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西耶波爾特上校先生
德·西耶波爾特上校是一名巴伐利亞人，在荷蘭軍隊服役，因寫有許多關於日本植物的精美著作而享譽科學界。1866年春天，他來到巴黎，準備向皇帝面呈一份宏大的國際合作計劃，以對日本這個神奇的日出之國進行開發，他在那個國家住了三十多年。儘管這位卓越的旅行家在日本待了那麼長時間，但骨子裡卻仍然是一個巴伐利亞人；在等待去杜伊勒裡宮接受召見的那段日子裡，他總是到城郊普瓦索尼耶區的小酒館裡打發夜晚，身邊陪伴著一位年輕的慕尼黑姑娘，他總是帶著她一起旅行，向別人介紹說她是他的侄女。我就是在那裡結識他的。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儘管已經七十二歲，但依然外貌堅毅，腰桿挺直，他留著長長的白鬍須，身穿一件寬大得無可比擬的長外套，上衣翻領的飾孔裡裝飾著綬帶，上邊彆著代表各國科學院的國旗；這副打扮奇怪而獨特，卻又不失靦腆和隨便，每次他走進小酒館的時候，總是會引來人們注意的目光。上校神色凝重地坐下，從口袋裡掏出一隻又大又黑的蘿蔔；陪他一起來的姑娘身著短裙，披一塊鑲有流蘇的方巾，頭戴一頂旅行小帽，一看就知道是德國人，她按照家鄉的習慣，把蘿蔔切成薄片，撒上鹽，遞給「熟熟」——她就是用她那老鼠般纖細的嗓音，帶著德國口音，這樣稱呼她的叔叔的——然後，兩個人就面對面坐著，安詳而樸實地吃起蘿蔔來，似乎根本沒有想過這樣的舉動在巴黎或在慕尼黑會顯得多麼滑稽可笑。他倆的確是獨特而可愛的一對，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老人看到我十分感興趣地聽他講日本的故事，便要求我對他的回憶錄作一番潤色，我立刻答應了，一方面是因為和這位年老的辛巴達sup/sup的友誼；另一方面，老人對日本的愛戀感染了我，使我也希望對那個美麗的國家有更加深入的瞭解。不過修改工作做起來可並不容易，整部回憶錄都是用德·西耶波爾特先生那奇怪的法語寫成的：「要是如果我可以有股東……要是如果我可以匯聚資金……」他還習慣於將一些詞的發音顛倒過來，以至於經常把「亞洲的大詩人」說成「亞洲的大死人」，把「日本」說成「熱笨」……此外，還有那些五十行一句的長句，中間沒有一個句號或逗號，讀起來連喘氣的地方都沒有，但作者在腦袋裡卻把它們安排得十分妥帖，哪怕去掉一個詞都不可能，有一次我在這裡刪去了一行字，可不久他卻在那裡又把它加了上去……不過這沒關係！這個該死的傢伙說起「熱笨」來是如此有趣，使我忘卻了工作的煩惱。當他收到召見信的時候，回憶錄差不多快要修改完了。
可憐的老西耶波爾特！我至今還記得他去杜伊勒裡宮的情景：他把所有的十字勳章都別在胸前，身穿漂亮的紅金相間的上校軍服，只有在非常重要的日子裡，他才會從箱子裡翻出這套衣服。儘管他不時直起高大的身軀，嘴裡發出「嚯嚯」的聲音，但他搭在我身上的手臂卻在不住地顫抖，特別是他那因潛心研究和暢飲慕尼黑啤酒而變成深紅色的學者的大鼻子，現在卻異常蒼白，從這上面，我可以感覺到他是多麼激動……晚上我再見到他的時候，他一臉的得意：拿破崙三世在過道里接見了他，聽他講了五分鐘話，然後用最喜歡的話把他打發走了：「再說吧……我考慮考慮。」聽到這話，天真的日本迷已經在盤算要租下大飯店的二層樓，在報紙上寫文章，並且散發宣傳手冊了。我費了好大的勁試圖讓他明白，皇帝陛下可能要花很長時間來「考慮考慮」，在此之前，他最好還是回慕尼黑去，因為那裡的議會恰好正在表決用於購買他龐大的收藏品的資金預算。我的話總算說服了他，臨走前，為了感謝我在那本著名的回憶錄上所花的心血，他許諾給我寄一部16世紀的日本悲劇，劇名是《盲人皇帝》，這部珍貴的傑作目前在歐洲還無人知曉，他特意將它翻譯過來，送給他的朋友梅耶貝爾sup/sup。大師臨終前，正在為這部戲譜合唱曲。您看得出，這位正直的人真心想送我一份厚禮。
