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炎櫻年少時相逢

1939年，在上海的碼頭上，一艘輪船正準備啟程前往香港。那天，空氣潮溼，霧氣濛濛。一切掩映在朦朧中，反而不那麼真實。高大的船桅，噴氣的煙囪，甲板上揮手說再見的人，一切都像拍電影的道具。

腳伕們行色匆匆，舢板上擠滿了人。各人有各人的心態，有的人拿著票急急地往上趕生怕錯過這趟船，有的人站在碼頭只顧埋頭抹淚遲遲不上船，還有的人待腳伕把行李送到船艙後又興奮地跑出來站在甲板上大聲地與船下的家人分享自己新奇的所見。

送別是一個熱鬧的場面，拋開那點傷心不算，在這樣一個隆重的場合，送與被送的雙方，其實都透著表演和極力呼應的疲憊。如果碰上晚點出發，還得多待在一起，那麼不談離別談點其他話題，反而覺得輕鬆愉快。大家會透著熱乎勁呱呱而談，只有在汽笛聲響的那一刻，在離開的那個人跳上去的時候，大家才慌慌張張地向遠行的人交代若干注意事項。也不管聽見沒聽見，一個大聲地說，一個大聲地應，直到看不見身影，似乎這樣心裡才踏實。

送別儀式一結束，各人該幹嘛就幹嘛去了。身影剛走，留下的人相互說的第一句話可能就是「中午準備吃什麼」。而遠行之人，早就和鄰座的人聊開了。

送別往往被藝術化為離愁別恨，實際生活中卻透著幽默和不為人約束的快樂。送別，還透著那麼點期待和喜悅。是啊，沒有送別，哪有相聚？

對於年輕女孩來說，要離開家這麼遠，到一個未知陌生的地方去，原本應該擔心害怕、猶豫不決。但是，這個家裡的女人，在社會大變革來臨之際，就已經勇敢地邁出家門、跨出國門了，就算是有一雙小腳，也阻止不了她們探索世界的決心，阻止不了她們追求新生活的渴望。

想著自己的母親在阿爾卑斯山勇敢又神氣的滑雪照片，想著姑姑在英倫湖畔如夢如煙的畫面，想著前方有著一個自由、多彩的世界，張愛玲比任何時候都渴望離開上海。

由於戰事，牛津大學去不了了，轉道香港，入香港大學。冥冥之中的命運安排，或許幸而去了香港，幾年以後才會有那麼一本寫給上海人看的香港傳奇。

輪船一會兒就要開了。輪船下另一個女孩子也在同家人告別。因為兩個女孩子的補課老師為同一個英國人，這個老師介紹她們倆一塊走。張愛玲的媽媽極力敷衍，重託這個女孩子照應張愛玲。瘦瘦高高的張愛玲看著眼前這個有著標誌面孔的微微胖的女孩子，這個混血的錫蘭女孩也好奇地盯著張愛玲看。

船還沒有到香港，兩個女孩子就成了好朋友。此後，兩個人形影不離，直至張愛玲定居美國。後來張愛玲深居簡出，這個女孩也一直與她保持聯絡。可以說，在張愛玲的一生中，與她交情最久、私交最好的人就是這個從上海去港大的混血女孩。這個女孩的中文名字是張愛玲取的，叫炎櫻。

香港的同學少年

大學生活本來應該是結交人最多，與人交情最廣，最輕鬆愉快的。但是在港大的三年，張愛玲似乎是圈外之人，與同學幾乎沒有什麼交情。唯獨對炎櫻，情同手足。發奮讀書之餘，偶爾出門看電影、逛街、買零食，做伴的都是炎櫻。放假回上海時，兩個人往往也結伴而行。有一年放暑假，炎櫻沒有等張愛玲就回家了。結果落了單的張愛玲傷心失意，哭得不可開交。

有共同愛好的人，很容易成為好朋友。兩個女孩子喜歡豔麗新奇的服飾，喜歡看電影，喜歡畫畫，喜歡一切新奇的事物，就連吃零食的口味都差不多。

週末她常與炎櫻坐在馬路邊鐵欄杆上談天。香港山勢起伏、高低錯落，兩腳懸空就宕在樹梢頭，樹上有一球一球珍珠蘭似的小白花，時而有香氣浮上來。

下了幾天的春雨，「滿山兩種紅色的杜鵑花簌簌落個不停，蝦紅與紫桃色，地下都鋪滿了，還是一顆顆的滿樹粉紅花。天晴了，山外四周站著藍色的海，地平線高過半空。」張愛玲看著炎櫻金棕色的小圓臉，那印度眼睛像黑色的太陽。她有時候說：「讓我撳一撳你的鼻子。」炎櫻納悶地問：「幹什麼？」但還是送上來。

在港大，有一個俄國先生看到張愛玲畫的一幅炎櫻單穿一件襯裙的肖像，願意出五元港幣購買。香港淪陷期間，張愛玲畫了很多畫，都由炎櫻著色。兩人陶醉其間，完全忘卻了身邊連天的戰火。有一幅畫，張愛玲特別喜歡，全是不同的藍和綠，使人聯想到「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的詩句。

