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也是「天津衛」
1923年,張愛玲27歲的父親結束依傍兄嫂的生活,自立門戶,帶著一大家子由上海搬往天津。
家在睦南道上。這條不寬的馬路整潔幽靜,馬路牙子上是成行的槐樹。一棟棟歐洲風情的小洋樓坐落在路兩邊。樓是那種小小的獨門獨院的紅頂小樓,樹也沒有往高里長,而是長到院子圍牆那麼高時,就四下蔓延開。路也不寬,道旁的座椅也小得可愛,沒有人坐,卻很乾淨,有著欲說還休的味道。恍然間,像走進了童話裡安逸的場景。
常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張志沂選擇在睦南道上安家,肯定是有講究的。張家的親戚大多住在這附近。據今天的統計,這條兩公里多點長的馬路上,留下各類風貌建築74棟,名人故居22處,市文物保護單位四處。民國大總統徐世昌住在這裡,張學良的二弟張學銘先生住在這裡,中國近代外交家顏惠慶先生住在這裡,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後代住在這裡……
張愛玲和弟弟常在花園裡唱歌、盪鞦韆、追逐大白鵝。這個階段,他們生活在成群的僕人之間,常由僕人抱著走親訪友,開始熟悉親友往還、節日慶弔這些傳統禮儀。張愛玲的母親和姑姑出國後,親友們常輪流來看張愛玲姐弟倆人。
在「二大爺」家,永遠有一個高大的老人坐在藤躺椅上。
我叫聲「二大爺」。
「認多少字啦?」他總是問。再沒第二句話。然後就是「背個詩我聽。」
「再背個。」
還是我母親在家的時候教我的幾首唐詩,有些字不認識,就只背誦字音。他每次聽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就流淚。
他五十幾歲的瘦小的媳婦小腳伶仃站在房門口伺候。他問了聲「有什麼吃的?」她回說「有包子,有合子。」他點點頭,叫我「去玩去」。
多年後,張愛玲才恍惚聽見說「二大爺」是最後一個兩江總督張人駿。
天津這麼多的親戚朋友、禮節走動,小小的心靈應該充分滿足。生活的豐滿容易讓小孩子體會到幸福。天津的這段時光是張愛玲的「橙色歲月」。
稍大一點,家裡為她和弟弟請來了私塾老師。這是她受教育的開始。她還記得那時天天在傍晚的窗前搖擺著身子背書。有一段時間,常為背不出書而苦惱。甚至除夕之夜還用功背書,以致保姆怕她熬夜辛苦,沒有照她的吩咐早早喊她起來迎新年,第二天她醒來時鞭炮已經放過了。
我覺得一切的繁華都已經成了過去,我沒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來,最後被拉了起來,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時候,還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趕不上。
為什麼命運的惘惘威脅一直縈繞在張愛玲的身上呢?長大一點,她帶著喜悅地急著喊:「出名要趁早啊!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所以更加要催: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這惘惘的威脅。」
在張愛玲的散文和小說裡,這樣的想法、這樣的句子,比比皆是。她思想背景裡的「惘惘的威脅」,已經成為她生命的底色。凡事都覺得來不及。就連她在父親的鼓勵下學做的古體詩「聲如羯鼓催花發,帶雨蓮開第一枝」也帶著倉促的語氣。
來不及了,來不及了。一切都在時代的劇烈變遷中沒有安全感,就連曾經榮耀繁華的家,也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父親的家,母親的家,親戚們的家,都在時代的車輪裡分崩離析,破損不堪。敏感的張愛玲,體會到時代的危險,看到命運的殘忍。可惜的是,她不知不覺中把這「惘惘的威脅」當成了自己命運的底子。
就連三十多年後,她在羅湖口岸轉身離開,再也沒有回來,也是那麼的急促。後來在美國寫稿,幾近隱居,有一個原因就是她覺得時間不夠用了,得快點抓緊這轉瞬即逝的剎那。
在惘惘的命運一觸即發之前,讓我們還是把鏡頭回到老天津衛吧。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天津,儼然是京城的後花園。1919年後的北京,已不復是那些遺老遺少的溫暖之地,他們紛紛搬到天津,把前朝的作風一併帶了過來。當北京如火如荼的反封反帝時,天津卻暫時安逸。
坐著黃包車前行在和平路、勸業場、維多利亞大道上,眼前是高大厚實的歐式建築;耳邊是跑馬場裡喧沸的人聲,旌旗獵獵;街頭有各色小吃,煎餅餜子、鍋巴菜、大紅糖堆兒,再叫上一碗老豆腐,看著龍嘴茶壺倒出優美的滾水弧線……
外面的世界是這樣的愜意,年幼的張愛玲有沒有拉著父親張志沂的手,買上過一串糖堆兒呢?
