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左傾盲動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自然要負重要責任。他把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速度用一句話來概括，稱作：「無間斷的革命。」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這種論斷的態度是盲從與思考。

黨，畢竟很年輕！那時的周恩來剛滿二十九歲。能夠邁開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堅持下來就是偉大的，即使跌幾個跟斗又算得了什麼呢？

十一月會議，把主要希望寄託在廣州暴動和兩湖暴動上。冷酷的現實又無情地擊碎了他們美好的期待。廣州起義只維持了三天就失敗了。人們不禁要問，主觀設想和實際結果為什麼完全不同？失敗的原因究竟在哪裡？黨內鬥爭越來越激烈。一會兒說低潮，一會兒說高漲。

這種對革命形勢判定上的重大反覆，反映了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也反映了形勢的變幻無常。這種迷茫遊疑狀態，曾使「多畏多慮」的周恩來常常沉入鬱悶難抒的痛楚內省。他深知權力這把雙刃劍，在用之不當時，既傷害革命也傷害自己。他甘願把重大決策的重擔，讓給比他更具洞察力和堅定性的人去承擔，而他在從屬中去彌補有可能造成的損傷。在茫茫深夜中的探求者，一步邁對了，也不要看作無上光榮；一步邁錯了，也不能看作終生恥辱。那種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把一方踩入地獄的偏頗，既不是辯證唯物主義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先驅者的探索是多麼艱難，客觀上波詭雲譎，變幻莫測，主觀上各自帶著理論與實踐的侷限。他們處在歷史大變動的時代，許多陌生而複雜的問題，提到這些並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他們面前是沒有前人涉足過的深山老林、遠古洪荒。在歷史沒有作出答案前，一切事務都隱在雲裡霧裡，具有極大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很難說走進峽谷是絕對的好，也很難說攀上懸崖就絕對的壞！也許，認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出現了不可逾越的鴻溝，也許在山重水複疑無路時出現柳暗花明的境界。在不清晰的未知數中，也不允許你從容地思考。革命理論水準的提高與實踐經驗的豐富都需要時間乃至沉痛的代價。人生，總是「覺今是而昨非」。

一想到血的代價，周恩來那微蹙的眉心，過長的鬍鬚，沉鬱的目光，緊閉的嘴唇，疲憊的肩胛，處處流露出深刻的負重之感……斯大林的影像從煙霧中呈現出來：「中國革命是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斯大林接見他時，一邊吸著菸斗，一邊用舒緩的語調說給他的，「要研究軍事！」

那時，他在莫斯科研究了俄國戰爭史。

蘇沃洛夫是俄國曆史上的一代名將。他的坎坷經歷，他的指揮藝術，他的勇敢精神，給周恩來很深的印象。從這次西征，他想到了1799年蘇沃洛夫對瑞士的遠征。

歷史事件是不會重演的，但人的感情卻不斷重複。周恩來是個溫情的人，許多外國學者把他稱作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不管這個評價是否精當，蘇沃洛夫的一段自白，的確是深深地感動過他：

您的畫筆能夠繪出我的容貌——因為它顯而易見，可我內心的奧秘卻從未公之於世人面前。那麼，讓我告訴您：我曾使血流成河，至今提起仍感不寒而慄；可我待人慈愛，畢生未給任何人造成不幸；未判處任何人死刑；任何一隻小蟲都未在我手下慘遭厄運。我是渺小的，也是偉大的。不論是時來運轉，還是時乖運蹇，我都冀望於上帝，並且從未迷惘動搖。

是的，蘇沃洛夫把戰爭的殘殺歸之為不得已而為之，把一切個人休慼榮辱冀望於上帝，而周恩來的上帝卻是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

「恩來，我看你太累了，這裡留個作戰參謀值班就行了！」朱德悽然地說，「戰爭，總是很殘酷的！」

周恩來從窗邊轉過身來，一陣突然襲至的疲憊與昏眩使他搖然欲傾，只覺得天旋地轉。他急忙走到桌邊，伏案暫息。這時候絕對不能病倒！他假寐了一會兒，思路又轉向五軍團的三十四師。地圖上雖然插著標誌，但三十四師在什麼地方並不確定。在極端頻繁的變動中，地圖很容易畫得混亂不堪，剛剛畫上佔領馬上又變成放棄！經常的塗改會把地圖毀掉！三十四師給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師長陳樹湘，一個是一○一團的參謀長萬世松。

