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十七，我隨北路慰問團到達洛陽，剛下了旅舍，便接到之的兄的電話，約到他們那裡去吃午飯。他們——作家戰地訪問團全體——都住在西車站的一所房子裡。房子相當地好，院子裡有高高的梧桐與不少的花草。大家見面，雖然只別離了幾十天，那種欣喜可是不易形容的，大家多數的是在寫著一些什麼，我沒有問他們，可是能猜到必是整理路上所獲得的材料呢。天氣很熱，可是大家不肯偷閒，即使要偷閒，恐怕有禮錫先生那兩隻和善的眼，那低而懇切的語聲，那不斷的笑意，老在有意無意地督勵著，誰也就不大好意思了吧！他的年紀、態度、熱心、名譽、學問，都正好做這一團人的團長。

那些天，正趕上北方的雨季，一會兒晴，一會兒陰；一陰便下起扯天扯地的大雨。我們都沒法離開洛陽。也許是冒著雨，或是趁著初晴，我幾乎是每天去看他們。大家整理材料，寫稿子，讀書，開座談會，天天都相當地忙。用不著說，禮錫先生是最忙，因為在團內的工作而外，還須到處奔走、接洽、交際，可是，他沒有一句怨言。他忙而不慌，老是那麼婆婆媽媽的，勤苦而不急躁。有一天，因為空襲，他只理了半邊頭髮，就跑回來了；他只是笑——這點幽默感理應是長壽的。對於團員們，他每向我談論，總是說大家的精神很好，他好像是決不忍批評任何人！

天熱，事忙，他的樣子有點顯著疲倦，但絕無病容。恐怕呀，那時候他已經是病了，而勉強支援著——在英國幾年中所受的飢寒，大概已教他習慣了與困苦爭鬥，把苦處咽在肚子裡，臉上還露出快樂與活潑來。

直到七月三十日，我們才能動身，訪問團卻早走了兩天。我因患痢，沒有能送他們走，誰知道與禮錫先生就不能再見了呢！

八月十九，我們繞回西安，二十四日，我與友人上了終南山，二十六日下山進城。二十七早晨看報：「作家訪問團團長王禮錫先生在洛陽病逝！」

和禮錫先生相識，一共不過半年。可是相識的久暫並不就能決定交情的深淺。有兩三個月，我們幾乎是每天見面。我們很說得來。他是那麼能容納人，乍一看，我還以為他是故示寬大，好拉攏人；及至談過幾次之後，我明白了他。他對任何人的弱點，在談話中，都給予原諒；而且是對友人的行動的不得已，與他的寬厚中，提出他的意見——是批評，也是原諒。這種話使誰聽了也得相信，因為說話的人是那麼從容、真誠、熱情。這種話不但解除或減輕了友人們之間的誤會，而且使聽者也受了感動，也學著把心田放寬了一些——把心放寬，天下就少了不可原諒的人！

啊，這樣的人會死，我看、看、看，看那段新聞！我不肯相信，可是淚落在了紙上！我急忙託中央社往洛陽打電。回電到了，真的！

想一會兒禮錫先生，想一會兒訪問團的諸友，怎麼辦呢？我沒有上洛陽去的能力，而且準知道大家失去了團長是怎樣的苦痛。我急，我愁，全都沒用。「禮錫先生會死了！」從早到晚掛在我的口中，我又發電，只能安慰他們，別無辦法。三十一日，我離了西安；多少天——直到今天——我一想到禮錫先生，第一便呈現在心中的就是他那個遲遲而去的，像燈光通過了絨花的，美意。這點美意使我直到今天總以為他還健在！

今天，他已去世了一年——淚在眼裡，那不會死的面容卻仍舊溫暖著我的心——啊，這冷酷的世界，可能有幾個好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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