蕭伯納的戲:《心碎的屋》,是我父親當初買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題識:天津、華北,1926。32號路61號,提摩太·c·張。
這短短一句話,讓人回味。似乎這蕭伯納的戲、英文的題識、「提摩太」三個字才能契合天津的味道。
一直覺得每個城市都有著獨特的味道。天津適合懷舊,懷舊中有點慵懶,慵懶中帶著洋氣,洋氣裡面似乎又有著最民風的東西。
我向來覺得在書上鄭重地留下姓氏,註明年月,地址,是近於羅唆無聊,但是新近發現這本書上的幾行字,卻很喜歡,因為有一種春日遲遲的空氣,像我們在天津的家。
我記得每天早上女傭把我抱到母親床上去,是銅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錦被上,跟著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詩……
……姨奶奶搬了進來。家裡很熱鬧,時常有宴會,叫條子。我躲在簾子背後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張沙發椅上的十六七歲的兩姐妹,披著前劉海,穿著一樣的玉色襖褲,雪白地依偎著,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每天帶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邊,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其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塊全吃了,在那微紅的黃昏裡漸漸盹著,照例到三四點鐘,背在傭人身上揹回家。
松子糖裝在金耳的小花瓷罐裡。旁邊有黃紅的蟠桃式瓷缸,裡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陽光照到磨白了的舊梳妝檯上……
這就是天津那個家——華麗、溫暖,帶著牛奶泡沫般精巧纖細的風致。浸淫在這種生活方式特有的舒適、悠閒、慵懶中,耳濡目染、感官敏銳,容易造就纖巧精緻的趣味。
張愛玲敏銳地捕捉到了這日常中的美,從細節處發現鮮明生動的光亮,獲得愉悅的審美。不誇張地說,這些也是成就張愛玲的一個重要條件。
她母親前腳出國,姨奶奶後腳就進門了。堂子裡面的女人自會看事,對這個張家大小姐極盡敷衍、拉攏。因為,張愛玲的父親器重這個女兒。
姨奶奶帶著她去起士林看跳舞、吃奶油蛋糕,還給她做好看的新衣服。這使得幼年的張愛玲有一次很肯定地說喜歡姨奶奶多過自己的母親。
不管是誰,有人寵,有人愛,哪怕是敷衍,也很愉快。
天津留在張愛玲心裡是「春日遲遲」的感覺。春天的午後,坐在書房裡,陽光照在身上,明亮但不灼熱,看著窗格子上光線的移動,聽著魚缸裡的魚冒泡泡,桌上放著耳朵眼炸糕。這是天津暖洋洋的午後。
我知道,他喜歡我
「橙色的歲月」緊接著是張愛玲「藍紅年代」。
1928年,張志沂終於等到黃素瓊回國。黃素瓊答應回國的一個條件是要搬回上海。因為她的同胞弟弟在上海,而他們一向感情甚好。
張志沂因在鐵路局失去靠山,也不得不離開天津。
我八歲到上海來,坐船經過黑水洋綠水洋,彷彿的確是黑的漆黑,綠的碧綠,雖然從來沒有在書裡看到海的禮讚,也有一種快心的感覺。
好多因緣巧合,才能促成一件事,造就一個人。就這樣,才有上海的張愛玲,張愛玲的上海。我估計,「張學」一定是忽略天津對張愛玲的影響的,連張愛玲《十八春》裡的南京、她祖父祖母的南京,都不在他們的學術範圍內啊!
