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經過千難萬險成了「獨立房子」的主人，李德才對中央蘇區的武裝力量有了最初的印象和真實感。

或許，對於這樣一個獻身國際主義革命事業的人，不管他成功還是失敗，也不管他性格上、生活上有多少弱點，我們都不應該嘲諷和蔑視。如果他是勝利者，那「獨立房子」就是應有的禮遇，如果他失敗了，「獨立房子」就變成了搞特殊的典型。

以成敗對錯取人，是一種淺薄。

在這種時候，李德並不認為自己已經失敗。可是，他註定不是一個真正的領袖人物，他不具備在政治生活舞臺上那種精湛的演技——掩飾內心真正的感情。很難從政治家溫存的微笑裡看出內心的殺機；也不會從政治家的談笑風生中看出他內心在哭泣；很難從政治家充滿自信的言談裡看出他內心的失望；也不能從他的泰然自若中看出內心的怯懼和空虛。

李德，無法掩飾湘江之戰給他造成的心靈創傷，無法掩飾對紅軍前程和對自己未來的憂慮。喜怒哀樂皆形於色的人，幹不成大事！

博古也跟他相似，很容易衝動。衝動，容易暴露自己的真情。他的憂慮似乎比李德更甚，因為李德責任雖重，但畢竟是客人！

二人雖然都很睏倦，但由於心事重重，卻很難入眠。

李德坐在一張竹床上，一支接一支地吸菸。他的思緒很亂，無法凝聚到一個焦點上進行思考。

「這一仗沒有打好，」博古躺在另一張床板上，頹然地說，「給毛澤東的非組織活動以藉口。」他的俄語說得不像平時那樣流利。

「是真的還是傳說？」

「當然是真的。起先，他是跟王稼祥在一塊兒，現在，洛甫又加進去了。有人稱他們為‘中央隊三人團’……這不是搞小宗派嗎？」

「他們能談些什麼呢？」

「還不是散佈失敗情緒？他幾乎向他能夠密談的所有人宣傳他的觀點，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是由於我們戰略上的錯誤。說西征是倉促的逃跑主義，無準備，無計劃，無目的……」

「這是不公平的！」李德丟掉菸蒂猛然從床沿上站起，在屋子裡急步繞圈，像只困獸急於突破囚籠，但他終於壓抑了衝動，停在博古床前，「打了敗仗，優點也成了缺點。」

博古也坐了起來，他的眼鏡閃著亮光，頗帶幾分追悔地說：「看來，項英同志提出的警告，並不是多慮。讓他跟隨大軍轉移，這是一個失策。」

「問題是洛甫和王稼祥，他們都是莫斯科來的同志，都是堅決貫徹國際路線的布林什維克。為什麼跟反對國際路線的毛澤東攪在一起？」

「是的，我得找機會跟洛甫談談。毛澤東不斷用他的反圍剿勝利喚起這些人的回憶和對比。人們在遭受挫折時很容易懷念過去，不能小看他的影響。」

李德眼前又出現了湘江邊可怕的一幕，聲調變得奇特而帶悽惻地說：「我們唯一的出路是早日與二、六軍團會合！」

這句話他已經說過很多遍了，幾乎成了他的祈禱詞。在總司令部的軍事會議上，新出現的敵情，給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罩上一層陰影。

李德說得不像往常那樣有力。博古這時才注意到這兩個月來李德經歷著一個深刻隱蔽的變化，特別是最近幾天，他滿臉淡黃色的茸毛和鬍鬚，抹掉了往日的勃勃英氣，微藍色的眼珠也失去了晶瑩的光彩，潛溢位一種鬱悶難抒的痛楚。

博古還發現，李德說的「我們一定與二、六軍團會合」與「我們唯一的出路是與二、六軍團會合」所含的心理因素是有微妙差別的。難道他對與二、六軍團會合失去了信心？

李德並沒有喪失信心，但被湘江邊的那一幕慘景深深地刺傷了。那個慘死在他面前的參謀的身影老在他面前閃現，那生澀的令人產生褻瀆感的目光直刺他的胸膛，使他產生了一種宿命感。他朦朧地意識到腳下就是他事業的頂點。他的悲劇在於徒有雄才偉志，前程卻再無進境。他承認並不瞭解中國。他也知道，權力之爭有時是很激烈的。他在蘇聯的年代，就曾處在權力搏鬥之中，那是十分殘忍的鬥爭……