那是因為他來蘇區後處理的一個複雜而又簡單的案件。萬世松在養傷期間，愛上了一個有夫之婦——方麗珠。他們同居了三天，被人揭發。可是人們的同情卻在萬世松和方麗珠一邊。這是紀律與感情的矛盾。合理不一定合法。

軍團長董振堂認為軍法難容，報告軍委執行槍決。方麗珠要求將她一齊槍斃，因為她堅持責任在她身上！

陳樹湘不願喪失這個既是下級又是密友的團參謀長，便暗自給周恩來寫了一封為萬世鬆開脫的信。周恩來作為紅軍的總政委，必須正確地處理這個案件。他主張給萬世松以降職處分，下放連隊當連長。之後，萬世松在戰鬥中表現非常勇敢又頗具軍事才能，在西征路上他代替了犧牲的二營營長。

「自古人生誰滿願？」恐怕一個也沒有，這便是人生的真諦。周恩來曾經聽過方麗珠的申訴，他心裡說：「你們是無罪的！」嘴上卻只能說：「處分是必要的！」

大軍將行，方麗珠要求隨軍，願做一名女扮男裝的炊事員或是挑夫。她理所當然地被拒絕了。周恩來也許是最重感情的人。平等與仁愛，如果當成褒義詞的話，應該加在他身上。在後來的年月裡，他收容撫養過多少烈士的子女？又保護過多少身陷冤獄的幹部？

這種仁愛之心，曾受到項英強烈的指責。在項英看來：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感情，在階級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拼搏中，只有殘酷的鬥爭、無情的打擊才是堅強革命者的黨性！幾十年後，在「四人幫」批中國「大儒」的時候，矛頭就是對著他。

西奧德·懷特在延安時就認識了周恩來，對他印象極為深刻。他曾說：「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覺或者對他還有些懷疑的判斷，幾乎都煙消雲散。」但過了若干年後，他意識到對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適當的。他把周恩來的雙重性格、兩種形象結合在一起來描寫：周恩來「如同本世紀任何共產主義運動產生的人物一樣，是一個卓越無情的人。他會以絕對的勇敢、以貓捕老鼠的靈巧，並以一個人經過深思熟慮的唯一行動方針而行事——他就是這樣行動的。然而，他還是具有能夠表現出熱情親切、情不自禁的那種與人為善的態度和斯文禮貌的本領」。

在理查德·尼克松看來，周恩來的個性既然兼有儒家風度個人品質和列寧主義革命家那種無情的政治本能，那麼他就對擔任這種政治角色再合適不過。就如同一塊由幾種金屬造成的合金，較之任何一種單一的元素，更為堅實有力。周恩來的政治才能在於能夠成功地扮演明爭暗鬥的能手或者兩種角色。

一個新聞記者訪問周恩來：作為一箇中國共產黨人，他首先是一箇中國人，還是首先是一個共產黨人。周恩來答道：「我首先是一箇中國人，其次才是一個共產黨人。」周恩來的同事們當然都是中國國民，但是他們大多數首先是共產黨人，其次才是中國人。周恩來也深深地信仰他的主義，但是把這種信仰推向極端卻不是他的本性。

周恩來喝著重新溫熱的玉米糊糊，頓覺精力充盈，但願剛才的昏眩是由於飢餓而不是疾病的前兆。後來，新中國的經濟困難時期，他跟工人、農民一起喝玉米糊糊時，就提到過湘江邊上喝的這一碗。

三「向著火線上去」

周恩來的精力重新振作起來，全神貫注地審視著軍用地圖：

「總司令，我想，湘江一戰，兵力上損失很大，對士氣也是一個嚴重挫折，目前軍心容易渙散，加強部隊思想工作，很有必要！」

「我同意你的意見。只要渡過湘江，本身就是一個勝利。」朱德一心安慰他的入黨介紹人。他對周恩來向來是一往情深，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他很少公開展露。這是一種敦厚的情操。「蔣介石是決心把我們消滅在湘江東岸，他的企圖沒有得逞。我們損失的部隊，從數字上看雖然很大，但大都是‘猛烈擴紅’動員來的新兵，還有一部分是挑夫。我們的主力部隊戰鬥力仍然很強，關鍵是找一個休整的機會，進行人力物力的補充……必須讓全體指戰員明白這一點……」

