼琴，他在文章《俄羅斯的文學程式》中提到了俄羅斯的「另外一幅面容」，即繼母的角色，她僵化而殘忍，使自己眾多的子女陷入到了瘋狂的境地。「但所有人都在奔跑。俄羅斯—母親，俄羅斯—妓女，你要為這個由你餵養大而後卻懷著恥辱之心把他扔到汙水池的孩子而負責！……」儘管這樣，索爾仁尼琴還是為保留俄羅斯移民文化做了許多工作。例如，他向所有俄羅斯的移民呼籲，建立了全俄回憶錄文庫，後來把這個文庫無償贈送給了莫斯科的俄羅斯僑民之家（現在它以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為名）。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西歐派分子」薩哈羅夫滯留在了莫斯科，成了「持不同政見運動」（現在它已分佈在全世界）最後一個活生生的象徵，而「根基派作家」索爾仁尼琴卻違背了自己的心願來到了國外，先是定居在蘇黎世，之後又來到了美國。這一切似乎都是為了驗證作家觀點是否正確而巧妙安排的。安德烈·馬爾羅說：「索爾仁尼琴的偉大之處在於儘管他處於國家警察的掌控之下且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卻大膽地說出了自己的觀點，可他現在卻成了一個移民。這個移民所說的道理就其本身而言非常重要，但在我看來，影響力則截然不同。傑出的移民有很多，而且不僅僅來自俄羅斯。他的立場非常高尚，但並不總是很重要。」

索爾仁尼琴每走一步都成為了人們熱議的理由。比如，他極為勉強、毫不情願地加入到了《大陸》雜誌（「對於開辦自由的俄羅斯雜誌而言，這並不是最好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所有的作者以及出版社都處於俄羅斯本土的話，那麼心情將會愉悅得多」）的工作，這招致了君特·葛拉斯對他的嫉恨，後者指責他於1974年10月與斯普林格反動出版集團展開合作。在建立了俄羅斯社會基金會，以幫助那些由於政治原因被驅逐的人們及其家人，並把《古拉格群島》的稿酬全部捐給這個基金會後（就像托爾斯泰把《復活》的稿酬捐給反儀式派信徒一樣），他面臨的是瑞士稅務機關的指控，後者認為協議的某些條款不符合法律程式，但後來對案件進行詳細審查後徹底取消了指控。與此同時，亞歷山大·金茲伯格在莫斯科遇到了類似的情況，這位《白皮書》（寫的是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埃爾訴訟案件）的作者遭到了第三次監禁，理由是他暗自發放基金會的錢款。

其實，索爾仁尼琴不怕陷入到爭論中。例如，他使人們再次關注1928年有關肖洛霍夫作假事件的傳言，提出了自己的論斷，他認為《靜靜的頓河》的作者不是肖洛霍夫，而是死於國內戰爭期間的頓河作家費奧多爾·克留科夫。1974年，索爾仁尼琴為一部作者署名為d的專著《〈靜靜的頓河〉的急流》寫了一個前言（如今這部書的作者已被人所熟知，她就是伊麗娜·尼古拉耶夫娜·梅德韋傑娃——托馬舍夫斯卡婭）。某種程度上，這部「文本解析」力求通過文本細讀直接告訴讀者，文中有兩個作者，一個是經驗豐富的語言大師，一個是笨拙的文壇新秀。索爾仁尼琴奪走了肖洛霍夫的傑作，而讓蘇聯政權失去了一位公認的天才作家。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深愛《靜靜的頓河》，深愛那片南俄大地，深愛那些勇敢彪悍的哥薩克，並想在《1914年8月》裡盡情地歌頌它（儘管他自己並不屬於那片土地，因為他的祖先不是哥薩克人而是移居到這裡的農民）。