李德在泡子燈上又點了一支菸，回坐到自己床上，他的情緒越來越灰暗。他記起1921年在漢堡時，臺爾曼曾讓他讀過一首歌德的詩。他只記得大意：

在命運的天枰上，

指標很少不動。

不是下降就是上升。

不能凱旋，就要受罪；

不做鐵砧，就做鐵錘。

李德想到了自己的未來的命運，是跟這次西征成敗緊緊連在一起的。萬一失敗了，第三國際怎麼對待他？失敗的責任是否會落在他的肩上？

就在此時此刻，基洛夫在列寧格勒的斯莫爾尼宮，被爭奪權力的子彈謀殺了。

李德猛吸了幾口煙，把菸蒂用腳碾碎，躺在床上。他不是一個容易灰心的人。恰恰相反，他的性格是倔強的，不屈不撓的，特別是在遭到危難的時候。

李德於1900年9月18日出生在慕尼黑郊區的伊斯瑪寧。父親是個會計，母親是個教師。父親去世時，留給他母親的是五個未成年的孩子，當時，奧托·布勞恩才六歲。他被送進一所天主教孤兒院，在那裡接受了初等教育。他的勤奮和優異成績使他獲得了獎學金。1913年他被慕尼黑的一所師範學院破格錄取。1917年像履行勞動義務一樣，他被徵召當了勤雜工和農業工人，這是他為自己貧窮的母親和兄弟姐妹付出的犧牲。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達到白熱化的最後階段。他應徵服兵役，上了奧地利——義大利前線。作為列兵，他在連續的拼殺中，獲得了實戰經驗，也開闊了政治視野。戰爭結束，返回慕尼黑，重進師範學院。1919年，他獲得了畢業證書。以他的優良成績，本是可以留校任教的，但因為反宗教的觀點，未能得到校方的准許。

那時，他在日記中寫了這樣一段話自勉：

獻身的人是偉大的，即使他的處境艱難，但他能平靜處之。那麼他的不幸也是幸福的。

奧托·布勞恩在學院時已經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1917年他捲入了社會民主青年反對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自由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是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不久他被選進自由社會主義青年團慕尼黑委員會，並負責中等學校學生的組織工作。

這位十九歲的青年很快就成了著名的黨的工作者，他積極地參加組建和保衛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工作和鬥爭。德國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武裝起義建立的共和國，從1919年4月13日誕生到5月1日被艾伯特政府鎮壓，活了不到四百八十個小時，比巴黎公社的壽命短了五十二天！這就是李德曾為之浴血奮戰的共和國。

就是在這短短的二十天的街壘戰鬥中，他編了一首《不獲勝利，戰鬥永不休止》的歌。在槍炮聲中，當作口號來喊。他不僅是戰鬥者，也是組織者。他以共和國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身份，手持毛瑟槍，指揮工人弟兄們同反革命的武裝士兵浴血奮戰。奧意前線的戰鬥經驗，使他表現得特別出色！

共和國失敗後，他轉入地下，被捕三個月後，又誤放了他。1919年秋他到了德國北部的漢堡。1920年至1921年，他是恩斯特·臺爾曼領導下的漢堡黨組織的最積極的成員之一。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軍政情報處工作。兩年中，他充實了大量的軍事知識：讀了老毛奇、小毛奇和克勞塞維茨、漢尼拔、安東尼的各種論著，也熟讀了《拿破崙》、《蘇沃洛夫》、《馬略》、《蘇拉》、《凱撒》等各種版本的傳記。他既有理論修養，也有實踐經驗。所以他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取得優異成績並不困難。

他唯一的缺陷是蔑視東方：日本、朝鮮、印度、伊朗、蒙古的軍事家的傳略和記述，他不屑一讀。即使到中國來做軍事顧問，他仍然對中國的歷代將領近於無知。對《孫子兵法》，他也嗤之以鼻！他不懂中國歷史，不懂中國農民，不懂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歷代農民起義取得政權，靠的並不是馬列主義。這是他的歷史侷限，是政治的褊狹、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感在作祟。

1921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獄，五個月後，他越獄脫逃了。1924年春，他調到中央委員會做情報工作，從事反對奸細和法西斯組織的特別任務。這個期間他研究了政治和軍事問題和理論著述，寫了一系列文章。

1924年，他結識了女青年奧爾加·貝納里奧，並吸收她參加了黨的工作。這對夫妻的幸福和愛情是短暫的，1926年秋，二人雙雙被捕，被投入以殘酷迫害犯人而臭名昭著的莫阿位元監獄。