朱德的這些話，的確給周恩來很大安慰，一時間使他感到自我譴責有些過分了。他端詳著總司令那張誠實質樸的老農民式的臉，但那雙明亮的眼睛裡卻流露出一種心斂意寧、山崩地裂、不動聲色的奇妙風采。「是的，八軍團的番號可以取消，把剩餘部隊補充到幾個主力兵團去……輕裝輕裝就是輕不下來，這下可好，不輕也得輕了！」

「全部用新兵組建兵團，這是一個失策。八軍團的潰散，是一個值得永遠記取的教訓！」只有在周恩來面前，朱德才這樣坦誠地批評「最高三人團」決策的失誤。

周恩來默然。這使他想起他與李德、博古的爭論。

那時，他曾主張把新兵充實到一、三、五、九兵團去，以老帶新，新兵就會很快成長為戰鬥力。博古卻覺得增加一個新兵團，聲勢上五個兵團總比四個兵團大！當時，李德還開了個有趣的玩笑：「蘋果雖然一樣多，裝成五個袋子總比四個袋子多一個。」實戰證明了，這是博古不懂軍事法則所表現出的「幼稚」。

周恩來是個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人。他絕不指責博古提出如此主張，卻譴責自己沒有堅決反對。「這的確是個很大的教訓！」周恩來心甘情願地承擔了責任。

朱德知道，周恩來總是把別人的錯誤攬在自己身上，這使他分外難受。急忙把話題岔開：「關於加強思想工作，你是不是起草一個指示性的電文？我想，博古和顧問是會同意的。」朱德緩緩地站了起來，「我想到一軍團去看看。」

「不，你是總司令，不能老到第一線去，這裡需要你。」周恩來聲調誠摯而含懇求，他很清楚，朱德絕不是心胸狹隘的人，卻總是不想參與「最高三人團」的決策。戰地親臨，固然是他的戰鬥作風，但也不排除是他迴避參與決策的方法，以免在嚴酷多變的政治路線鬥爭中有所僭越。「那好，你起草電文我休息。」

不知為什麼，朱德此時此刻不想離開周恩來，總想為他分擔些什麼。警衛人員卻堅持要他到早已為他備好的屋子裡睡。他拍拍警衛員的肩頭：「你是個傻瓜蛋，冬天睡覺最好的地方不是空洞洞的房間，而是跟炊事兵在鍋灶前的草窩裡通腿，越擠越暖和。」警衛人員只好把軍毯拿來。朱德便擠在司令部值班人員的草鋪上，自得其樂地向警衛人員擠擠眼：「你看，值班參謀們不用起床就能找到總司令，真是兩全其美！」說完，把軍毯向身上一蒙，睡了。

周恩來伏案書寫命令。寫完之後，準備送給博古、李德審閱後發出。他看了看桌上的鬧鐘，已是凌晨兩點鐘。他覺得這樣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文電，沒有必要用中央名義發出，因而也沒有必要給博古、李德看。他準備用中央局、軍委、總政的名義發出，他是中央局書記，又是紅軍總政委，朱德是中央軍革委主席，由他們兩人簽署就行了。他遲疑了一會兒，由於事關重大緊急，不得不把已經睡熟的總司令推醒。

朱德閱後，令機要科立即發出：

一日戰鬥，關係我野戰軍全部。西進勝利，可開闢今後的發展前途，遲則我野戰軍將被層層切斷。我一、三軍團首長及其政治部，應連夜派遣政工人員，分入到各連隊去進行戰鬥鼓動。要動員全體指戰員認識今日作戰的意義。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勝負關全域性，人人要奮起作戰的最高勇氣，不顧一切犧牲，克服疲憊現象，以堅決的突擊，執行進攻與消滅敵人的任務，保證軍委一號一時半作戰命令全部實現，打退敵人佔領的地方，消滅敵人進攻部隊。開闢西進的道路，保證我野戰軍全部突過封鎖線，應是今日作戰的基本口號。望高舉著勝利的旗幟，向著火線上去。

