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想象，蘇格拉底的一隻獨眼巨人的巨大眼睛轉向了悲劇，那隻眼睛，藝術熱情的嫵媚瘋狂從來不在其中發出熾熱之光——讓我們想象一下，那隻眼睛如何拒絕滿心喜歡地窺探酒神的深淵——它實際上一定在柏拉圖所說的「崇高而備受讚美的」悲劇藝術中看到了什麼吧？某種真正非理性的東西，有著似乎沒有果的因，沒有因的果，而且整體上如此豐富多彩，以至於必然和一種深思熟慮的氣質格格不入，對於容易受刺激的、過敏的靈魂來說就會成為危險的導火索。我們知道，蘇格拉底理解的唯一的詩歌藝術種類是什麼，是伊索寓言，而且這種事情肯定是笑嘻嘻地很隨和地發生的，誠實善良的蓋勒特sup/sup就是帶著這種隨和態度在蜜蜂和母雞的寓言中稱頌詩歌的：
你在我身上看到它的用處，
是對沒有許多理智的人，
通過形象來說出真理。
可是對於蘇格拉底來說，悲劇藝術根本不「說出真理」，除非是對「沒有許多理智的」人，也就是說，不對哲學家：遠離悲劇藝術是有雙重理由的。像柏拉圖一樣，他把它看作諂媚的藝術，它只描寫適意的東西，不寫有用的事情，因此而要求他的門徒保持節制，絕對遠離這種非哲學的誘惑；他大獲成功，以至於年輕的悲劇詩人柏拉圖首先焚燬自己的詩作，以便能成為蘇格拉底的學生。可是，在不可戰勝的氣質同蘇格拉底的原則作鬥爭的地方，這種氣質的力量，加上那種非凡性格的衝擊力，總是大到足以促使詩歌本身進入一種直至當時尚不為人所知的新姿態中。
這樣的一個例子就是剛才所說的柏拉圖：他在對悲劇和藝術的譴責中，一般來說無疑沒有停留在他老師的單純挖苦背後，而一定是完全出於藝術的必然，創造出一種恰恰與他所拒絕的現存藝術形式有著內在聯絡的藝術形式。柏拉圖不得不對早期藝術做出的主要譴責——說它是對一種假象的模仿，因而屬於一個比經驗世界更低的領域——尤其不可以用來針對新的藝術品。於是我們竟然看見柏拉圖努力超越現實，描繪出構成那種虛假現實之基礎的理念。可是，思想家柏拉圖因此而繞了一大圈，來到了他作為詩人始終熟悉的地方，而且索福克勒斯和整個早期藝術正是從這裡出發隆重抗議那種譴責的。如果說悲劇吸收了早期的所有藝術種類，那麼另一方面從一種古怪的意義上講，同樣的話也適用於柏拉圖的對話，它產生於所有現存風格、形式的混合，遊蕩於敘事、抒情、戲劇之間，散文和詩歌之間，從而也打破了統一語言形式的嚴格早期法則。在這條道上，犬儒派作家走得更遠，他們以風格上最大程度的色彩斑斕，在散文和韻文之間來回搖擺，也實現了他們通常在生活中扮演的「狂人蘇格拉底」的文學形象。柏拉圖對話似乎就是遭遇沉船的早期詩歌加上其所有的孩子逃命所乘坐的小船：它們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戰戰兢兢地屈從於舵手蘇格拉底，現在駛入了一個新的世界，而這個新的世界對這一幕幻景總是百看不厭。柏拉圖確實為整個後代留下了一種新藝術形式的樣本，即小說的樣本：它可以稱為無限提升的伊索寓言，在其中，詩同辯證哲學的關係就好像許多世紀中辯證哲學同神學的關係，也就是說，是為其充當婢女的關係。這是詩的新地位，柏拉圖在惡魔蘇格拉底的壓力下逼迫詩進入了這樣的地位。
在這裡，哲學觀念蔓延在藝術周圍，迫使它緊緊抱住辯證法的主幹。日神傾向變形為邏輯的公式化：就像我們必然在歐里庇得斯那裡看到相似情況，看到酒神傾向朝自然主義情緒的轉化一樣。蘇格拉底，這位柏拉圖戲劇中的辯證法主人公，讓我們想起了歐里庇得斯主人公的類似本性，歐里庇得斯主人公不得不用正反理由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於是如此經常地陷入失去我們悲劇性同情的危險。因為辯證法本質中的樂觀因素是一目瞭然的，它在任何結論中都得意洋洋，只有在冷靜的一目瞭然和有意識狀態下才能呼吸：那種樂觀因素一旦入侵到悲劇中，就必定漸漸覆蓋酒神領域，必然驅使酒神領域實施自我毀滅——直至死亡的一躍，躍入市民戲劇。人們只要想一想蘇格拉底命題的結論就行了：「美德即知識；無知才有罪惡；有德者常樂。」悲劇之死就死在這樂觀主義的三個基本形式中。因為現在有德的主人公必然是辯證論者；現在在美德和知識之間、信仰和道德之間，必定有一種必然的、可見的聯結；現在埃斯庫羅斯的超越塵世的正義之解，以其流行的解圍之神，已被降低為膚淺、狂妄的「詩的正義」sup/sup原則。
