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形式作用巨大；經歷豐富是個「大便宜」）

歌德今天給我看了他兩首極有意思的詩，兩首總的傾向都高度倫理化，但一些母題卻自然、真實得毫無保留，以致世人很可能習以為常地稱其為不道德的詩。也正因此吧，他把它們密藏起來，不打算公之於眾。

「倘若智慧和高度的教養能轉變成公眾共同的財富，」他說，「那當詩人就太美了；他什麼時候都可以徹底真實，不必害怕說出最精彩的話。可事實上他經常不得不有所節制，有所考慮，他的作品會落到各式各樣的人手裡；他因此有理由顧忌，別因為太坦率引起多數好好先生的反感。還有，時間也是個古怪東西。它就像暴君似的喜怒無常，對同一個人的言語行為在不同時代會表現不同的臉色。古希臘人允許說的話，我們再說就不合適；莎士比亞強健的同時代的人感覺美妙的事物，1824年英國人就不再受得了，所以新近就感到有出版一種家庭版莎士比亞的需要。」

「還有形式也影響很多，」我補充說，「兩首中的一首音調、格律都合乎古代規範，引起反感的可能小得多。一些母題本身誠然難以為人接受，但表現手法使整個作品變得如此大氣如此高貴，讓人彷彿在聽一位雄健的古代詩人吟唱，我們也彷彿回到了希臘遠古的英雄時代。另一首詩相反，音調、格律都是阿里俄斯托的，就麻煩得多了。內容是一次現代歷險，語言也現代，於是便無所遮掩地直通通地進入咱們的現實，一些大膽的細節便顯得肆無忌憚多了。」

「你說得對，」歌德回答，「在不同的詩體格律裡面，蘊藏著各種神秘而巨大的效果。比如我的《羅馬哀歌》，如果有人將其改譯成拜倫《唐·璜》式的音調和格律，那它的內容必定也跟著變得十分粗俗。」

這時送來了法國報紙。在昂顧勒姆公爵統率下完成的那場討伐西班牙的戰役，引起了歌德極大的關注。「對波旁王朝走的這步棋我不能不大加讚賞，」他說，「因為正是通過此役，他們才抓到軍權，也贏得了王位。這下成功了。士兵們返國時懷著對自己國王的忠誠，因為他們從自己的勝利，也從人數眾多的西班牙人的失敗獲得了一個信念：是效忠於一個人抑或聽命於許多人，沒有什麼區別。軍隊贏回了舊日的光榮，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它即使沒了拿破崙，照樣能打勝仗。」

接下來歌德回顧了歷史，談了許多普魯士軍隊在七年戰爭中的情況，說在腓特烈大帝的帶領下這支軍隊所向無敵，因此變得驕縱自滿起來，結果後來在許多大戰役中吃了敗仗。所有的細節他全歷歷在目，我稱讚他記憶超凡，實在幸運。

「我佔了一個大便宜，」他接著說，「能出生在這麼個世界風雲際會的時代，在我漫長的一生中重大事件層出不窮：先是七年戰爭，然後美國脫離英國獨立，接著又來了法國革命，最後才是整個拿破崙時代直至這位英雄覆滅，以及隨之發生的種種事變，我成了親身經歷這一切的歷史見證。這樣一來，我的觀察結果和看法就可能與人完全兩樣；現在才出生的人只能通過書本瞭解那些重大事件，也就弄不明白它們是怎麼回事。

「往後的一些年將發生什麼，完全無法預言；只是我擔心咱們不會很快獲得安寧。世人生性可不謙虛知足：大人老爺不會放棄濫用強權，民眾也不滿足於勉強過得去的狀態，靜待逐漸改良。只有使人性變得完美，現實也才可能完美。而實際是將無休止地動盪搖晃，一部分人受苦受難，另一部分人安樂享受；自私和妒忌這兩個惡魔將永遠作祟，黨派之爭將沒完沒了。

「最明智的辦法是人人各司其職，生來適合幹什麼、學習過什麼就幹什麼，別去妨礙他人幹自己的事。鞋匠就該守著他的楦頭，農民就該扶著他的犁頭，君主呢，就該懂得治理國家。要知道，治國也是一項需要學習的職業，任何不精於此道的人都不應妄自介入。」

隨後歌德又談起法國的報紙，說道：

「可以讓自由派人士發言嘛，因為如果他們講得有道理，別人就樂意聽。但是保皇黨手握重權，就不宜講話，而必須行動。他們不妨調遣軍隊，砍人腦袋，讓人上絞架，這都是他們的權力；可要是在公開發行的報紙上否定別人的意見，為自己的舉措辯護，就有些失體統啦。除非讀者全都是君主，否則掌權者還是別發議論為好。」

「至於我過去的所作所為，」歌德接著講，「我總自認為是一個保皇派。讓別人愛講什麼就講什麼吧，我呢，認為怎麼好便怎麼幹。我瞭解自己事業的全貌，知道自己的目標所在。要是我獨自犯了錯誤，能夠重新將其挽回；可錯誤要是三個人和更多的人一塊兒犯的，那改正就不可能了，因為人多不同的意見也多。」

「還有考慮什麼永生？」歌德繼續說，「那是貴人們尤其是那些無所事事的貴婦的事。一個想在今生就有所作為的人，他每天都得努力，都得奮鬥，都得工作，就該讓來世自己待在一邊兒，在今世奮發有為。再者，那種對今世的幸福沒多少指望的人，也適合琢磨永生問題；我願打賭，善良的梯德格如果命好一點，他的思想也會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