「藍紅年代」裡,母親把整個家按照她的意願作了很大的改造。家裡的風格一下子很歐式,很小資。好景不長,1930年,父親母親離婚。
雖然他們沒有徵求我的意見,我是表示贊成的,心裡自然也惆悵,因為那紅藍色的家無法維持下去了。
雖然惆悵,但她成名後不止一次地堅持提醒人們,父母離了婚的孩子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不幸。
母親再次動身到法國。
母親把那明亮的西式的家一併帶走了。
父親的家,充斥著鴉片的雲霧。在那雲霧繚繞的家裡,有教八股文的老先生,模樣乖巧的弟弟,父親的書房裡堆疊著各種小報、章回小說,坐在裡面感覺整個人都在日暮沉沉中陷下去。
這樣的環境張愛玲也是喜愛的。與其說她喜歡這樣的環境,不如說,她在父親的環境裡生活得愉快,所以才會心生喜悅。
那個時期她的生活很有規律,星期一早晨坐著父親的汽車由司機送去學校,星期六再由司機接回家,從小帶她的保姆何干每逢週三就給她送去換洗衣服和食物。週末和寒暑假,還有好多喜歡的事情可以做:看電影、讀小說、找舅舅家的表姐妹們聊天逛街、去姑姑家玩兒。
張志沂發現了女兒的文學才華。張志沂是個舊時才子,吟詩作賦得心應手。看到女兒有這方面的天賦,自然心生歡喜和寵愛。
有一次寒假,張愛玲仿照當時的報紙副刊形式,自己裁紙寫作畫圖,編寫了一張以自己家庭雜事為內容的報紙。張志沂看了非常高興。只要有親朋好友來,總要拿出來向他們炫耀:「這是小瑛(張愛玲學齡前的名字)作的報紙副刊。」言語間滿是得意。
母親走了,並沒有帶走她的快樂。
最初家裡沒有我母親這個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
在父親另娶之前,她和父親既是一對相依為命的父女,又是一對惺惺相惜的文學朋友。
父親常與張愛玲一起談論讀書的感想,鼓勵她作詩、寫作。這些行為,極大地激勵了張愛玲更熱愛文學。可以說,父親的肯定對於張愛玲不斷進步,是非常關鍵的。
相比於張愛玲的父親,黃素瓊幾乎從來沒有肯定過這個女兒。她總是用審視的目光挑剔著張愛玲生活中的種種不足。這種否定,一再打擊著張愛玲的自信心。張愛玲成年後,也從來沒有寫出過「母親喜歡我」這樣的字句。
對於父親,張愛玲卻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喜歡我」這樣的話。雖然她總要在前面加上些定語,「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我知道」三個字,百轉千回,痛定思痛。或許,在她落筆之時,不僅理解了父親的寂寞和痛苦,也諒解了他。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這句話,當年是寫給胡蘭成的,用在她父親身上也挺適合。
可惜這樣的諒解,最終也只化為文字。
有一次在多倫多街上看櫥窗,忽然看見久違了的香腸卷——其實並沒有香腸,不過是一隻酥皮小筒塞肉——不禁想起小時候我父親帶我到飛達咖啡館去買小蛋糕,叫我自己挑揀,他自己總是買香腸卷。一時懷舊起來,買了四隻,油漬浸透了的小紙袋放在海關櫃檯上,關員一臉不願意的神氣,尤其因為我別的什麼都沒買,無稅可納。美國就沒有香腸卷,加拿大到底是英屬聯邦,不過手藝比不上從前上海飛達咖啡館的名廚。我在飛機上不便拿出來吃,回到美國一嘗,油又大,又太辛辣,哪是我偶爾吃我父親一隻的香腸卷。
從1930年到1934年,這四年中,張愛玲一直陪伴在父親左右,與父親倖福地生活在一起。
在週末的午後,在那深巷大宅的書房裡,百葉窗沉下來,光線斜斜地擠進來。深色的地板泛著木頭的棕青色,張愛玲正趴在木地板上看書。《紅樓夢》、《海上花列傳》、《醒世姻緣》、《水滸傳》、《三國演義》、《老殘遊記》、《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還有鴛鴦蝴蝶派的小說等,一本一本地從父親的書架上拖下來看。
抽書是她的拿手,她父親買的小說有點黃色,雖然沒明說,不大願意她看,她總是趁他在煙鋪上盹著了的時候躡手躡腳進去,把書桌上那一大疊悄悄抽一本出來,看完了再去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