課餘之時，兩人坐著巴士沿著山路，蜿蜒陡峭而下，到市中心找冰淇淋吃。看著野火花似的紅色藤蔓，潑辣地開一路。遠處是海浪拍打海岸的聲音，一聲連著一聲不緊不慢，聞到的是海氣、水氣、潮氣。汽車快快地穿梭，想著一會兒就可以坐在窗明几淨的咖啡店，點一份奶油冰淇淋、來一份鬆軟香甜的奶油蛋糕。這些甜而膩的食品，都是張愛玲的最愛。

我和老年人一樣的愛吃甜的爛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醃菜、醬蘿蔔、蛤蟆酥，都不喜歡，瓜子也不會嗑，細緻些的菜如魚蝦完全不會吃，是一個最安分的「肉食者」。

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也回憶到「姐姐喜愛吃的菜餚和零食，大多是甜的。我們到外面去，她定要買紫雪糕和爆玉米花。在家裡，她愛吃有個老女僕做的山芋糖」。從小她就喜歡吃這種甜、軟、膩的食品，「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糰，吃一切難於消化的東西。」後來，在美國張愛玲還寫了一篇文章《談吃》。文章一齣，讀者都大吃一驚。原本他們都認為寫出那些胡琴咿呀啊的古舊故事的張愛玲小姐，應該不食人間煙火才對。沒想到，張愛玲對吃很有自己的一套，且談起吃來津津樂道。

戰爭開始的時候，港大的學生大都樂得歡蹦亂跳，因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載難逢的盛世。

1920年，日本人進攻香港，圍城十八天。港大停止辦公，異鄉的學生被迫離開宿舍，不參加守城工作，就無法解決膳宿問題。因此一大批學生到防空總部去報名，還有一些男同學參加了志願軍。

《燼餘錄》裡面，張愛玲將一班男男女女的同學嘲諷挖苦了一番。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唯獨對炎櫻，全是好話。

同學裡只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後又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裡從容地潑水唱歌，舍監聽見歌聲，大大地發怒了。她的不在乎彷彿是對眾人的恐怖的一種諷嘲。

炎櫻永遠都是快樂的，從沒有世界末日感。日本人佔領香港後，張愛玲跟炎櫻去銀行。她有十三塊錢，全提了出來。她們要買船票回上海。「留兩塊，不然你存摺沒有了，」炎櫻說。當時張愛玲就很驚訝：「還要存摺幹什麼？」

上城一趟，不免又去順便買布。中環後街，傾斜的石板路越爬越高。戰後布攤子特別多，人也特別擠，一匹匹桃紅蔥綠映著高處的藍天，像山城的集市。炎櫻討價還價，不亦樂乎。

照炎櫻的觀點來說，「身邊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緊，因為畫圖遠近大小的比例。窗臺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眾場面大。」

關於香港的這場戰爭，張愛玲說，它對自己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日本人攻城前，港大的老師們為了不讓學校的資料落入日軍之手，放了一把火，把所有的學生資料全部燒燬。其中包括最讓張愛玲引以為豪的成績單。原本計劃拿了兩個獎學金後，畢業時就能直接保送牛津大學的張愛玲，沒想到一場戰爭下來，大多數人的命運連同自己全部因此改變。

回到上海大世界

1942年下半年，世界格局正在急劇變化，港大仍受戰火的影響，不能復課。張愛玲與炎櫻選擇離開香港，回上海去。

這次海面上，再沒有那種色彩迷離、衝撞夢幻的景象了，眼前的海域上，更多的是戰船兵艦。海水在炮彈的作用下，也變得黃濁青黑。映襯著落日的殘紅，顯得破敗、殘酷。

香港是沒法待了。雖然港大三年的苦讀直似竹籃打水，了無痕跡，但正因為年輕，張愛玲並沒有過多地沉浸在悲觀失意中。天高海闊，前方的路還長。年輕氣盛，已經讓她有足夠的勇氣和膽量面對前途未卜的上海。在輪船上，她同炎櫻談論著那裡的摩登世界，想象著自己將要成就一番事業。對於未知的一切，她摩拳擦掌有著莫名的興奮。雖然大幕提前拉開，但經過香港三年的歷練，張愛玲躍躍欲試，因為這個舞臺是讓她感到親切又刺激的上海。

那時的上海是國際性的大都市，是東方的巴黎，豈非香港可比。相比之下，香港只是個殖民地的邊陲小鎮。九歲時來到上海，親臨這裡的摩登、洋派，雖然期間有十年的寒窗苦讀，張愛玲所喜歡的上海的一切，仍然像跑馬地的霓虹燈和喧鬧聲一樣，隔著高牆，傾瀉出來。耳朵聽著、眼裡看著、心裡體會著，這上海讓她著迷的一切。

與表姐表妹們，在霞飛路逛街，看著自己的倒影印襯到玻璃櫥窗裡面好看時髦的衣服上。拉著父親的手，去買自己最喜歡吃的奶油蛋糕。滾在家裡的狼皮褥子上笑痛肚子地看著一個胖伯母與自己的母親演好萊塢肥皂劇。就算是坐在偉達飯店裡面沉默地看書，也是上海式的。

這次回到上海，自食其力，原來要尷尬地向母親、父親要錢才能買到、欣賞到的東西，通過自己的才華，一切都盡在眼前。這一切自然變得更有魅力了。

虹口租界的日本衣料店裡，料子捲成圓柱形，要看完整的圖案，得讓店夥計一卷一卷慢慢地開啟。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她總要幾次三番拿出來鑑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