索爾仁尼琴本人也成為新論爭的導火索，例如，當他揭露強行將那些所謂「流亡國外的人」（即蘇聯戰俘）「遣返回國」的真相時（戰爭後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根據斯大林的要求實施的行為）就引發了新一輪的爭議。歷史學者尼古拉·托爾斯泰於1978年發表了自己的著作《雅爾塔的犧牲者》，作者以歷史文獻為依據，得出的結論是：英國當局知道，這些人將遭到強行驅逐，而且在祖國等待他們的是悲慘的命運。索爾仁尼琴在英國電視節目中有關這個問題的講話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在英國，甚至還發起了一場為這些「國家利益」的犧牲品舉行募捐的活動。

儘管索爾仁尼琴的第二任妻子有一半猶太人的血統，但他也沒有逃脫反猶傾向的指控。1974年，《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譯者讓·卡塔拉（他是前法國駐愛沙尼亞外交官，1940年定居於蘇聯，1973年才返回法國）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被斯大林迫害的猶太作家在《古拉格群島》中沉默不語，與此同時，那些佔據了古拉格領導崗位的猶太肅反人員的名字卻得到了突出的強調。其中，索爾仁尼琴在講到肅反人員弗倫克爾時這樣說道：「我認為他不喜歡這個國家。」作家這樣指責是把他當成了肅反人員還是猶太人？這位作者還指出，在遭受俄羅斯人迫害的民族清單中沒有猶太人。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列寧在蘇黎世》出版後引起了更大的爭議，帕爾烏斯—格爾方德在書中成了俄國革命的「灰衣主教」。的確，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猶太人愷撒·馬爾科維奇難道不是「暗藏在後方掩體」裡的人物嗎？猶太詩人西蒙·馬爾基什之子在一篇論述索爾仁尼琴筆下的猶太人形象的文章中，詳盡地研究了基督教的反猶傳統（並非主動繼承的），並一直追溯到14世紀因本民族的不幸命運而起來複仇的猶太人形象。

儘管索爾仁尼琴不止一次地表達了對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同情，但他的言論，首先，完全可以解讀成讓猶太人離開俄羅斯的特殊「邀請」，因為在俄羅斯他們無事可做；其次，在講這些話的時候，作者還附帶有大量有關以色列神權政治優點的怪論。2008年12月，安德烈·馬爾科維奇在《查理》週刊上撰文，也加入到了譴責索爾仁尼琴的隊伍。對於他而言，索爾仁尼琴是一個否定世俗國家和民主的極端右派民族主義者，作家認為猶太人「實在是太多了」。

但最大的一場爭議是圍繞1917年的革命到底是「俄羅斯」人發動的還是「非俄羅斯」人發動而展開的。與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和謝苗·弗蘭克的觀點（他們認為革命是俄羅斯極端主義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截然不同，索爾仁尼琴斷然宣稱，俄羅斯的民主及社會主義等思想都是舶來品，俄羅斯人民成了這場革命的主要犧牲品。（然而他也多次強調，把這些想法付諸實現的是俄羅斯「解放者」自身，而為這些解放者「施肥澆水」並使之發展壯大的則是目光短淺的俄羅斯當局。）革命是對俄羅斯人們實行了一場「大屠殺」——這就是索爾仁尼琴的核心觀點。斯大林時代的研究專家羅伊·梅德韋傑夫指出，《古拉格群島》有很多不正確之處，同時，譴責作家對集中營裡的布林什維克充滿了仇恨和蔑視。在這裡，我們想強調一點，即索爾仁尼琴的冷嘲熱諷在某些時候的確過於殘忍，梅德韋傑夫揭示了《古拉格群島》的主要矛盾所在（他這樣認為）：怎麼能下結論說「一切革命都是謊言」（這些革命不分青紅皂白就消滅了善良的人和邪惡的人），而與此同時卻為《肯吉爾四十天暴動》唱讚歌，並祝福那把由罐頭盒製成的小刀呢？我們覺得，這種指責並不公平，因為話題談的是手無寸鐵的犯人們起義的事情，但索爾仁尼琴卻很少懺悔或是替自己辯解，而在美國版《古拉格群島》的前言中索爾仁尼琴卻為自己進行了辯解，可以認為這是對梅德韋傑夫的正式答覆。他提醒自己的讀者，要認清對肯吉爾暴動的錯誤解釋，他說這根本就不是為暴力進行辯白。按照他的觀點，肯吉爾事件與「盲目的」恐怖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無論作家如何解釋，梅德韋傑夫還是成功地摸到了「索爾仁尼琴這部機器」執行中暴露出來的深刻而又有機的矛盾：即非暴力（當然，是就這個詞的一定含義而言的）天使，經濟上的自我限制，全民族範圍內的禁慾主義，這些應該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戰士同時具備的素質。肯吉爾讚歌是20世紀創作出來的眾多歌頌暴動的歌曲中最動聽的一首。但如何能夠把肯吉爾與瑪特廖娜相提並論呢？與索爾仁尼琴關在同一個戰俘營的難友德米特里·帕寧（在《第一圈》中他是索洛格金的原型）則相反，指責作家沒有竭盡全力號召人民來推翻蘇聯。

