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

我們正處在二十世紀的世紀末中，也可以說是處在第一千紀的千紀末中，再過幾年，一個新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和一個新的千紀，第二千紀，就要來到我們眼前。值此世紀和千年轉軌之際，學術界的各門學科都在進行回顧與前瞻，我們語言學界當然也不會例外。在過去將近一百年中，我們學術界以及學術界以外一些人士，對待外語的態度有天翻地覆的轉變。總的發展趨勢是，由世紀初的漠然懵然進到了世紀末的肅然狂然。時至今日，不但在中小學都有了英文教學，連給店鋪起名，給商品命名，給新生嬰兒起名字，都非帶點洋味不行；連官方的電臺也稱之為btv。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是好事呢，還是壞事？這是進步呢，還是退化？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這裡先不深入探討。但是，我個人總認為，這是勢所趨，這是世界潮流所向，九斤老太頭搖得再厲害，也無濟於事。

但是，我們語言學界也不能獨立獨行，我們也不能反潮流，我們也必須在回顧與前瞻的基礎上思考與語言有關的問題。問題是千頭萬緒，決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我先提出一個在我們日常活動中和學術研究中漢語與外語的關係問題，來談一談我個人的看法。

當前的情況

社會上一般的情況，我已在上面稍有所涉及，我在這裡集中談學術界的情況，特別是北京大學的情況，後者是有些代表性的。

北大是處在社會中的，並非世外桃源。社會上瀰漫著外國熱——簡短截說，實際上說法是英語熱——當然會波及北大；不但波及，而且變本加厲。可是根據我多年仔細地觀察與體會，我終於發現，儘管在這裡英語熱熱得發燙，但是，該學的人中卻有不愛學者，而在學習的人中，學習的方式和目的都令人擔憂。

什麼叫「該學的人」呢？我首先指的是教師，而且不是哪一科的教師，而是所有的教師。到了今天，大家都會承認，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學科，都是世界性的、國際性的，哪一科也不能自我封閉，閉關鎖國。如果真想這樣做的話，其無前途完全是可以斷言的。就拿中國國學來說，表面上來看，這是中國的學問，中國學者不通外語，完全能夠玩得轉的。然而，如果不是井蛙觀天而放眼世界的話，則立刻就能發現，別的國家也在研究我們的「國學」，而且由於研究基礎和傳統的不同，由於研究角度和方式的差異，往往能發我們所未發之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俯拾即得，不承認是不行的。中國古人早就認識到這個真理了，他們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外國漢學家往往喜歡搞一些很小很偏僻的題目，搞一些我們中國國學家所疏忽不注意的題目，搞一些由於語言條件的限制而我們搞不了的課題。這些題目完全可以彌補我們的不足，使我們的國學研究涵蓋面更廣，鑽研得更深。這會大大地有利於我們的國學研究，彰彰在人耳目，不言自明。至於國學以外的其他國際通行的學科，我們更需要隨時瞭解世界各國同行們的研究情況，決不允許閉門造車，其道理更是人人都能明白的，解釋反而會成為贅疣。

能做到這一步，必須通外語。

現在北大流行一種說法：我們的學科要與外國接軌。我認為這個說法提得好，提得鮮明生動，是不易之理，也是我們中國學術界進步的表現。但是，如果想接軌，必須首先知道，軌究竟在什麼地方，否則自己的軌往哪裡去接呢？亂接一氣，驢唇對不上馬嘴，接這樣的軌有什麼用處呢？

真想接軌，必須通外語。

事實上，有一些軌就在眼前，比如說到外國去參加國際學術討論會，出席的基本都是同行的學者，這些就是擺在眼前的軌，要想接立刻就能接上。然而，「眼前有軌接不得，只緣缺乏共同語」。我曾多次參加國外舉辦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有時候我國派出去規模相當大的代表團，參加者多為著名的學者，個個滿腹經綸，學富五車，在國內國際廣有名聲。如果請他用中國話作學術報告，必然是廣徵博引，妙語連珠，滔滔如懸河瀉水，語驚四座。然而，我們的漢語，雖然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數居眾語的前列，可惜由於種種原因還沒有能爭取到國際學術通用語的地位，一齣國門，寸步難行。沒有哪一個在國外召開的學術會議規定漢語為會上發表論文的通用語，我們只好多帶翻譯。然而有不少會議規定，參加主席團不能帶翻譯，宣讀學術論文不能帶翻譯。於是不會說洋話的代表團長（在國內往往是個官）只好退避三舍，成為後座議員。而有一些很有價值的優秀論文也得不到向國外同行們顯示的機會。