不幸的是，他走後幾天，德國爆發了戰爭sup/sup，我也再也沒有聽到關於那部悲劇的訊息。鑑於普魯士軍隊佔領了符滕堡sup/sup和巴伐利亞，上校很自然地會因為愛國而情緒激昂，對入侵感到慌亂不安，從而忘記了我的盲人皇帝。可是，我對此卻念念不忘；說實話，一半是出於我對那部日本悲劇的慾望，另一半是為了滿足親眼看一看戰爭和佔領是什麼樣的好奇心——噢，上帝！現在我對它們充滿了恐懼的回憶——一天早晨，我決定出發去慕尼黑。
（二）德國南方
您跟我談什麼性情沉悶的民族？在這戰爭時期，在八月炎炎的烈日下，這個位於萊茵河彼岸的國家，從科爾橋sup/sup到慕尼黑，全都顯得如此冷漠、如此平靜。符滕堡的火車載著我緩慢而沉重地穿越著施瓦本地區sup/sup，透過車廂裡的三十扇窗戶，我看到各種風景展現在眼前：有山丘，有隘谷，還有低伏而蒼翠的樹木，從這綠色中可以感覺到溪流的清冽。隨著火車的運動，山坡在峰迴路轉之間消失；山坡上，農婦們挺立在羊群中間，她們穿著紅色的裙子、天鵝絨的短上衣，周圍的樹木是如此翠綠，以至於這羊舍簡直就像是從某一個散發著松脂和北方森林清香的小松木盒子裡取出來的一樣。遠處，時不時能看到十來個穿著綠色軍服的步兵，在草地上操練走步，他們筆直地抬著頭，走路時腿蹺到了天上，拿槍的姿勢猶如一張弓弩：他們是某一位拿騷sup/sup王子的軍隊。有時，其他火車也會和我們交錯而過，它們開得和我們一樣慢，上面載著很多大船，船上坐著符滕堡士兵，他們擠在一起，宛若擠在節日的巡遊花車裡一樣，一邊躲避著普魯士人，一邊用三個聲部唱著《船歌》。我們在所有經過的車站餐廳裡停下來歇腳，餐廳的總管們始終帶著一成不變的笑容，顧客們脖子上圍著餐巾，面對巨大的果醬肉塊，一張張胖臉都洋溢著喜悅；斯圖加特的王家花園裡停滿了四輪馬車、梳妝間和馬匹，水池邊演奏著華爾茲和四對舞的音樂，而此時在基辛根sup/sup卻進行著一場激戰；說實話，四年之後，同樣是在八月，當我想起這一切，想起我的所見——火車頭瘋狂地開著，卻不知駛向何方，彷彿巨大的太陽讓火車的鍋爐變得驚慌失措；車廂停在戰場中央，鐵路被切斷，列車遭遇了災難；隨著東部戰線的縮短，法國的版圖也日漸縮小；在所有這些被廢棄的鐵路沿線，一座座火車站孤零零地座落在窮鄉僻壤之中，裡面陰沉沉地擠滿了人，都是些傷兵，他們像行李一樣被遺忘在那裡——這一切都讓我不禁覺得，1866年發生在普魯士和德國南方各諸侯之間的戰爭僅僅是一場供大家一笑的戰爭，無論別人對我們說些什麼，日耳曼之狼是不會自相殘殺的。
只要看一看慕尼黑，您就能相信我的話了。我是在一個星期天的晚上到達那裡的，那天天氣晴朗，繁星點點，整座城市的百姓都來到了戶外。空氣中飄蕩著一片歡快而模糊的喧鬧聲，這聲音在燈光下、在路人揚起的灰塵中顯得十分朦朧。無論是在涼爽的拱形啤酒窖裡，還是在搖曳著彩燈渾濁燈光的啤酒屋花園裡，到處都可以聽見勝利雄壯的銅管樂和如泣如訴的木管樂，樂聲中還夾雜著杯蓋沉重地落在啤酒杯上的聲音……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充斥著各種聲音的啤酒屋裡，找到了德·西耶波爾特上校，他和侄女坐在那裡，眼前仍舊放著一隻黑蘿蔔。