三個月後，奧爾加獲釋，而奧托·布勞恩卻一直被監禁到1928年春。他在獄中開始學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他在戰友（包括愛人奧爾加）的幫助下，又一次神話般地越獄潛逃。他的膽魄、機智和勇敢，在整個德國引起了轟動。

魏瑪共和國的龐大警察機構下令逮捕他，國內有幾十個叫奧托·布勞恩的被抓了起來。

奧托·布勞恩在回憶這次脫逃時寫道：

工人階級是不會接受這些惡毒攻擊的。……到處都是歡欣鼓舞。……連小資產階級也表示同情。當人們得知營救我的人是帶著沒有子彈的左輪手槍，而一百多名警察嚇得向後撤退，以及我坐了十八個月的牢並未經法院判決時，他們對司法部門表示了極大義憤。整個柏林都在嘲笑被愚弄了的警察局。

越獄後，奧托和奧爾加在柏林的一些工人家庭中躲避了一個月，後來德共中央決定把他們秘密送往蘇聯。

在蘇聯，奧托·布勞恩以瓦爾格的名字活動。這也是他在德國時曾一度使用過的化名。他到達莫斯科時，正值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舉行，他作為來賓應邀參加了會議。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這樣便成了這位在本國備受迫害的革命者的第二故鄉。

那時，克里姆林宮的紅星，正在全世界無產者的心目中閃耀著神聖的光芒，它是全世界革命者嚮往的「麥加」！那時蘇聯的名字就是「革命」！它是世界無產者的祖國！蘇聯的利益就是世界無產者的利益！它是世界無產者的希望！

奧托·布勞恩在蘇聯比較系統地研究了布林什維克的革命經驗和軍事科學。為系統地掌握工農紅軍的戰爭藝術和戰鬥技術，他決定去莫斯科無產階級師接受培訓，進行從列兵到團指揮員的訓練。在這個期間，他已經寫了很多著述。他到國際列寧學校和一些專修班，講授軍事戰術，還為國際組織、革命戰士互濟會寫了一些他從事革命活動的小冊子和文章。其中《莫阿位元》一文，詳盡生動地記述了他的獄中生活和越獄經過，深深地打動了青年軍人的心！他為青年共產國際寫了《論紅軍和帝國主義戰爭》；也為蘇聯軍事科學院寫過《論巷戰戰術》的軍事論述；還為共產主義科學院寫了《關於1923年的漢堡起義》的政治性很強的論文。

三十年代，國際工人階級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注意力轉向中國。那時，各國的共產主義者，還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從事巨大的群眾運動和武裝鬥爭！

列寧建立的第三國際，作為國際工人階級和共產主義運動和軍事指揮部，已經成了保衛中國革命的中心！共產國際一再強調指出：支援中國革命是共產運動的主要國際任務之一。這種支援給中國革命帶來多少成敗得失，歷史會作出公正的回答，但這種支援是不容否認的！

1932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根據王明等人的要求派奧托·布勞恩前來中國，擔任紅軍軍事顧問。1933年秋天，他以一個外國考古學家的身份到附近參觀一座古代的寺廟作掩護，到達了紅色首都瑞金！

埃德加·斯諾對他是這樣評價的：

李德無疑是一位很有才能的軍事戰術家和戰略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在德軍中就大露頭角。後來他擔任俄國紅軍指揮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紅軍學院學習過。因為他是德國人，紅軍將士都注意聽他對德國顧問向蔣介石大元帥提出的戰略戰術分析。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這種態度是正確的。當南京將領們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們戰術的著作時，都驚奇地承認，他準確地預料到了他們進攻的每一個步驟！

斯諾的評價也許高了，但他誠實，並沒有因為李德犯了錯誤而失去公道和善意。

「李德同志，我仍然想不出我們錯在哪裡！」博古苦惱地說，「一切挫折，幾乎都是客觀給我們造成的！……中國有句古話：自古興亡不由人……誰也沒有辦法，誰來領導也不會出現比我們更好的局面……也許會更糟。……我們是完全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動的！」

「博古同志……」李德冷冷地止住了對方，語氣緩慢，卻異常凝重，「這不過是一次挫折！可怕的不是敵人，而是內部的派別鬥爭……我們都不是自由的！」

博古並沒有立即明白李德所說的全部含義，他實在累了，哈欠了幾聲，便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睡了。