與偉大信念相伴的總是一定的盲目性，偉大的真理同樣有其黑暗的一面。所有那些反對索爾仁尼琴的人，都有權駁斥這塊「巨石」上面的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作為一名先知作家，而且首先是一名鬥士，索爾仁尼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爭論。一些人懷疑他狂妄自大，另外一些人嘲笑他把瑪特廖娜當成了自己的聖像。他是一名反猶主義者嗎？他對皮緬大牧首不公正嗎？他不知道評判的尺度嗎？他在解讀歷史的過程中是不是有點粗糙？他對集中營刑事罪犯的仇恨是不是並沒有遵照基督教的訓導？他對肖洛霍夫的指責是不是過於武斷？他對美國的評判有充足的證據嗎？索爾仁尼琴敢於表達人類的極度絕望，他深入到人的生存極限，就像沙拉摩夫所說，在那裡人們開始覺得，「生活的底」永遠地留在了他的個人生活中。索爾仁尼琴的創作聚焦於一個人那無法治癒的傷痛。一個火輪不知疲倦地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晃動，就像在《紅輪》第一卷《一九一四年八月》裡霍亨施泰因高地上燃燒的那團火柱一樣，當一位年輕的女聖徒在「火上取暖」（這裡是轉義，在《古拉格群島》第三卷章第五章中，她穿著單薄的裙子站在相鄰營地的門衛室旁凍得瑟瑟發抖，卻沒有人敢放她進去），作者就坐在自己營區的篝火旁，他親眼見證了這一切，於是小聲地對自己嘟囔道：「我向火和你，姑娘，許下諾言：全世界將讀到這一切。」這個莊重的誓言也傳給了他本人。這個火光，這個紅輪成了聯結作家全部創作的核心象徵，因為火光意味著考驗和救贖。那個乞求原諒的「小妹妹」一定會成為新但丁的繆斯女神貝雅特麗齊。火輪同時也是命運之輪，是磨碎人們生活的磨石和聖徒頭上的光圈……

人們總是想從文學作品中吸取某種經驗教訓，是否需要像以前那樣去閱讀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在共產主義制度垮臺後，正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古拉格的問題已經一清二楚了，可以不必再談論這一話題了。在民主確立之後，俄國不再需要傳播關於善與惡的宗教。如今有關善與惡的問題還有其他機構來負責！建立新的國際道德標準，使一些國家有權干涉塞爾維亞的問題；建立一個國際法庭來審判那些實施種族滅絕的人——沒有人在意這一大型的原始大屠殺，離不開西方強國的縱容（它們巧妙地周旋於自己的後殖民政策），就像發生在盧安達的大規模屠殺圖西族的行為；俄羅斯在對歐洲和美國的關係方面變得越來越強硬，因為歐美堅持要求俄國將原有的一切地緣地位都如數返還；伊斯蘭恐怖主義日益高漲——這些構成了新世界的種種表象，這個世界同索爾仁尼琴與之鬥爭的那個舊世界毫無相似之處。他在道德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大聲疾呼索然無味。儘管這樣，這些吶喊在很多方面與新一代人的追求是相契合的，如不說謊話，做好自己，從「底層」而不是「自上」來建立民主，在日常生活、個人生活以及與大眾消費有關的生活中踐行自我剋制的生活方式。