在會議休息時，往往到大客廳裡去喝點咖啡或茶，吃點點心，這正是不同國家的學者們交流感情、增強友誼的好時機。每一位學者手端一杯飲料，這裡聊上幾句，那裡侃上一陣，胡談亂侃中，往往包含著最新的學術訊息。如果有共同的語言，這真是如魚得水，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秀才不出廳，便知天下事」。然而可惜的是我們中國的學者，只帶了一張嘴，然而卻沒有帶語言工具，除了點頭微笑之外，連「今天天氣，哈，哈，哈」都說不出來，尷尬之態可掬，只好找中國人扎堆兒談話。

參加國外學術會議，必須通外語。

我在上面舉的這幾個必須學習外語的例子，只是順手拈來，一點求全的意思也沒有。真想求全，是辦不到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我覺得，僅僅這三個小例子也足以令人觸目驚心了。我談的物件也絕不僅僅限於大學的圈子，這個圈子以外的所有的科研機構中的人員，都應當包括在裡面的。至於政府部門，不管是經濟、教育、法治、國防，等等，都必須同外國同行或非同行打交道。語言不能溝通，必須配備翻譯，翻譯必須學外語，而且還要學好外語，這屬於常識之例，用不著多說了。

我現在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一談學習外語的必要性。不管是在大學，還是在科研部門，研究學問第一步要懂目錄學，特別是與自己研究的學科有關的目錄學，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中國有造詣的學者，比如說乾嘉諸大師以及西方各門學科有成就的學者，無不如此。不通目錄學，不看新雜誌，你連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都不會找到。研究學問，不能閉著眼睛捉麻雀。一個題目，特別是在自然科學內，如果別的國家的學者已經研究過，而且已經得出了結果，你懵懵無知，又費上力量，從事研究。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將會貽笑士林，無顏見人。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情況與此稍有區別。比如一個莊子，別人能研究，你當然也能研究。因為人文社會科學有一些題目不是釘是釘，鉚是鉚，同一個題目結果也能夠而且允許不同的。即使是這樣，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也必須瞭解國內外與自己研究有關的進展情況，與自己看法相同的可以增加研究信心，與自己看法不同的可以供自己進一步推敲和思考。而且研究學問，不是創作寫詩，你必須認真蒐集資料，資料越多越好，要有「竭澤而漁」的氣魄。古代學者只蒐集中國材料就足夠了。我們處於今天資訊爆炸的時代，蒐集資料只限於中國是絕對不行的，必須放眼世界。這是時勢使然，不這樣做，是不行的，而想做到這一步，必須學習外語。

根據上面的極簡短的說明，人們已經可以知道，在當前中國，學習外語的重要性已昭如日月。我既講了北大的教師，也講到了北大以外的科學工作者。很可惜在這些人中，不懂外語的和所懂不多的，人數並不算太少。更可惜的是，他們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對學習外語的重要性似乎一點也不理會。我希望，這種局面能夠儘快改變。

在「該學的人」之外，我還必須提到一類「學者」，我的意思是指「學的人」或者「愛學的人」。他們愛學外語，當然是一件絕大的好事。但是我又說到，他們學習的方式和目的都令人擔憂。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一類人中，青年學生較多。他們學習得非常刻苦，除了上正課以外，有的還參加什麼「英語強化班」，有的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他們真懂得了學習外語（首先是英語）的重要性了嗎？倘你進一步深入瞭解，可以說，在一種特殊的意義上，他們是懂得的。英語是一把金鑰匙，可以幫他們開啟出國的大門，可以幫他們拿到綠卡，可以使他們異化為非中國人。這是學習的目的，目的決定學習方式。指導他們學習的指揮棒就是大名鼎鼎的託福和gre。這兩個指揮棒怎樣指揮，他們就怎樣跟著轉，不肯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這樣學外語會得到一個什麼結果，可以想見。抱著這樣的目的，使用這樣的方式來學習外語，難道不令人擔憂嗎？

我對出國留學的看法

讀了上面我寫的那一些話，也許有人會懷疑我是反對出國留學的。

不，不，絕對不是這樣。我不但不反對中國青年學生出國留學，而且真誠地積極地希望和幫助他們這樣做。不但年輕學生，連並不年輕的教員，不管是哪一門學科的，我都希望他們能夠出國看一看，學一學，時間可長可短，走的國家可多可少，訪問和學習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多少年來，世界各國的人士都承認，現在的世界越變越小了。不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時代早已被我們遠遠地拋在後面，連法顯、玄奘、義淨時代到天竺去取經要經過艱難跋涉，千辛萬苦的情況，也早已成為歷史陳跡。當今之世，出國千里萬里，朝發夕至，人類連當年被認為是「天上宮闕」的月球都能夠登上。要想再當井底之蛙，是絕無可能的。何況我們這一些在大學或其他科研機構學習和工作的人，更需要放眼世界，否則學習和工作都絕無前途。因此我才有上面說到的那些想法和希望。