四博古的推理

博古恍恍惚惚地坐在去莫斯科的火車上，嚴寒封鎖了蒼茫的西伯利亞大地，茂密的黑壓壓的森林，急速地向後奔去。無邊無際的荒野，像一幅熟悉的悽慘悲涼的圖畫。

他非常奇怪，車上只有他一個人，孤獨地坐在冷硬的鋪位上，「他們都到哪裡去了？為什麼把我一個人丟在車上？啊！難道他們知道有什麼災難發生，在前邊車站下了車？為什麼不告知我？」他疑惑間，果然無邊的林海在極度恐慌中喧騰騷動起來。他聽到樹木的折裂聲，暴風雪鋪天蓋地，像憤怒的海潮咆哮而來。博古蜷起身體緊貼在板壁上，好像預防著一隻猛獸向他撲擊。

荒野在呼嘯中變黑了，像是無底的深淵。一棵枝椏猙獰的老橡樹，就是他在黑海之濱療養勝地索契公園裡見到的那一棵，「它怎麼到西伯利亞來了？」他忽然發現那不是橡樹，而是一頭北極熊，張牙舞爪地向他撲來。車窗玻璃嘩啦一聲碎了，一陣冷徹肌骨的寒風直透他的胸懷……

他被凍醒了，全身顫慄不止。在馬燈昏黃色的微光裡，他看見李德在短小的竹床上躬腰屈腿輾轉反側。屋裡馬燈很暗，屋外的夜風捲起飛沙，啪啪地擊打著窗欞。

博古想起那是1926年12月初，他們一行六十多人坐在奇冷無比的列車上，沿著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開始了無休無止的漫漫旅行，那對他的革命意志和耐性是一種考驗。車上沒有暖氣，火車頭靠的是木柴做燃料來執行。從海參崴到莫斯科七千四百公里，他們整整走了十二個日夜，沒有餐車，只能在火車停靠時下去買些冰冷的食品，車上連一杯冷水也喝不到。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是一次悲慘的旅程，但革命的熱情並未因西伯利亞的奇冷而稍減……」

人的感覺有時非常奇怪。如今，他從撤離中央蘇區到目前只有四十來天，對中央蘇區的生活竟有恍如隔世之感。反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那八年，卻歷歷如在眼前。他很想把這種奇異的感受告訴李德，但又不願打斷夢似的回憶：

在立三路線時期，他和王明因反對立三路線受了處分；後來，批判立三路線，他們兩人又成了反立三路線的「英雄」。王明赴蘇前，兩人回憶起這段鬥爭，興奮異常。在他的筆記本上，曾留下這樣一首詩：

痛苦留給你的一切，

請你細加回味；

苦難過去之後，

苦味就變為甘美……

博古每想到這首詩，總是懷著欣慰的心情：「人，是要在苦難中磨鍊的。」他望著李德蓬鬆的亂髮，心想：「這個人經過了多少人生患難啊！他現在的家在哪裡？他沒有任何親人了。一個真正的以革命為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對李德湧起一種崇敬與憐憫之情。

那時的蘇聯，雖然十月革命已過去九年，舊制度已被推翻，新秩序時常遇到困難。但是，只有蘇聯，是真誠支援中國革命的唯一盟友。博古感到克里姆林宮上空的紅星，從遙遠的北方向他播撒著光芒！王明此時在幹什麼？也許在共產國際寬大的會議室裡高談闊論，也許在俄羅斯溫暖的壁爐旁拜讀列寧、斯大林的著作。想到此處，博古對目前的一些議論深感委屈。他在毫無折扣地執行王明的指示。因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國際的指示，第三國際的指示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博古的邏輯推理是十分嚴格的：斯大林不會有錯，因此，王明也不會有錯，而他執行國際路線也不會有錯。革命的挫折，帶有客觀的必然性，誰也沒有辦法。

1925年10月7日鮑羅廷在廣州向國民黨中執委宣佈中山大學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後，選派學生去俄國學習的訊息傳遍全國，有志於革命的廣大青年，踴躍應試，僅廣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報名。

那時候，連蔣介石在蘇聯考察時的手札中，也用恭謹的正楷寫道：「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

中山大學的成立與關閉，反映了人世間一切態勢的變幻無常。

博古還清楚地記得沃爾洪卡大街十六號那座四層樓房，房前廣大的校園裡，白雪重壓著樅樹、山毛櫸。中山大學的對面，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個圓形金頂給他以輝煌神聖的印象。

博古聽說，主持中山大學開學典禮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說，在第一批學員中留下了良好的、鮮明的印象。那時，托洛茨基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國際威望。「威望」，是一個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嚴酷的權力奪爭中，它意味著：不清除別人就被別人清除。

蔣介石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我同托洛茨基談話比同其他蘇聯領導人多，我發現在他們所有人當中，數他最開門見山……他鄭重其事地說：「除了蘇軍不直接參加之外，蘇俄將竭盡全力。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積極提供武器和經濟援助。」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積極擁護者。

