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鐘應當，而且果然，在六點半響了。睜開半隻眼，日光還沒射到窗上；把對鬧鐘的信仰改為崇拜太陽，半隻眼閉上了。

八點才起床。趕快梳洗，吃早飯，飯後好寫點文章。

早飯吃過，吸著第一支香菸，整理筆墨。來了封快信，好友王君路過濟南，約在車站相見。放下筆墨，一手扣紐，一手戴帽，跑出去，門口沒有一輛車；不要緊，緊跑幾步，巷口總有車的。心裡想著：和好友握手是何等的快樂；最好強迫他下車，在這兒住哪怕是一天呢，痛快地談一談。到了巷口，沒一個車影，好像車伕都怕拉我似的。

又跑了半里多路才遇上了一輛，急忙坐上去，津浦站！車走得很快，決定誤不了，又想象著好友的笑容與語聲，和他怎樣在月臺上東張西望地盼我來。

怪不得巷口沒車，原來都在這兒擠著呢，一眼望不到邊，街上擠滿了車，誰也不動。西邊一家綢緞店失了火。心中馬上就決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此死等，誰在這兒等著誰是傻瓜，馬上告訴車伕繞道兒走，顯出果斷而聰明。

車進了小巷。這才想起在街上的好處：小巷裡的車不但是擠住，而且無論如何再也退不出。馬上就又想好主意，給了車伕一毛錢，似猿猴一樣地輕巧跳下去。擠過這一段，再抓上一輛車，還可以不誤事，就是晚也晚不過十來分鐘。

棉襖的底襟掛在小車子上，用力扯，袍子可以不要，見好友的機會不可錯過！袍子扯下一大塊，用力過猛，肘部正好碰著在娘懷中的小兒。娘不假思索，衝口而成，凡是我不愛聽的都清清楚楚地送到耳中，好像我帶著無線廣播的耳機似的。孩子哭得奇，嘴張得像個火山口；沒有一滴眼淚，說好話是無用的；凡是在外國可以用「對不起」了之的事，在中國是要長期抵抗的。四圍的人——五個巡警，一群老頭兒，兩個女學生，一個賣糖的，二十多小夥子，一隻黃狗——把我圍得水洩不通；沒有說話的，專門能看哭罵，笑嘻嘻地看著我挨雷。幸虧賣糖的是聖人，向我遞了個眼神，我也心急手快，抓了一大把糖塞在小孩的懷中；火山口立刻封閉，四圍的人皆大失望。給了糖錢，我見縫就鑽，殺出重圍。

到了車站，遇見中國旅行社的招待員。老那麼和氣而且眼睛那麼尖，其實我並不常到車站，可是他能記得我，「先生取行李嗎？」

「接人！」這是多餘說，已經十點了，老王還沒有叫火車晚開一個鐘頭的勢力。

越想頭皮越疼，幾乎想要自殺。

出了車站，好像把自殺的念頭遺落在月臺上了。也好吧，趕快歸去寫文章。

到了家，小貓上了房；初次上房，怎麼也下不來了。老田是六十多了，上臺階都發暈，自然婉謝不敏，不敢上牆。就看我的本事了，當仁不讓，上牆！敢情事情都並不簡單，你看，上到半腰，腿不曉得怎的會打起轉來。不是顫而是公然的哆嗦。老田的微笑好像是惡意的，但是我還不能不仗著他扶我一把兒。

往常我一叫「球」，小貓就過來用小鼻子聞我，一邊聞一邊咕嚕。上了房的「球」和地上的大不相同了，我越叫「球」，「球」越往後退。我知道，我要是一直地向前趕，「球」會退到房脊那面去，而我將要變成「球」。我的好話說多了，語氣還是學著婦女的：「來，啊，小球，快來，好寶貝，快吃肝來……」無效！我急了，開始恫嚇，沒用。

磨煩了一點來鍾，二姐來了，只叫了一聲「球」，「球」並沒理我，可是拿我的頭作橋，一跳跳到了牆頭，然後拿我的脊背當梯子，一直跳到二姐的懷中。

兄弟姐妹之間，二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第一個好處便是不阻礙我的工作。每逢看見我寫字，她連一聲都不出；我只要一客氣，陪她談幾句，她立刻就搭訕著走出去。

「二姐，和球玩會兒，我去寫點字。」我極親熱地說。

「你先給我寫幾個字吧，你不忙啊？」二姐極親熱地說。

當然我是不忙，二姐向來不討人嫌，偶爾求我寫幾個字，還能駁回？

二姐是求我寫封信。這更容易了。剛由牆上爬下來，正好先試試筆，穩穩腕子。

二姐的信是給她婆母的外甥女的幹姥姥的姑舅兄弟的侄女婿的。二姐與我先決定了半點多鐘怎樣稱呼他。在討論的程式中，二姐把她婆母的、婆母的外甥女的、幹姥姥的、姑舅兄弟的性格與相互的關係略微說明了一下，剛說到幹姥姥怎麼在光緒二十八年掉了一個牙，老田說吃午飯得了。

吃過午飯，二姐說先去睡個小盹，醒後再告訴我怎樣寫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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