但是，我希望我們中國的老、中、青年的學者們，甚至包括一些學生在內都能夠到國外去看一看，學一學，其目的同當前的人數不能算是太少的青年們努力通過託福和gre考試的目的是絕對不相同的，是針鋒相對的。我希望，他們看一看，學一學之後還要回到我們的祖國來，用看到的和學到的本領來建設我們的國家。而那些兀兀窮年，廢寢忘食努力學習外語，通過必要的測試終於到了外國的青年人，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能拿到綠卡，放棄了中國國籍。正如中國俗話所說的那樣：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我是堅決反對和蔑視這種行為的。

但我自己並不是一個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在今天的世界上，放棄一個國籍，取得一個新國籍，這完全是個人的行動，並不是犯法的行為。可是我覺得對這個問題必須作具體的分析，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所謂「具體的分析」者，就是要看為什麼，在什麼時候，加入什麼國家，放棄什麼國家。這話太玄虛，還是直白地說為好。我不講別的國家，只講中國與美國。中國是一個窮國，而美國是一個富國，就眼前來說，這是最大的區別。嫌貧愛富，雖然說是人之常情，但是卻一向為中國倫理道德所鄙視。西方國家的倫理道德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可能認為這是正常和正當的行為，別人無權說三道四。

但是，在中國則不然。前幾年，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其中我談到，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養成了兩個突出的特點，一個是愛國主義，一個是講骨氣，二者有聯絡，又有區別。存在決定意識，這兩個特點也是中國歷史存在所決定的。中國從先秦起，每一個朝代都有「邊患」，也就是外敵的侵略和騷擾。這些外敵今天可能已融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但在當年卻是敵人，屠殺我人民，強佔我土地。這種長達幾千年的外敵壓境的情況，就決定了中華傳統的愛國主義。像岳飛、文天祥、林則徐等等家喻戶曉的愛國人物，沒有外敵的國家是不會產生的。

至於講骨氣，則與此有聯絡，又有區別。在外寇的斧鉞前面，決不貪生怕死，這也是愛國主義的一種表現。在別的地方，中國人也講骨氣。寧願餓死也不吃嗟來之食，幾千年來在中國傳為美談。三國時候，禰衡擊鼓罵曹；民國時候，章太炎赤足持扇胸佩大勳章站在新華門前痛罵袁世凱；解放前夕，朱自清忍飢不吃美援麵粉，如此等等，都傳為佳話，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硬骨頭。

眼前，我們國家社會正處在轉型時期，由於眾多的原因造成了我們仍然是一個窮國，人們，當然包括知識分子在內，工資極低，同國外比較起來，簡直讓人感到寒磣和臉紅。我認為，這隻能是一個暫時的過渡現象，將來一定會改變的。我們眼前的日子確實過得非常緊，可並沒有看到哪一個知識分子真正捱餓的。而且按照中國古老的傳統，越是在困難中越應該顯出我們的骨氣。「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這句話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然而，可悲的是，這一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也能稱得上獨特的值得稱揚的優良傳統，今天已被許多中國青年人忘掉了，忘得無影無蹤了。為了生活得好一點，多撈一些美元，竟忍氣吞聲心甘情願地住在一箇中國人被視為不知是幾等（反正連二等也夠不上）公民的國家裡，天天吃著嗟來之食，我真想問一聲：美國的黃油麵包你咽得下去嗎？自己國家的事辦不好，有骨氣的人都應當咬一咬牙，排除萬難，把自己的事辦好，焉得厚著臉皮賴在人家的國家裡不走！

請大家千萬不要誤會，我並不是籠統地反對加入外國國籍。有的中國人，雖然入了美國籍，但身在異域，心懸中華，想方設法，幫助祖國辦好教育，搞好科研，希望祖國真正富強起來。這樣的人，在別的國家是極少見的。有的西方國家的人，一旦異化為美國人，就棄自己原來的祖國若敝屣，這同他們缺少真正的愛國主義這一件事實是密切相連的。

話又說了回來，我對那些極少數身處異域，心懸中華的人，雖然有點尊敬，但是，我的尊敬是有限度的。在我的心理天平上，這種人同學成回國寧願一簞食一瓢飲的人，分量是有相當大的懸殊的。