那時，博古認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長：他熱情奔放，平易近人，就像一個普通人。他不修邊幅，深灰色的上衣幾個月不換。他身材矮小，戴著圓形的眼鏡，寬額頭，尖下巴，嘴裡習慣性地叼著一個褐色的菸斗。他會七國語言，他才華橫溢的演說使學生們為之傾倒。

博古到校後，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聽著，又從圖書館資料室裡補習了第一部分。從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檔案考證裡，他首次瞭解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和清政府驚人的腐敗。

那時，博古認為拉狄克的觀點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後來才知道，他們在一些政策策略上並不相同。托洛茨基說：「我個人從一開始，即從1923年就堅決反對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也反對接受國民黨參加共產國際。拉狄克和季諾維耶夫一起反對我。」

博古那時無法分辨誰對誰錯。即使後來，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後，也很難說托洛茨基就是對的。

斯大林指出，在中國社會是否存在封建殘餘這個要害問題上，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中國沒有封建殘餘；即使有，也沒有重要意義。

在這一點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邊。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間的分歧，使他丟掉了校長的職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無法弄清具體時間），拉狄克沒有向學生們告別，就丟下未講完的課程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後來，他才知道拉狄克捲入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權力之爭的漩渦中。

那時候，博古大惑不解：共產黨內應該允許進行各種不同見解的爭論，怎麼能演化成權力之爭？是王明給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沒有權力，就無法推行自己的主張！」

博古承認，王明比他成熟。

原來的副校長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這位新任的中山大學校長只有二十六歲。

米夫並不真正瞭解中國，他是個政治活動家卻不是學者。他的辦學作風、辦學經驗沒法跟拉狄克相比，因而在學生中威信不高。他只跟一群俄語流暢的青年學生接觸。他很少說笑，一臉嚴峻，使人莫測高深。

在米夫當任期間，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在大學裡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此時，他唯一值得驕傲的是政治觀點正確。他把托洛茨基派來的教授免職，代之以黨性雖強卻又不學無術的人來當教員，後來的中國名詞叫「只紅不專」。

博古以他的熱情奔放和聰明幹練贏得了米夫的喜愛，但王明卻以他的成熟贏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產黨於4月27日在武漢召開了五次代表大會。米夫便偕同他最信賴的學生王明參加了會議，直到8月才回到蘇聯。

那時，博古和同學們正在離莫斯科不遠的休養勝地特拉索夫卡度暑假。米夫和王明來向同學們報告中國之行。他們的報告給博古心上留下了沉重的陰影。

米夫，參加了中共五大，在中國逗留了三個多月，自以為取得了政治資本，並以中國問題專家自居，用他所佔有的第一手材料侃侃而談。他也因此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被提升為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並受委託籌備中共六大。

中共五大，毛澤東被排斥在大會領導之外，甚至被剝奪了表決權。陳獨秀仍然當選為書記。米夫和王明帶有傾向性的會議精神傳達，在留蘇的學生中留下了毛澤東無足輕重的印象。

這種情況，1943年12月16日，在洛甫在延安整風時的檢查中得到了證實。他說：

我一進中央蘇區，不重視毛澤東同志是事實。在我未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過政府工作，同他的關係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他在《鬥爭》上發表，但究竟他是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瞭解，也並沒有想去了解過的。

博古比洛甫更甚，他認為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不過是一個新型的農民起義的領袖。

此時，博古看了看手錶，已是十時五十分。

寒風從門縫裡鑽進來，透著徹骨的寒冷。

李德比他耐寒，在幾經反側之後，終於進入了夢鄉。

博古想起來了，做枕頭的包袱裡還有一件毛衣。這是他的愛人劉群先在莫斯科大學時給他打的。

他輕輕地撐坐起來，門板吱吱嘎嘎地響了一陣，終於把毛衣加在身上。他突然看見李德兩眼閃閃發光地望著他：

「噢，對不起，我把你弄醒了！」

「我本來就沒有睡……我覺得我已經老了……怕冷，是老的象徵，記得在1918年冬天，我在義大利戰線，在維托里奧威尼託的戰壕裡，只穿著單薄的已經不保暖的軍衣。那時，年輕，血熱……」

