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來，題目是論「士大夫」（見《獨立》第十二期）。他下的定義是：

「士大夫」者，以自然人為國負責，行事有權，敗事有罪，無神聖之保障，為誅殛所可加者也。

雖然孟先生說的「士大夫」，從狹義上說，好像是限於政治上負大責任的領袖，然而他又包括孟子說的「天民」一級不得位而有絕大影響的人物，所以我們可以說，若用現在的名詞，孟先生文中所謂「士大夫」應該可以叫做「領袖人物」，省稱為「領袖」。孟先生的文章是他和我的一席談話引出來的，我讀了忍不住想引申他的意思，討論這個領袖人才的問題。

孟先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嘆息近世居領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領袖的人格風度，既拋棄了古代「士大夫」的風範，又不知道外國的「士大夫」的流風遺韻，所以成了一種不足表率人群的領袖。他發願要蒐集中國古來計程車大夫人格可以做後人模範的，做一部《士大夫集傳》；他又希望有人蒐集外國士大夫的精華，做一部《外國模範人物集傳》。這都是很應該做的工作，也許是很有效用的教育材料。我們知道《新約》裡的幾種耶穌傳記影響了無數人的人格；我們知道普魯塔克（plutarch）的英雄傳影響了後世許多的人物。歐洲的傳記文學發達的最完備，歷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詳細的傳記，往往有一篇傳記長至幾十萬言的，也往往有一個人的傳記多至幾十種的。這種傳記的翻譯，倘使有審慎的選擇和忠實明暢的譯筆，應該可以使我們多知道一點西洋的領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間接的可以使我們對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有一點具體的瞭解。

中國的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了，所以中國的歷史人物往往只靠一些乾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傳流傳下來；很少的傳記材料是可信的，可讀的已很少了；至於可歌可泣的傳記，可說是絕對沒有。我們對於古代大人物的認識，往往只全靠一些很零碎的軼事瑣聞。然而我至今還記得我做小孩子時代讀的朱子《小學》裡面記載的幾個可愛的人物，如汲黯、陶淵明之流。朱子記陶淵明，只記他做縣令時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裡，也頗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這一個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認模範人物的傳記，無論如何不詳細，只須剪裁的得當，描寫的生動，也未嘗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嘗不可介紹一點做人的風範。

但是傳記文學的貧乏與忽略，都不夠解釋為什麼近世中國的領袖人物這樣稀少而又不高明。領袖的人才決不是光靠幾本《士大夫集傳》就能鑄造成功的。「士大夫」的稀少，只是因為「士大夫」在古代社會里自成一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久已不存在了。在南北朝的晚期，顏之推說：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為至矣。但（《禮經》）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顏氏家訓·風操》第六）

在那個時代，雖然經過了魏、晉曠達風氣的解放，雖然經過了多少戰禍的摧毀，「士大夫」的階級還沒有完全毀滅，一些名門望族都竭力維持他們的門閥。帝王的威權，外族的壓迫，終不能完全消滅這門閥自衛的階級觀念。門閥的爭存不全靠聲勢的煊赫，子孫的貴盛。他們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風操」，即是那個士大夫階級所用來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即如顏氏一家，遭遇亡國之禍，流徙異地，然而顏之推所最關心的還是「整齊門內，提撕子孫」，所以他著作家訓，留作他家子孫的典則。隋唐以後，門閥的自尊還能維持這「士大夫風操」至幾百年之久。我們看唐朝柳氏和宋朝呂氏、司馬氏的家訓，還可以想見當日士大夫的風範的儲存是全靠那種整齊嚴肅計程車大夫階級的教育的。

然而這士大夫階級終於被科舉制度和別種政治和經濟的勢力打破了。元、明以後，三家村的小兒只消讀幾部刻板書，念幾百篇科舉時文，就可以有登科作官的機會；一朝得了科第，像《紅鸞禧》戲文裡的丐頭女婿，自然有送錢投靠的人來擁戴他去走馬上任。他從小學的是科舉時文，從來沒有夢見過什麼古來門閥裡的「士大夫風操」的教育與訓練，我們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維持士大夫的人品呢？

以上我說的話，並不是追悼那個士大夫階級的崩壞，更不是希冀那種門閥訓練的復活。我要指出的是一種歷史事實。凡成為領袖人物的，固然必須有過人的天資做底子，可是他們的知識見地，故人的風度，總得靠他們的教育訓練。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範型式的領袖人物。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某種範型的訓育自然產生某種範型的領袖。

這種領袖人物的訓育的來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階級（如中國古代計程車大夫門閥，如日本的貴族門閥，如歐洲的貴族階級及教會）的特殊訓練。在近代的歐洲則差不多全靠那些訓練領袖人才的大學。歐洲之有今日的燦爛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時代留下的幾十個大學的功勞。近代文明有四個基本源頭：一是文藝復興，二是16、17世紀的新科學，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業革命。這四個大運動的領袖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大學的產兒。中古時代的大學誠然是幼稚的可憐，然而義大利有幾個大學都有一千年的歷史；巴黎，牛津，康橋都有八九百年的歷史；歐洲的有名大學，多數是有幾百年的歷史的；最新的大學，如莫斯科大學也有一百八十多年了，柏林大學是一百二十歲了。有了這樣長期的存在，才有積聚的圖書裝置，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繼長增高的學問，才有那使人依戀崇敬的「學風」。至於今日，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那一個不是從大學出來的？即使偶有三五個例外，也沒有一個不是直接間接受大學教育的深刻影響的。

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一千年來，差不多沒有一個訓練領袖人才的機關。貴族門閥是崩壞了，又沒有一個高等教育的書院是有永續性的，也沒有一種教育是訓練「有為有守」的人才的。五千年的古國，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八股試帖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做書院課卷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當日最高的教育——理學與經學考據——也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現在這些東西都快成歷史陳跡了，然而這些新起的「大學」，東抄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裝置，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員，十日一雨五日一風的學潮——也都還沒有造就領袖人才的資格。

丁文江先生在《中國政治的出路》（《獨立》第十一期）裡曾指出「中國的軍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要落後」，所以多數的軍人都「因為缺乏最低的近代知識和訓練，不足以擔任國家的艱鉅」。其實他太恭維「任何其他的教育」了！茫茫的中國，何處是訓練大政治家的所在？何處是養成執法不阿的偉大法官的所在？何處是訓練財政經濟專家學者的所在？何處是訓練我們的思想大師或教育大師的所在？

領袖人物的資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在古代還可以有劉邦、劉裕一流的梟雄出來平定天下，還可以像趙普那樣的人妄想用「半部《論語》治天下」。在今日的中國，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我們到今日才感覺整頓教育的需要，真有點像「臨渴掘井」了。然而治七年之病，終須努力求三年之艾。國家與民族的生命是千萬年的。我們在今日如果真感覺到全國無領袖的苦痛，如果真感覺到「盲人騎瞎馬」的危機，我們應當深刻的認清只有咬定牙根來徹底整頓教育，穩定教育，提高教育這一條狹路可走。如果這條路上的荊棘不掃除，虎狼不驅逐，奠基不穩固；如果我們還想讓這條路去長久埋沒在淤泥水潦之中——那麼，我們這個國家也只好長久被一班無知識無操守的渾人領導到沉淪的無底地獄裡去了。

原載於1932年8月7日《獨立評論》第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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