語言，特別是外語的功能

上面的話扯得太遠了，還是收回來談語言問題為宜。

語言是什麼？如果硬鑽牛角，世界上許多語言學派都有自己對語言下的定義，我個人覺得，這些定義都有片面的道理，但都有偏頗之處。我在這裡不是寫論語言的專著，我想完全不理會那些定義，我想只用傳統的對語言的看法也就夠了，這種看法就是語言是人類交流思想的工具。這是不是就是想說，只有人類才有思想，因而才有思想交流的工具。也還不這樣簡單。人類中有啞巴一種人，他們無語言而有思想，想要交流，只能靠手勢。至於他們如何理解外在的世界，恐怕永久會成為一個謎。除非啞巴忽然能說了話，別人實無法越俎代庖。這問題我在這裡先不談。

至於禽獸有無語言，我知道，國外個別語言學家是主張禽獸也有語言的。這個問題同我現在要談的問題無關，我在這裡也先不談。

我現在談語言的功能，特別是外語的功能。對我們懂漢語又懂外語的人來說，同外國人交流思想，外語是絕對不可缺少的。然而，我卻聽說，30年代一個國民黨政府駐義大利的公使（那時候還沒有大使）只用一個義大利文相當於漢語「這個」的詞兒，就能指揮使館裡的義大利工作人員完成他的指示。比如說，他指著窗子說「這個」、「這個」。義大利人一看窗子，如果是開著，就把它關上；如果是關著，就把它開啟。於是任務完成，皆大歡喜。其餘的事情可依此類推。宋代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們的公使先生以「這個」一詞治大使館，古今異曲同工，堪稱佳話。然而外語之為渺乎小矣！

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然而確實是事實。如你不信，我再舉一個例子。五十年代我隨中國科學院代表赴東德開會，在莫斯科旅館中碰到一位中國民主婦聯的領導人，一位著名的國際活動家。她是從中國到日內瓦去開會的，孤身一人，一個翻譯也沒有帶，而她自己又下那一位公使一籌，連外語的「這個」也不會說。然而竟能行萬里路，從容不迫。我們私下議論，實在猜不透她在路上是怎樣生活的。這也是一個事實。外語的功能又顯得渺小了。

但是，我必須鄭重宣告，這些個別的例子，雖為事實，實不足為訓。那一位到了日內瓦參加會議時必定會用翻譯的。那一位公使在外交談判中只用「這個」，也是辦不到的。我絕不是勸人不學外語，而是勸人外語學得越多越好。我只想告訴讀者，漢語和外語的功能都不是絕對化的。我們不是啞巴能夠說話，但有時還未免要動用手勢。中國古時就有言意之辨，言是難以盡意的。不管怎樣，我個人的經驗是，掌握漢語或外語越好，則動用手勢越少；反之則越多，而產生誤會的機會也就越多，這種情況有時會影響思想交流，影響社會生活。在關鍵時刻，還會貽誤「戎機」，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盡上一切力量掌握好漢語和外語。

翻譯的危機

一個人掌握一種外語，已極不易，遑論多種！但是，居今之世，國與國之間必須打交道，打交道就必須靠翻譯。這已是常識，不必多談。

中國是最早的有翻譯的國家，在先秦典籍中，已有翻譯的記載。自從漢代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中印高僧以及其他一些中亞民族的高僧，從事譯經工作者，代不乏人。明末歐風東漸，又掀起了一股從西方語言譯為漢文的高潮。此外，還有古今少數民族，如藏、蒙、回鶻等等，也都翻譯了大量的佛典。到了近代和現當代，翻譯的範圍日益擴大，翻譯的功能日益顯著。在某一些方面，已經到了沒有翻譯就無法過日子的程度了。

從上面極其簡略的敘述中，我們已經可以斷言，從古至今，從實踐到理論，中國都可以算是世界翻譯第一大國。然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和觀察，中國現在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翻譯危機。我們翻譯的量不是世界第一；我們翻譯的面也不是世界第一；我們翻譯的及時程度更不是世界第一。在這些方面，日本都走在我們前面。我個人沒有研究過日本的翻譯，他們的質量怎樣，我不敢瞎說。但是，我們中國當前的翻譯質量卻不能不令人憂心忡忡。我接觸的翻譯並不是太多；但是，僅就我接觸到的那一些來說，質量或多或少是有問題的，其中原因很多。有的譯者外語水平不高，又不肯下死功夫去學習，急功近利，靠翻字典來翻譯。有的人自以為是，連字典也不肯翻，抓住一本書，就譯開了。其結果如何，不問可知。出版社的所謂責任編輯，有的通外語，有的通之不多，他們有的不肯核對原文。社會上，出版界，又缺乏有力的審查和監督制度。我認為，這是一種極不負責的態度。現在有某一些譯本，不用查原文，僅從漢文不通之處，就能推知譯文是有問題的。可惜這種危機現象還並沒有能引起社會上，尤其是文藝界和學術界的普遍關注，一味聽之任之，文恬武嬉，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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