李德斷斷續續地說著，博古並沒有很用心地去聽，但他記起，在莫斯科時，自己也沒有現在怕冷。

「莫斯科現在已經大雪紛飛了！」博古說得很有感情，聲音微微顫抖，像一組陰鬱的音符在寒冷的空氣裡盪開，慢慢地消逝了，復又歸於沉寂。

顯然，這話勾起了李德的回憶。他索性披衣而起，把馬燈捻亮，對著火苗點燃了香菸：

「那是多大的雪啊，足有兩英尺深。那時，伏龍芝軍事學院派我到莫斯科無產階級師參加軍事演習，那是非常嚴格的戰鬥技術訓練……零下三十五度……我帶著部隊高喊著‘烏拉’，衝進敵陣，忘記了寒冷。」

「是啊，零下三十五度。」博古應和著。他也想起了那個寒冷的大雪天。那時，剛剛跟王明結婚的漂亮而富有詩人氣質的孟慶樹女士，忽然邀請他跟劉群先一同去遊覽新聖母公墓。這是一種大膽而富於浪漫色彩的邀請。

青春熱血，精力旺盛得無處宣洩，忍不住要去赴湯蹈火。龍潭虎穴都敢去，難道還怕漫天風雪嗎？新結婚去遊墓地，這種「獨創」精神並不是人人都有。

孟慶樹用一句富有詩情的話概括了大雪後的莫斯科，她說：「上帝用一領潔白無瑕的大斗篷，把我們跟莫斯科包裹起來，預備送到共產主義的天國裡去！」

莫斯科西南郊的新聖母公墓是世界著名的墓地之一，它佔地六萬四千平方米，被紅色的垣牆護圍著。墓地上古木參天，各具特色的碑碣雕像林立。它與巴黎的拉雪茲公墓齊名。各國的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和文學藝術家，都懷著各自的願望到墓地來巡禮。

這塊墓地在十六世紀就初具規模，那時是封建貴族和高階神職人員的專有墓園，風景絕佳，環境幽靜。一位俄國貴族在生前遊覽墓園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死後安葬在這裡那是幸事。墓地的寧靜使死神也變得受人歡迎。」十九世紀，加入墓地的是百萬富賈和有名望的高階知識分子。十月革命後，這裡成了紅場之外的最重要的官方墓地，安葬著高階官員、將軍、英雄人物、政治家、科學家、文學藝術家和社會名流。

四位俄語流暢的外國人，在這樣的天氣來墓園觀光，使守墓人頗為驚訝。

墓園銀裝素裹，一片沉寂。他們的高筒皮靴踏著鬆軟而潔淨的厚雪，在墓道上漫步，各人心裡都產生著一種奇趣。

博古：「我彷彿覺得墓中人在望著我們。感謝我們打破了嚴冬的孤寂，給他們帶來了慰藉。」

劉群先：「我覺得墓地的寒冷非常特別，這種冰凍凝固的清冷，使我的心都凍透了。」

孟慶樹：「這雪，使墓地變得純潔、恬靜、安詳、美麗，這些長眠者生前未必幸福，而在墓地卻享受著永恆的安寧。」

王明：「歷史真情往往被後來製造的假象掩蓋在墳墓中，死人註定是不得安寧的。」

孟慶樹：「你說得太殘酷了。」

王明：「這是對人生理解得深刻。」

博古：「這是對人生的悲觀。」

王明：「人生總是帶有悲劇性的。不要說那些被革命清除的反革命分子，就是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和拉狄克這樣的革命者，也難說不是悲劇性的。」

大家沉默了足有兩分鐘。「悲劇性」，王明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千百年的問題。談話已經無法再深入了。

孟慶樹的心思似乎從無憂無慮的歡樂靜謐中，慢慢滑進了萬丈深淵。她的確不理解目前蘇共中央和中山大學領導層所發生的鬥爭的根源。她原來是崇拜拉狄克的，沒想到拉狄克竟然是蘇維埃的敵人！

入世越深心越寒！

這位天真爛漫的女學生，也許在這時，才開始向險要的世界，投去驚詫的一瞥。

「我們都到過蘇聯很多地方：列寧格勒、第弗利斯（斯大林的故鄉）、赫夫蘇爾、巴統、蘇呼米、索契、雅爾塔、塞瓦斯托波爾……我覺得蘇聯是真正偉大的，美麗的。」王明為了打破「悲劇性」引來的沉悶氣氛，把話題轉換了方向，「不管革命的航船前面有多少急流險灘，我們都將在共產國際的羅盤引導下勇敢航行。我們是為革命而生也為革命而死的一群，當艦船到達勝利彼岸時，我們就可以毫無遺憾地安息了。就像慶樹所說，去享受永恆的寧靜與幸福！」