相對於這新的蘇格拉底樂觀主義舞臺世界，歌隊和一般來說悲劇的整個音樂酒神基礎現在顯得是什麼樣子呢？顯得是某種偶然的東西，是一種對悲劇之起源的全然可無的回憶；儘管我們明白，歌隊一般只能被理解為悲劇和悲劇因素的起因。在索福克勒斯那裡，歌隊的那種尷尬局面已經流露出來——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表明在他那裡，悲劇的酒神基礎已經開始破碎。他不敢再把效果的主要部分託付給歌隊，而是將它的領域限制在這樣的範圍內，使它現在顯得幾乎就是在配合演員，就好像它現在是從樂池被提升到了舞臺上：從而它的本質當然就被完全摧毀了，儘管亞里士多德恰好贊成對於歌隊的這種見解。索福克勒斯總是通過他的實踐，而且據傳說，甚至通過一篇文章，來推薦那種歌隊地位的變更，這種變更是走向歌隊消亡的第一步，它在歐里庇得斯、阿伽同sup/sup以及新喜劇那裡經歷的幾個階段以驚人的速度連續發生。樂觀的辯證法用其三段論的鞭子將音樂趕出了悲劇：也就是說，它摧毀了悲劇的本質，這隻能被解釋為酒神狀態的一種體現和形象化，解釋為音樂的有形的象徵化，解釋為一種酒神式陶醉的夢境。
如果我們不得不設想，也就是說，甚至有一個在蘇格拉底之前就存在的反酒神傾向，這種傾向只是在他身上得到一種前所未聞的出色表達，那麼我們就不必懼怕這樣的問題，即蘇格拉底這樣的現象究竟意味著什麼——這種現象，鑑於柏拉圖的對話，我們無法將其理解為一種只是起消解作用的否定力量。所以，儘管蘇格拉底本能的直接效果是要實現酒神悲劇的毀滅，這是無疑的，但是蘇格拉底自己深刻的生活經驗迫使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在蘇格拉底和藝術之間，究竟是否必然只存在一種對立關係，一個「藝術的蘇格拉底」的誕生究竟是否本身就是某種充滿矛盾的東西。
因為就藝術而言，那位專橫的邏輯學家時不時感到一種缺憾、一種空虛、一種部分的責備，一種也許被疏忽的義務。他在監獄中告訴朋友說，經常有同一個夢中形象出現在他面前，始終對他說著同樣的話：「蘇格拉底，從事音樂吧！」他直到最後的日子都用這樣的看法來安慰自己：他的哲學思辨是最高的繆斯藝術，並不真正相信一個神會提醒他那種「平庸而通俗的音樂」。最終他在監獄裡勉強同意了從事他不尊重的那種音樂，以徹底減輕他良心的負擔。在這樣的思想態度中，他用詩寫成一篇獻給日神的序文，把幾個伊索寓言改寫成了韻文。驅使他從事這種訓練的，是某種類似於守護神告誡之聲的東西，是日神讓他認識到：他像一個野蠻人國王一樣不理解一個高貴的神像，正處於對神靈犯下罪過的危險中——由於他的不理解。蘇格拉底夢中形象的那些話是關於邏輯本性之界限的一種思考的唯一跡象：也許——他不得不如此自問——我所不理解的事情未必馬上就是非理性的東西吧？也許存在一個邏輯學家被驅逐出境的智慧王國吧？也許藝術甚至就是知識的一種必要的關聯物和補充吧？
註釋
蓋勒特（1715—1769），德國作家，德國寓言的奠基人。
「詩的正義」是指詩歌中的懲惡揚善傾向。
阿伽同，古希臘悲劇家，名聲僅次於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生平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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