旁邊的一張桌子上，外交部長正和國王的叔叔喝著啤酒。他們四周圍著一大群穿著得體、拖家帶口的有錢人，還有戴著眼鏡的軍官和戴著紅色、藍色、海綠色小鴨舌帽的學生，所有人都表情嚴肅，一言不發，虔誠地聽著干戈裡sup/sup先生的樂隊，看著縷縷青煙從菸斗上冉冉升起，彷彿普魯士根本就不存在一樣，沒有絲毫憂慮。上校看見我，似乎有點窘迫，我發現他壓低了嗓門跟我講法語。我們周圍的人都在竊竊私語：「法國佬……法國佬……」我感覺所有的眼睛裡都閃爍著惡意。
「我們出去吧！」德·西耶波爾特先生對我說。
一到了外面，我又重新看到了他過去的笑臉。這位正直的人並沒有忘記他的承諾，可是他前一段時間忙於整理自己收集的日本藏品，而這些藏品他剛剛賣給了國家。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沒有給我寫信。至於我的那部悲劇，現在由德·西耶波爾特夫人保管著，她住在符滕堡，要去那裡，必須得到法國大使館的特別批准，因為普魯士軍隊已經逼近了符滕堡，想進入這個地區已經非常困難了。可是我非常想要這部《盲人皇帝》，要不是擔心德·特雷維索先生已經睡下，我當天晚上就去法國使館了……
（三）在出租馬車裡
第二天一大早，藍葡萄客店的老闆就讓我登上一輛出租馬車。一般旅店的院子裡都會停著幾輛這樣的馬車，以幫助住店的客人遊覽城裡的名勝；從馬車裡看出去，古蹟和街道就像是導遊手冊一樣，一頁一頁地在我們眼前翻開。不過，這次出租馬車並不是要帶我參觀城市，而只是送我去法國大使館：「法國大使館！……」客店老闆重複了兩遍。車伕是一個個子矮小的傢伙，身穿藍色衣服，頭戴一頂巨大的帽子；聽到馬車要去的新地方，他顯得很驚訝。然而，我比他更驚訝，因為我看到他掉轉車頭，朝高檔街區的反方向駛去，一路上沿著滿是工廠、工人住所和小花園的城郊前行，經過城門，來到城外。
「法國大使館？」我時不時擔心地問他。
「對，對！」小個子車伕回答。
於是我們繼續趕路。我真想多瞭解一點情況；可見鬼的是，馬車伕不懂法語，而那時候，我只會兩三句最基本的德語，都是關於麵包、床或肉之類的句子，跟大使館沒有任何關係。再說，這幾句句子，我只能和著音樂說出口。原因是這樣的：
幾年前，我和一個幾乎與我一樣瘋狂的同伴，穿越阿爾薩斯、瑞士和巴登公國，做了一次名副其實的流動商販式的旅行。我們肩上揹著背包，走了無數里路程，繞過那些只想看一眼城門的城市，總是挑不知通往何處的小路走。這使我們經常意外地在曠野上，或在沒有屋頂的糧倉裡過夜；不過，最令我們的旅行充滿始料未及的色彩的，是我和我的同伴連一個德語單詞都不會說。經過巴塞爾sup/sup的時候，我們買了一本袖珍小詞典，藉助它，我們總算造出了幾句非常簡單天真的句子，比如「我們想喝啤酒」，「我們想吃乳酪」。然而，儘管這些該死的句子看似非常簡單，但我們無論怎樣努力也記不住它們。用演員的話來說，我們不能脫口而出。於是，我們想到為這些句子譜上樂曲；樂曲和句子是如此相配，以至於單詞隨著曲調被我們深深地記在腦海之中，兩者之中的無論哪一個都不可能從我們的口中單獨跳出。晚上，我們走進客店的大廳時，您只要看一看老闆的面孔就知道了；我們一卸下背包，就扯開嘹亮的嗓子，大聲唱道：
「我們想喝啤酒（重複）
「我們想，對，我們想
「對！
「我們想喝啤酒。」
從此之後，我的德語說得好極了。我曾有過那麼多學習這門語言的機會！……我的詞彙量隨著大批的短語和句子增長。只不過這些詞句我現在是說，而不再是唱……噢！不，我不想唱……
還是回到出租馬車上來吧。