劉群先：「幾十年後，我們也許像這裡的死者一樣，新的青年一代懷著崇敬的心情，踏著深雪來瞻仰我們的墓碑……」

孟慶樹：「你比我還浪漫。」

王明：「並不浪漫。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我死之後，我願埋在這裡，不為為後人所景仰，而是為了能看到克里姆林宮紅星的閃耀，能聽到斯帕斯基塔樓上的鐘聲……」

孟慶樹：「那紅星是世界革命靈魂的閃光，那鐘聲是世界革命脈搏的跳蕩！啊！偉大的蘇維埃，世界無產者的祖國，世界革命的心臟！」

博古的回憶並沒有給他帶來王明抄的那首詩中的「苦味變為甘美」，反而使心境更為黯淡。他覺得王明應負的重擔壓在他身上了。

李德想的只是湘江慘敗，他沒法向第三國際交待。博古想得比李德更深了一層，他懂得「勝者為王，王者無咎」的道理，只要當權，一切錯誤都可以諉之客觀，如果失去權力，那就罪責難逃了。「好事全歸花大姐，壞事全怪禿丫頭！」中國的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以及蘇聯的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不就是鏡子嗎？他覺得有必要向李德訴說這種突然襲至的隱衷，但李德卻已經發出了微微的鼾聲。

五拯救全軍的上帝在哪兒

博古和李德都被鬧醒了。屋子裡擠滿了剛剛渡過湘江的司令部的工作人員。他們並沒注意屋子裡已經睡了人，動作粗魯，高聲喊叫，開著不雅的玩笑。如果誰不能在這種環境裡睡眠，那他就不是真正的軍人。軍人是可以一邊行軍一邊睡覺的！

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往往認為在戰火中的人，開口閉口離不開戰爭。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博古裹緊軍毯，靜聽著平時很少接觸的這些參謀幹事們的調笑、戲謔和議論。

有的在鋪稻草，有的鋪著雨布已經倒頭睡下了，有的在吸菸，各行其是。互相妨礙時，就會有幾句短暫的不太傷感情、卻很粗魯的爭吵。

「老陳，今天碰上中央縱隊的一個揹著蓑衣的馬伕，恐怕全軍上下只有他有這樣一件特殊的裝備……太顯眼了，敵機專門對他轟炸，就是炸不到他，你猜他怎麼說：是他媽給他的護身符！」

「你說得太誇大了……」

「你不信？我敢斷言中國一百年也消滅不了迷信……」

「不要管一百年以後的事啦，還是管管眼下的肚子吧。哪位行行好，給點吃的！」發言者作出乞丐討米時的祈求聲。

「等咱們跟二、六軍團會合後，我請你吃我們湖南的名菜，砂鍋煨狗肉。冬令最佳補品，治小兒尿床有奇效！」

「滾你媽的蛋，等到那時候，說不定閻王爺早就請你去赴宴啦！」

「戰爭，本身就是跟閻王爺賭博，互有輸贏。」

「咱們還是不談閻王爺。雖然他是個好老頭。還是談吃吧，你們的煨狗肉未必真有。我們江西的安東雞卻是天下聞名的。我一說，就忍不住流口水，唐明皇最喜歡吃，不信？這是有史可查的！」

「是不是楊貴妃點的菜？要不要再來二兩白沙液？」

「還是我們安福的火腿好，乾隆皇帝下江南時欽定的，還寫過一首火腿詩，其中有一句叫什麼什麼什麼香……」

「我們的永新狗肉最有名，專治遺精，比你的治細伢子尿床有價值……」

「喂！喂！嘴巴衛生一點好不好，休養連的女同胞就住在隔壁！」

「那又怎麼樣？你就知道她們不愛聽？……不想吃葷的可以去當和尚……」

「我拋個文明的謎語讓你們猜好不好？」

「文明的？你老張狗嘴裡能吐出象牙來？」

「你聽嘛：‘曲徑通幽處，兩谷夾小溪；洞內花隱隱，洞外草萋萋；老僧來往灌，歸去醉如泥。’……」

「好詩好詩！」

「好個屎，你小馬沒有結婚，根本猜不出……」

「那是什麼？」

「回家問你爸爸媽媽哥哥嫂嫂去。」

有人嬉笑著，把極美好而又極下流的謎底，悄聲地告訴了小馬。

小馬恍然大悟，就像看到廁所牆上常見的那種骯髒畫，「哎呀！醜惡醜惡，該打該打！」他撲過去在老張背上擂鼓般地猛捶。

嬉鬧的人照鬧，睡覺的人照睡。

博古頗有興味地聽著。這是無憂無慮快活的一群，是面對死神可以打哈哈的勇士。平時，在首長們面前不苟言笑，畢恭畢敬，除了「是，是，是！」就沒有心靈的展露。他一時感到一種「權力」的重負。當戴上「榮耀」的枷鎖，心靈就不再屬於自由了，有時神經極度緊張，近於癲狂，是多麼苦惱煩悶以至焦慮啊！「我也是青年人！可我沒法讓自己年輕。我從來沒有輕鬆過……」