然而，索爾仁尼琴對當代社會思想的影響受兩個因素的制約。第一個不利的因素蘊含著他道德體系的本質屬性問題：這個體系的基礎是基督教，而上帝是這個體系的源泉。就算索爾仁尼琴領先於時代，就算許多當今西方流行的思想（如「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是由他提出來的，他的威望也會由於他的神權中心主義世界觀而遭到質疑。第二個不利因素在於，索爾仁尼琴關注的焦點完全集中在俄羅斯上。事實上，他的所有號召都只針對俄國：俄羅斯應該停止向外擴張並專注於自己的內部問題，這是他再三重複的話題。索爾仁尼琴不僅不同意普京，後者認為蘇聯解體是「20世紀地緣政治的最大災難」，而且他的觀點恰恰相反，他說：「堅守一個偉大的帝國就意味著要殺死自己本國人民。」（《我們應當怎樣安置俄羅斯？》）但是這裡他同樣遇到了別人的誤解：這些話被解讀成狹隘民族主義的表達。

用一些在傳統的思想爭論中司空見慣的概念（如左派與右派，過去主義者與進步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與普世主義者，命中註定與存在主義等）來評價索爾仁尼琴未必有效。而如果想要給出一番評價，那麼就需要評價者自己把這塊火石掛在脖子上。索爾仁尼琴的創作對於每一個與他接觸過的人來說都是一種考驗，一種終生的考驗。在你無論用何方法估量他之前，需要接受他，與他感同身受。閱讀《古拉格群島》是一種道德上的必要體驗。《古拉格群島》會將讀者的內心點燃，否則它就不會放過他們。

這本書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把人當作殘渣的極權主義的體制中。當然，在索爾仁尼琴之前就有詩人普里莫·萊維和保羅·策蘭，作家埃利·威塞爾和維吉爾·喬治烏，歷史學家勞爾·希爾伯格和萊昂·波利亞科夫，歷史學家兼親歷者大衛·魯塞，描寫納粹集中營的奧爾加·沃爾姆瑟，講述古拉格群島的尤里·馬爾戈林和瓦爾拉姆·沙拉摩夫——他並不是唯一一個詳實地再現這毫無人性生活的作家。在他之前，用哲學家克洛德·勒福爾的話說，其他人也「思考過到底是什麼奪走了思考能力的問題」。「最後一幕總是血淋淋的，不管是一齣多好的喜劇。」（帕斯卡，《思想錄》第210條）儘管索爾仁尼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接受」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他那關於死亡中孕育死亡的這一思想，關於對人的這種雙重否定的思想，都是讓人難以接受的。我們大家都想丟開這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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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вчapehkоА.Жи3heytвepждaющaяcилacоциaлиctичeckогоpeaли3ma//Дpyж6ahapодов.1963.№11.關於他，索爾仁尼琴在《牛犢頂橡樹》中寫道：「在數不勝數的作家全會的一次會議上某個奧夫恰連科（這是一隻善於追蹤的狡猾的狼，只不過姓氏是有點羊的味道）作了發言」（《扼殺》）。譯者注：奧夫恰連科這個姓的詞根有羊舍、牧羊……的含義。

Бapa6aшЮ.Чtоectьcпpaвeдливоctь？//Лиtepatyphaягa3eta.1963.31aвг.c.3.

參見：lukacsg.solzhenicyn.london，1970.

索爾仁尼琴認為，金茲伯格的失誤在於參加了莫斯科的赫爾辛基小組，他認為，這與給大清洗的受害者發放津貼是不符的。

tolstoyn.victimsofyalta.london：hodderandstoughton，1977.

markishs.jewishimagesinsolzhenicyn//sovietjewishaffairs.newyork，1977.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