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
和你分手，是去年十月的初旬，——記不清哪一日了，但我卻記得是雙十節到北京的——接到你從白濱寄出，在春日丸船上寫的那封信，是今年四月底邊。此後你也沒有信來，我也怕寫信給你，一直到現在——今天是七月二十九日——我與你的中間，竟沒有書札來往。我怕寫信給你的原因第一是：因為我自春天以來，精神物質，兩無可觀，萎靡頹廢，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墜。我怕像這樣的訊息，遞傳給你，也只能增大你的愁懷，決不能使你盼望我振作的期待，得有些微的滿足。第二是：因為我想像你在九州海岸的生涯，一定比蘇武當年，牧羊瀚海的情狀，還要孤悽清苦，我若忽從京洛，寫一紙長書，將中原擾攘的情形，縷縷奉告，怕你一時又要重新感到離鄉去國之悲，那時候，你的日就鎮靜的心靈，又難免不起掀天的大浪。此外還有幾種原因，由主觀的說來，便是我天性的疏懶；再由客觀地講時，就是我和你共事以後，無一刻不感到的，一種莫名其妙的總覺得對你不起的深情。記得《兩當軒集》裡有幾句詩說：強半書來有淚痕，不將一語到寒溫，久遲作答非忘報，只恐開緘亦斷魂，……我現在把它抄在這裡，聊當作我兩三月來，久遲作答的辯解。
五月初——記不清是哪一日了，總之是你離開上海之後，約莫有一個多月的光景——我因為我在北京的生活太乾寂了，太可憐了，胸中在醞釀著的悶火，太無噴發的地方了，在一天東風微暖的早上，帶了一支鉛筆，幾冊洋書，飄然上了南下的徵車，行返上海。當車過崇文門，去北京的內城漸遠的時候，我一邊從車座裡站起來，開窗向後面凝望，一邊我心裡卻切齒地作了底下的一段詛咒：「美麗的北京城，繁華的帝皇居，我對你絕無半點的依戀！你是王公貴人的行樂之鄉，偉大傑士的成名之地！但是sodomsup/sup的榮華，pompeysup/sup的淫樂，我想看看你的威武，究竟能持續幾何時？問去年的踏雪，而今何處？——butwherearethesnowsofyester—year？——像我這樣的無力的庸奴，我想只要蒼天不死，今天在這裡很微弱地發出來的這一點仇心，總有借得濃煙硝霧來毀滅你的一日！殺！殺！死！死！毀滅！毀滅！我受你的壓榨，欺辱，蹂躪，已經夠了，夠了！夠了！……」那時候因為我坐的一間三等車室內，別無旁客，所以幾月來抵死忍著，在人前絕不曾灑過的清淚，得流了一個痛快。沫若，我是一個從來不願意詛咒任何事物之人，而此次在車中竟起了這樣的一段毒念。你說我在這北京過度的這半年餘的生活，究竟是痛苦呢還是安樂？具體的話我不說了，這首都裡的俊傑如何的欺凌我，生長在這樂土中的異性者，如何的冷遇我等等，你是過來人，大約總能猜測吧！
上車的第二天半夜裡到了上海，下車後，即跑上民厚裡你我同住過的那間牢房裡去，樓底下的廚房內，只有幾根柴縱橫地散在那裡。那一天廚房裡的那個電燈泡，好像特別的灰暗，冰冷的電光——雖則是春風沉醉的晚上，但我只覺得這屋內的電燈光是冰冷的——同褪剩的洪水似的淡淡地凝結在空洞的廚板上、鍋蓋上，和幾隻破殘的碗缽上，在這些物事背後拖著的陰影，卻是很濃厚的。進了前間起坐室一看，我和你和仿吾婀娜小孩等坐過的幾張椅子，都七坍八敗地靠疊在牆邊，只有你臨行時不曾收拾起的許多破書舊籍，這邊一堆，那邊一捆的佔盡了這間縱橫不過二丈來方的前室，前樓的兩張床上，帳子都已撤去，地板上鋪滿了些破新聞紙，校稿的無用者和許多信札的廢紙廢封。光床上堆在那裡的是仿吾的不曾拿去洗的舊衣服和破襪汗衫之類。後樓上，你於送你夫人小孩上日本去後，獨自一個在那裡寫成你的《歧路》和《十字架》等篇的後樓上，正如暴風過後的港灣一樣，到處只留著些坍敗倒壞的痕跡，一陣黴冷的氣味，突然侵襲了我的嗅覺，我一個人不知不覺竟在那張破床床沿上失神默坐了幾分鐘。那一晚仿吾因為等我不到，上別處去消悶去了。空屋裡只有n氏一人，睡在那裡候我到來。他說，書局要他們搬家，有許多器具，都已搬走了。他又說，仿吾和他，因為料定我一到上海就要找上這裡來，所以是死守著不走的。末了他更告訴我說，在這裡已經兩個禮拜不舉火了，他們要吃飯的時候，是鎖著門——因為屋內一個底下人也沒有了——跑上外邊去吃的。
在這間荒廢的屋裡住了四五天，和仿吾等把週報的結束，與季刊的稿子清整了一下，更在外面與《太平洋》雜誌有關的朋友商議了些以後合出週報的事情，我就於全部事務完了的那天早晨坐了滬杭早車回浙江去。
這一回的南下，表面上雖則說是為收拾週報，和商議與《太平洋》雜誌合作的事情而去，但我的內心，實際上想上南邊去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使我脫離這萬惡貫盈的北京，而別求生路。殊不知到上海一看，我的半年餘的出亡，使我的去路，閉塞得比《蔦蘿行》時代更加絕望。不但如此，且有幾個寄生在資本家翼下，一邊卻在高談革命建國的文人，和幾個痛罵禮拜六派sup/sup的作品，而自家在趣味比《禮拜六》更低的雜誌上大做文章，一面又拉了不願意的朋友，也在這新《禮拜六》上作小說的方言學者，正在竭力詆譭我和你和仿吾。我看看這種情形，聽了些中國文壇上特有的奇聞逸事，覺得當上車時那樣痛恨的北京城，比卑汙險惡的上海，還要好些。於是我的不如歸去的還鄉高臥的心思，又漸漸地抬起頭來了。