中央局

軍委

總政

待機要秘書取走電文後，周恩來對朱德說，他要去佈置一下籌糧籌款工作。

「這個工作已經佈置過了！」朱德說，「我剛才睡了半個小時，不想睡了，你就在那裡……」朱德指著他睡過的地方，「躺一會兒吧。」

「不，我不想睡，有紅薯和玉米糊撐著呢。只是兩眼有點酸脹。」周恩來用手揉著眼睛。一時間，他們兩人相對無言。周恩來雙肘支在桌子上用手支著下巴，又在假寐。

周恩來的一生，即便從歷史角度來衡量，也是非同尋常的。他此刻在想些什麼？他的眼力究竟能看多遠？他對人類生活的複雜觀察與理解得多深？也許，此時此刻他正用他的敏銳的目光，在人生的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中，去尋找發現繞過那個足以使革命之船沉沒的暗礁？現在，這顆心正為目前的損失備受煎熬。他又想起南昌起義的失敗過程。

那時……這時，他的痛苦，他的憂慮，他的傷感，在強烈的自我剋制中隱藏極深，幾乎無人察覺，只有具有忠厚、誠篤、善良長者之風的朱德，由於他們在柏林時曾有的一段特殊機緣，才能從他沉鬱的聲音裡聽出內心的痛苦，從他的身體前傾、雙手緊扣而微微顫抖的偶然失控中，探知他的憂心如焚！有時，在他朗聲大笑之後，內心卻因在左右為難中扭曲自己而低泣！當朱德看到他伏案起草電文時那越來越瘦弱的背影時，心裡忽然觸動某種深藏的感情，產生出無限憐惜：

他才是真正的忍辱負重的人啊！他做了多少違心違願的事？他替別人承擔了多少罪責？他為什麼總是委屈自己的心？為了中華民族的崛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蜀國宰相的誓言不正是周恩來的墓誌銘嗎？

「恩來！你還記得十二年前咱們在德國初次見面的事嗎？」

「怎麼不記得？那是1922年的10月22日……」周恩來仰起臉來，他驚人的記憶力，常使見過一面的人納罕，「你是先到法國馬賽，而後到柏林的吧！」

十二年後的一切還如此清晰，很使朱德感動：「我就是專程去找你的。你記得那天，你唱《馬賽曲》，雖然我還聽不清詞，可是，真叫人熱血沸騰。現在，我真想聽你唱，還和當年一樣……」

「那麼，你還是跟我唱？」

「不，我只能是跟著你哼。」

周恩來的眼睛裡忽然淚花瑩轉，這個提議包含了多麼複雜深沉的感情啊。他多麼感謝這位身經百戰的老軍人的良苦用心，像個純真的孩子，用天真的方法寬慰他那悲苦的心。他果然像上臺演出似地引吭低唱：

我祖國之驕子，趨赴戎行！

今日何日，日月重光！

暴政與我敵，血旗已高揚，

君不聞四野敗兵呼噪急，

欲戮我眾欲殲我妻我子以勤王。

我國民，秣爾馬、厲爾兵、

整爾行伍，冒死進行

瀝彼穢血以為糞，用助吾耕。

……

兩人陶醉在這悲憤雄壯的歌聲裡。這歌，滌盪著煩惱，使他們心中迸發出一種為革命事業自我犧牲的高尚精神。

在中央蘇區期間，周恩來能夠推心置腹袒露內心苦惱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朱德。他跟陳毅也可以深談，但這種機會很少。只是在離開蘇區的前一天，陳毅因傷情必須手術，他才跟賀誠一起去看望他。兩人久久地握別，在行色匆匆、周圍都是醫護人員的情況下，他們無法傾訴衷腸！

在中央蘇區，何叔衡、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年齡較大、資歷較深、德高望重，被譽為蘇區「五老」。1934年，除何叔衡留在蘇區外，其他「四老」隨中央紅軍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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