「你猜，老侯在做什麼夢？」

「還不是過‘七七’？」

「什麼過‘七七’？」又是好奇的小馬在發問。

「這還不知道？牛郎會織女嘛！」

睡夢中，老尤在吱吱咬牙，好像有咬不碎的刻骨仇恨；小秦在吸唇鼓腮咂嘴倒沫，好像津津有味地咀嚼篝火上沒有烤熟的馬肉；老陳含糊不清地喃喃著，正在與久別的妻子傾訴離情別緒；老侯大張著嘴，露出一顆損壞的門牙，發出一陣陣痙攣的呼吸。

馬燈的亮光被捻小了，精力最充沛的人也睏倦了。只有老王斜靠著背包吸旱菸，彷彿以此來抵抗伸到他臉前的兩雙泥腳的臭味。

「老王，你在想什麼心思吧？」小馬仍不想睡。他透過昏黃的燈光，瀏覽著一幅或隱或現的《戰地午夜酣睡圖》，四周的槍炮聲和周圍的喧譁聲，似乎和他們無關。小馬彷彿看到所有人的夢海捲起的波瀾：歡愉的，悲愴的，亢奮的，沮喪的，激動的，舒緩的，驚懼的，安適的，愧疚的，委屈的，高尚的，卑下的，遙遠的，眼前的，惱恨的，眷戀的，恍惚的，清晰的，憎惡的，憐憫的，滿足的，失意的，絕望的，希冀的……人間的一切酸甜苦辣，都在夢海的浪潮中沉浮翻騰，那是一個比現實更為豐富多彩、光怪陸離的世界。小馬忽然想到：與其說人生如夢，還不如說夢如人生哩！

「我在想，」老王沉思了一會兒說，「等我有了孫子之後，我一定帶他到湘江來，對他說：‘你爺爺當年在這裡打過白狗子。’如果他問什麼是白狗子，小馬你說，我怎麼回答好？……」

小馬也想不出如何回答。門口有一道電光閃爍，火蛇似地在屋裡劃了一下：「你們還不快睡？兩個小時之後起床！」電光隨著啪嗒啪嗒的腳步聲走遠了。

李德沒有睡。他聽不懂人們談話的內容，卻聽得出他們的情緒。開頭，他很不高興，有人竟不客氣地把他的腿推了一下，坐在他的竹床沿上吧嗒吧嗒地吃東西。他覺得國際顧問的尊嚴受到了褻瀆。但他只好裝睡，如果起來抗議，那就等於自找難堪。忍耐了一會兒就習慣了。短促的爭執，唧唧噥噥的私語，滿屋劣質香菸的氣味，形成了一種戰時常有的那種混亂嘈雜的氛圍，讓他又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幻覺。

他記起來了，那是慕尼黑起義失敗之後，他和幾個戰友逃到鄉村躲進一家農民的柴草棚子裡。那時，他們為了打破戰友們心冷意沉的氣氛和制止互相埋怨指責的爭吵，曾領頭唱起一首古老的戰歌：

上帝把鋼鐵鑄造成刀劍

交到我們手裡。

它給我們剛強和勇氣。

戰鬥吧，人生不能為奴隸！

神聖的祖國啊！神聖的旗幟。

我們重新對你宣誓：

我們要把壓迫者處以極刑

讓烏鴉啄食他們的屍體。

我們就這樣進行赫爾曼之戰

高舉著正義的大旗！

……

此時，他也希望有一個拯救全軍的上帝出現。

1919年德國艾伯特政府在魏瑪城召開國民會議，制定和批准了《德意志共和國憲法》，通稱《魏瑪憲法》。8月11日憲法生效。德意志共和國宣告成立，史稱魏瑪共和國。1933年1月希特勒上臺，魏瑪共和國結束。

赫爾曼，即阿爾米尼烏斯，為日耳曼族的一部落舍羅斯克族的首領。曾於西元后9年在條託堡森林殲滅羅馬將軍瓦魯斯的三個軍團，約兩萬人，被尊為解放日耳曼民族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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