到家的頭兩天，總算快樂得很，親戚朋友，相逢道故，家庭之內，也不少融融之樂。好，到了第三天，事件就發生了。
總之，是我的女人不好。那一天晚上吃夜飯的時候，我在廳前陪母親多喝了一杯酒，所以母親與我都是很快樂地在燈前說笑。我的女人在廚下吃完了晚飯，也抱了龍兒——我的三歲的小孩——過來，和我們坐一起。那時候我和母親手裡正捏了一張在北京的我的侄兒的穿洋服的照片在那裡看。我的女人看了照片上的侄兒的美麗的小洋服——侄兒也三歲了——讚美得了不得，便順口對龍兒說了一句笑話說：
「龍！你要不要這樣的好洋服穿？」早熟的龍兒，雖然話也講不十分清楚，但虛榮心卻已經發達，聽了他孃的這句話，便連聲地嚷「要！要！要！」我也同他開玩笑，故意地說了一聲「沒有！」可憐的這小孩，以為我在罵他，就放聲大哭起來。我們三人——母親和我和我的女人——用盡了種種手段，想騙他不哭，但他卻不肯聽從。平時非常鍾愛他的我的老母，到了後來，也生了氣，冷視了他一眼說：
「你這孩子真不聽話，穿洋服要前世修來的呀，哪裡惡詐就詐得到的呢？你要哭且向你的爸爸去哭，我是沒有錢做洋服給你穿！」
講完了話，母親就走開了。我因為這孩子脾氣不好，心裡早已覺得不耐煩，及聽了母親的話，更覺得十分的羞惱，所以馬上就漲紅了臉，伸出手去狠命地向他的小頰上批了兩下。粉白的小臉上立刻即脹出了幾個手指紅印來，他的哭聲，也一時狂叫了起來。母親聽了他的狂叫的哭聲，趕進來的時候，我的女人，已經流了一臉眼淚，伏著背把龍兒摟在懷中，在發著顫聲地安撫他說：
「寶，心肝肉，乖寶……不哭吧……娘不好，……噢！娘……娘不好……噢！總是娘說了一聲不好……」
我的女人抱他上樓去後半天，他睡著了方才不哭。後來我上樓去睡的時候，我的女人還含了眼淚，呆坐在床沿上，在守著他睡覺。我脫下了夾衫摸進床去，抱他到燈下來看時，見他臉上紅腫得比被打的時候更厲害。我叫我的女人拿開香粉盒來，好在他的傷痕上敷上些香粉，她只默默地含著深怨對我看了一眼。我當時因為餘怒未息，並且同時心裡又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後悔，所以就放大了喉音對我女人喝了一聲說：
「你怎麼不站起來拿！」
手裡的龍兒，被我驚醒，又哭了起來。我的女人，急促地閉了一閉眼睛，灑出了兩大顆淚滴，馬上把香粉盒拿出來放在桌上，從我手裡把龍兒奪了過去，而且細聲地對我說：
「我抱著，你敷罷！」
這話還沒有說完，她又低了頭「寶寶心肝」地叫起來了。我一邊替龍兒擦眼淚敷粉，一邊心裡卻在對他央告：
「寶！別哭吧！爸爸不好，爸爸打得太重了。乖寶，別哭吧！總是爸爸不好，沒能力掙錢做洋服給你穿。」
這心裡的央告，正想以輕微的語言說出來的時候，我的咽喉不知怎麼地也梗塞住了，同時鼻子也酸了起來。這事件以後的第三天，上海的某書肆忽而寄來了一封掛號信和一篇小說的原稿，信上說：
「已經答應你的稿費一百元，因為這篇小說描寫性慾太精細了，不能登載，只好作為罷論，以後還請先生賜以另外的稿子，本社無不歡迎。」
信上的言語雖然非常恭敬，但我非但替小孩做洋服的錢，和在家裡的零用錢落了空，就是想再出去到北京上海來流離的路費也沒有了。像這樣的情形的故鄉，當然不能久住，第二天我把我的女人所有的高價的衣服首飾，全部質入了當鋪，得了百餘塊錢，再出奔至上海。我的女人和龍兒，送我上船的時候，都流著眼淚哭了。但龍兒這一回的哭卻不是因為小臉上的痛，雖則他的創痕還沒有除去。
重到上海，和仿吾玩了二天，因為他也正在籌劃旅費，預備到廣東去，所以第二天的晚上我就乘了夜快車回到北京來了。啊啊！萬惡的首都，我還是離不了你！離不了你！
這一次到北京之後，已經差不多有兩個半月的時間，但這兩個半月中間，除為與《太平洋》雜誌合作事，少行奔走外，什麼事情也不做，什麼書也不讀，一半大約也因為那拿衣服首飾換來的一百塊錢消費得太快，而繼續進來的款子沒有的原因。啊啊！沫若，再見吧！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
（原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編者按：
本篇最初發表時，題為《給沫若的舊信》。收入《達夫全集》第三卷《過去集》時，改題為《給沫若》。sectionepub:type="footnotes"聖經裡傳說中的城市索多瑪。/section龐培古城，當時羅馬帝國經濟、政治、宗教的中心之一。
「鴛鴦蝴蝶派」的餘波，新月派的翻版的文學流派，因以《禮拜六》週刊為主要陣地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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