我們精神振作地走在大街上，大街的兩旁是樹木和白色的房子。突然，車伕停了下來：「籲！……」他一邊叫，一邊指給我看一幢掩映在刺槐叢中的小房子，房子很幽靜，也很偏僻，不像是大使館的樣子。大門邊的牆角里安裝著三個層疊的銅釦，閃閃地發著光。我隨意拉了拉其中的一個，門開了，我走進一個雅緻舒適的前廳，到處都有鮮花和地毯。聽見門鈴的聲音，六七個巴伐利亞女僕跑著出來，一個個樣子難看地站在樓梯上，宛如沒有翅膀的鳥兒——這是萊茵河彼岸所有女人的通病。
我問：「法國大使館？」她們讓我重複了兩遍，然後大笑著走了，笑聲簡直可以撼動樓梯的扶手。我惱怒地回到車伕那裡，藉助手勢，用盡一切辦法告訴他，他搞錯地方了，大使館不在這裡。「對，對……」這個矮小的傢伙回答著，看上去一點都不激動。我們只好返回慕尼黑。
我猜想，要麼當時的法國大使經常搬家，要麼就是我的車伕不願違背馬車的習慣，仍舊打定主意讓我參觀這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不管怎樣，反正整個上午，我們都在慕尼黑縱橫穿梭，尋找著那座虛幻的大使館。在另外試了兩三次之後，我再也不下車了。車伕來來回回，在某些路上停下，裝模作樣地問著路。我隨他帶我上哪兒，眼睛只管看周圍的景物……慕尼黑真是一座憂鬱冷漠的城市！街道寬廣，高樓大廈排列整齊，空闊的馬路上回蕩著行人的腳步聲，露天博物館裡一座座巴伐利亞名人的白色雕像顯得如此死氣沉沉！
那麼多列柱、拱廊、壁畫、方尖碑、希臘神殿、柱廊，還有刻在三角門楣上排列成兩行的燙金字母！所有這一切都給人以宏大的感覺，但當人們看到所有的馬路盡頭都有一座凱旋門，門洞朝著藍天，僅有地平線從門下穿過時，他們似乎感覺到了這宏大的表面背後所隱藏著的空洞和虛浮。我就是這樣想象這些虛擬的城市的：那是摻雜著德國情調的義大利，在那裡，繆塞sup/sup展示著方塔西奧sup/sup無盡的惆悵和曼託瓦sup/sup王子莊嚴而愚蠢的假髮。
馬車兜風持續了五六個小時，接著馬車伕雄赳赳地把我拉回了藍葡萄客店的院子，他打著響鞭，因帶我參觀了慕尼黑而感到自豪。至於大使館，我後來發現它和我住的客店只相隔兩條馬路。不過這也於事無補，因為大使不同意向我簽發前往符滕堡的護照。聽說那段時間，我們在巴伐利亞很不受歡迎；一個法國人到戰爭的前哨去冒險，風險太大了。於是我只好留在慕尼黑，等德·西耶波爾特夫人有空把那部日本悲劇給我送來……
（四）藍色的國家
真奇怪！這些善良的巴伐利亞人抱怨我們沒有在這場戰爭中站在他們這一方，但面對普魯士人卻沒有絲毫的仇恨和敵意。他們既不對失敗感到羞恥，又不對勝利者有任何憎恨：「他們是世界上一流計程車兵！……」基辛根戰鬥的第二天，藍葡萄客店的老闆就這樣對我說，這也是慕尼黑百姓普遍的看法。在咖啡館裡，人們爭相傳閱柏林的報紙。大家看到《哐啷鐺畫報》sup/sup上的笑話，都笑得直不起腰來；這些來自柏林的誇張諷刺，如同克虜伯工廠製造的著名的五十噸鍛錘那樣沉重。沒有人懷疑普魯士軍隊不久之後就會進城，人人都做好了款待他們的準備。酒館備足了香腸和肉腸；有錢人也開始在家裡為普魯士軍官准備房間……
只有博物館表現出一點憂慮。一天，我走進美術館，發現牆上空空如也，門衛們正在為圖畫裝箱，準備運到南方去。人們擔心勝利者雖然注重保護私人財產，卻不把國家珍藏的物品放在心上。因此，城裡所有的博物館都關門了，除了德·西耶波爾特先生的那一家。上校認為，他是荷蘭軍官，受過普魯士雄鷹勳章，只要有他在，就沒人敢碰他的收藏品；在等待普魯士人到來的這些日子裡，他只是穿著莊重的軍服，在三間長長的展廳裡來回踱步。這三間展廳是國王送給他的，在宮廷的花園裡；花園和巴黎的王宮有點相似，但比王宮更綠、更憂愁，四周圍著圍牆，牆上畫著壁畫。
