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國家，學生與社會的特殊關係，當不大顯明，而學生所負的責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國家，如像現在的中國，學生與社會的關係特深，所負的改良的責任也特重。這是因為學生是受過教育的人，中國現在受過完全教育的人，真不足千分之一，這千分之一受過完全教育的學生，在社會上所負的改良責任，豈不是比全數受過教育的國家的學生，特別重大嗎？

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誇耀。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視眼，沒有明白的認識，遠大的視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視眼戴了一副近視鏡，眼光變了，可以看明清楚遠大。學生讀了書，造下學問，不是為要到他的爸爸面前，要吃肉菜，穿綢緞；是要認他爸爸認不得的，替他爸爸說明，來幫他爸爸的忙。他爸爸不知道肥料的用法，土壤的選擇，他能知道，告訴他爸爸，給他爸爸制肥料，選土壤，那他家中的收穫，就可以比別人家多出許多了。

從前的學生都喜歡戴平光的眼鏡，那種平光的眼鏡戴如不戴，不是教育的結果。教育是要人戴能看從前看不見，並能看人家看不見的眼鏡。我說社會的改良，全靠個人，其實就是靠這些戴近視鏡，能看人所看不見的個人。

從前眼鏡鋪不發達，配眼鏡的機會少，所以近視眼，老是近視看不遠。現在不然了，戴眼鏡的機會容易的多了，差不多是送上門來，讓你去戴。若是我們不配一副眼鏡戴，那不是自棄嗎？若是僅戴一副看不清，看不遠的平光鏡，那也是可恥的事呀。

這是一個比喻，眼鏡就是知識，學生應當求知識，並應當求其所要的知識。

戴上眼鏡，往往容易招人家厭惡。從前是近視眼，看不見人家臉上的麻子，戴上眼鏡，看見人家臉上有麻子，就要說：「你是個麻子臉。」有麻子的人，多不願意別人說他的麻子。要聽見你說他是麻子，他一定要罵你，甚而或許打你。這一改意思，就是說受過教育，就認識清社會的惡習，而發不滿意的批評。這種不滿意社會的批評，最容易引起社會的反感。但是人受教育，求知識，原是為發現社會的弊端，若是受了教育，而對於社會仍是處處覺得滿意，那就是你的眼鏡配錯了光了，應該返回去審查一審查，重配一副光度合適的才好。

從前伽利略因人家造的望遠鏡不適用，他自己造了一個擴大幾百倍的望遠鏡，能看木星現象。他請人來看，而社會上的人反以為他是魔術迷人，罵他為怪物、革命黨，幾乎把他弄死。他惟其不屈不撓，不可拋棄他的學說，停止他的研究，而望遠鏡竟成為今日學問上、社會上重要的東西了。

總之，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有圖書。若是沒有骨子便在社會上站不住。有骨子就是有奮鬥精神，認為是真理，雖死不畏，都要去說去做。不以我看見我知道而已，還要使一班人都認識，都知道。由少數變為多數，由多數變為大多數，使一班人都承認這個真理。譬如現在有人反對修鐵路，鐵路是便利交通，有益社會的，你們應該站在房上喊叫宣傳，使人人都知道修鐵路的好處。若是有人厭惡你們，阻擋你們，你們就要拿出奮鬥的精神，與他抵抗，非把你們的目的達到。不止你們的喊叫宣傳，這種奮鬥的精神，是改造社會絕不可少的。

二十年前的革命家，現在哪裡去了？他們的消滅不外兩個原因：一，眼鏡不適用了。二十年前的康有為是一個出風頭的革命家，不怕死的好漢子。現在人都笑他為守舊，老古董，都是由他不去把不適用的眼鏡換一換的緣故。二，無骨子。有一班革命家，骨子軟了，人家給他些錢，或給他一個差事，教他不要幹，他就不敢幹了。沒有一種奮鬥精神，不能拿出「你不要我幹，我偏要幹」的決心，所以都消滅了。

我們學生應當注意的就是這兩點，眼鏡的光若是不對了，就去換一副對的來戴；摸著脊骨軟了，要吃一點硬骨藥。

我的話講完了，現在講一個故事來作結，易卜生所作的「國民公敵」一劇，寫一個醫生斯鐸曼發現了本地浴場的水裡有傳染病菌，他還不敢自信，請一位大學教授代為化驗，果然不錯。他就想要去改良他。不料浴場董事和一班股東因為改造浴池要耗費資本，拼死反對，他的老大哥與他的老丈人也都多方地以情感利誘，但他總是不可軟化。他於萬分困難之下設法開了一個公民會議，報告他的發明。會場中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出場去，褲子撕破，宣告他為國民公敵。他氣憤不過，說：「出去爭真理，不要穿好褲子。」他是真有奮鬥精神，能夠特立獨行的人，於這種逼迫之下還是不少退縮。他說：「世界最有強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我們要改良社會，就要學這「爭真理不穿好褲子」的態度，相信這「最孤立的人是最有強力的人」的名言。

1922年2月19日在平民中學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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