在這陰沉暗淡的宮殿裡，奇珍異寶被貼上標籤陳列起來，組成了博物館的藏品；所有這些面目憂愁的東西都來自遠方，脫離了它們原來的環境。就連老西耶波爾特本人似乎也是它們的一份子。我每天都來看他，我們一起度過很長時間，翻閱那些裝飾著版畫插圖的日本手稿。那些科學或歷史書籍都鑲著金邊，紙張精細，非常珍貴；它們有的又大又厚，必須平攤在地上才能開啟，有的卻僅有指甲那麼長，只有依靠放大鏡才能看得清上面的字。德·西耶波爾特先生要麼讓我欣賞他所珍藏的九十二卷日本百科全書，要麼將《百人頌歌》翻譯給我聽，這是一本在日本天皇關心下出版的著作，裡面收錄了這個國家一百位最出名的詩人的生平、畫像和抒情詩節選。接著，我們一起整理他收藏的武器：有著寬大護頦的金頭盔、護胸甲、鎖子甲，還有兩隻手掌那麼寬的大砍刀，令人不禁想到寺廟裡的騎士，用它輕而易舉地剖腹自殺。
他向我解釋畫在鍍金甲殼上的愛情箴言，把我引進日本房屋的內室，給我看他在江戶的住房的模型。那是一個上了漆的小模型，包羅了房子裡的一切：從絲綢窗簾到小人國一樣的花園假山，花園裡還種著可愛的當地植物。最令我感興趣的，是日本的祭祀器具，那些彩繪的木頭小神像、祭披、聖瓶，還有可移動的祭臺，簡直就是名副其實的木偶舞臺，每個信徒都會在家裡闢出一個角落來放置這些東西。紅色的偶像被整齊地放在最裡面，一根帶結的細繩掛在前面。開始祈禱之前，日本人會彎下腰，用這根細繩敲打一個響鈴，響鈴就在祭臺腳下，閃閃發光；他們就是這樣引起神靈的注意的。我像孩子一樣，樂此不疲地敲打著這奇妙的響鈴，任我的夢想隨著這聲波遠去，一直飄到東方的亞洲國家，在那裡，初升的太陽彷彿給所有東西都鍍上了一層金色，從寬大的砍刀到小書的切口……
當我從他那兒出來，滿眼晃動著生漆和玉器的光澤，以及地理圖鮮豔的顏色時，特別是在他為我朗誦了一首貞潔、高尚、新穎而深邃的日本頌歌的那些日子，慕尼黑的街景會給我一種奇怪的感覺。日本，巴伐利亞，這兩個對我來說全新的國家，我幾乎是同時認識了它們，我通過其中的一個看到了另一個，它們在我的腦海裡模糊、混雜，變成一個空幻的國家、一個藍色的國家……這條藍色的旅行線路我剛剛在日本茶杯上看到過，它如同雲彩的線條、流水的輪廓，現在我又在圍牆的藍色壁畫上找到了它……還有那些身穿藍色軍服計程車兵，戴著日本式護面具，在廣場上操練；還有這無邊無際、像勿忘我一樣藍的寧靜的天空；還有那個把我拉回藍葡萄客店的馬伕！……
（五）泛舟斯塔因貝格湖sup/sup上
這個在我記憶深處閃著粼粼波光的湖泊，也屬於藍色的國家。哪怕僅僅是在寫下斯塔因貝格湖名字的時候，我就彷彿看見了慕尼黑附近那一大片平靜的水面，波瀾不興，水天一色，一艘小汽船沿湖岸駛過，冒出的蒸氣使湖泊顯得既親切又生動。湖的周圍，是一個個廣闊的公園，裡面是茂密的深綠色森林，森林時不時地被分割開，猶如白色的別墅在那裡開的天窗。往山上看，小鎮的房屋成群地建在峽谷之間，屋頂緊緊地彼此挨著；再往上看，遠處的蒂羅爾山sup/sup彷彿是透明的顏色，在空氣中飄蕩。在這幅有點傳統，但如此迷人的畫卷一角，有一位很老很老的船伕，他穿著長長的護腿和鑲著銀紐扣的紅色背心，載著我在這湖上游蕩了整整一個星期天；能在自己的船上接待一個法國人，似乎非常自豪。
這樣的榮譽並不是第一次降臨到他的頭上。他記得很清楚，在他年輕時，曾經將一位法國軍官渡過了斯塔因貝格湖。那是在六十年前，從老人對我說話時那種畢恭畢敬的神態中，我感覺到1806年的法國給他留下的是什麼樣的印象；這位第一帝國的軍官似乎名叫貝爾·奧斯瓦爾德，他穿著緊身褲，腳蹬軟皮靴，頭戴一頂巨大的翻皮帽，一副勝利者趾高氣揚的樣子！……如果這位斯塔因貝格湖的船伕現在還活著，我懷疑他是否對法國仍然懷有這樣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