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裡檢視，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腳步，夾著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為止。他們一個遞一個地跑著喊著，將命令傳給廚房裡用人；便立刻搶著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著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著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著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著淚捧起碗了。吃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吃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著嚷著，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為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卻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裡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裡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裡也有兵馬在進行著，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菜。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哪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韉、轡頭和韁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著。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裡。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裡住著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著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著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菜在臺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週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為了纏著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里，她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著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稜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製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裡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裡待著；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遛一些時候。閏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著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瓷碗，是一毛來錢買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著生客時，便咧著嘴痴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呆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蹣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裡念著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著，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吃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裡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為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閏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著哭著。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著；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著——從這個床到那個床，只聽見笑著，嚷著，喘著，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著書坐著或躺著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哪裡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為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著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著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著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吃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裡。阿九說要燻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寧路。下車時，看著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著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裡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著；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著。他們是恨著我們呢，還是惦著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為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悽然。轉兒與我較生疏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著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著大孩子們說罷了；但當時聽著，現在想著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著！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子愷為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為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著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劃著，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丏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卻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予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罷，倒霉也罷，平凡也罷，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1928年6月24日晚寫畢，北京清華園。
（原載1928年10月10日《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號）
我所見的葉聖陶
我第一次與聖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臺灣中國公學教書。到了那邊，他就和我說：「葉聖陶也在這兒。」我們都念過聖陶的小說，所以他這樣告我。我好奇地問道：「怎樣一個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訪問聖陶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年紀並不老，只那樸實的服色和沉默的風度與我們平日所想象的蘇州少年文人葉聖陶不甚符合罷了。
記得見面的那一天是一個陰天。我見了生人照例說不出話；聖陶似乎也如此。我們只談了幾句關於作品的泛泛的意見，便告辭了。延陵告訴我每星期六聖陶總回甪直去；他很愛他的家。他在校時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與他不熟，只獨自坐在屋裡。不久，中國公學忽然起了風潮。我向延陵說起一個強硬的辦法；——實在是一個笨而無聊的辦法！——我說只怕葉聖陶未必贊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贊成了！後來細想他許是有意優容我們吧；這真是老大哥的態度呢。我們的辦法天然是失敗了，風潮延宕下去；於是大家都住到上海來。我和聖陶差不多天天見面；同時又認識了西諦、予同諸兄。這樣經過了一個月；這一個月實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聖陶始終是個寡言的人。大家聚談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那裡聽著。他卻並不是喜歡孤獨，他似乎老是那麼有味地聽著。至於與人獨對的時候，自然多少要說些話；但辯論是不來的。他覺得辯論要開始了，往往微笑著說：「這個弄不大清楚了。」這樣就過去了。他又是個極和易的人，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儲存著的《晨報》副張，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從家裡捎來給我看；讓我隨便放在一個書架上，給散失了。當他和我同時發見這件事時，他只略露惋惜的顏色，隨即說：「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慚愧著，因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於天性，並非閱歷世故，矯揉造作而成。他對於世間妥協的精神是極厭恨的。在這一月中，我看見他發過一次怒；——始終我只看見他發過這一次怒——那便是對於風潮的妥協論者的蔑視。
風潮結束了，我到杭州教書。那邊學校當局要我約聖陶去。聖陶來信說：「我們要痛痛快快遊西湖，不管這是冬天。」他來了，教我上車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車站這一類地方，是會覺得寂寞的。他的家實在太好了，他的衣著，一向都是家裡管。我常想，他好像一個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離不開家裡人。必須離開家裡人時，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著；孤獨在他簡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時，本來是獨住一屋的，卻願意將那間屋做我們兩人的臥室，而將我那間做書室。這樣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樂意。我們不時到西湖邊去；有時下湖，有時只喝喝酒。在校時各據一桌，我只預備功課，他卻老是寫小說和童話。初到時，學校當局來看過他。第二天，我問他：「要不要去看看他們？」他皺眉道：「一定要去麼？等一天吧。」後來始終沒有去。他是最反對形式主義的。
那時他小說的材料，是舊日的儲積；童話的材料有時卻是片刻的感興。如《稻草人》中《大喉嚨》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們都醒在床上，聽見工廠的汽笛；他便說：「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經想好了，來得真快呵。」那篇的藝術很巧，誰想他只是片刻的構思呢！他寫文字時，往往拈筆伸紙，便手不停揮地寫下去；開始及中間，停筆躊躇時絕少。他的稿子極清楚，每頁至多隻有三五個塗改的字。他說他從來是這樣的。每篇寫畢，我自然先睹為快；他往往稱述結尾的適宜，他說對於結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說月報》；照例用平信寄。我總勸他掛號；但他說：「我老是這樣的。」他在杭州不過兩個月，寫得真不少，教人羨慕不已。《火災》裡從《飯》起到《風潮》這七篇，還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時我親眼看他寫的。
在杭州待了兩個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實在離不開家，臨去時讓我告訴學校當局，無論如何不回來了。但他卻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報副刊》，看見他那時途中思家的小詩，重唸了兩遍，覺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務印書館編譯部，家也搬到上海。從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現在——中間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將離》抒寫那回的別恨，是纏綿悱惻的文字。這些日子，我在浙江亂跑，有時到上海小住，他常請了假和我各處玩兒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總愛出門，因此他老說沒有能暢談；他寫信給我，老說這回來要暢談幾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來，路過上海，許多熟朋友和我餞行，聖陶也在。那晚我們痛快地喝酒，發議論；他是照例地默著。酒喝完了，又去亂走，他也跟著。到了一處，朋友們和他開了個小玩笑；他臉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著。聖陶不是個浪漫的人；在一種意義上，他正是延陵所說的「老先生」。但他能瞭解別人，能諒解別人，他自己也能「作達」，所以仍然——也許格外——是可親的。那晚快夜半了，走過愛多亞路，他向我誦周美成的詞：「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沒有說什麼；那時的心情，大約也不能說什麼的。我們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這一回特別對不起聖陶；他是不能少睡覺的人。他家雖住在上海，而起居還依著鄉居的日子；早七點起，晚九點睡。有一回我九點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燈，關好門了。這種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對的。那晚上伯祥說：「聖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來真是不知要怎樣感謝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沒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卻全是我的懶。我只能從聖陶的小說裡看出他心境的遷變；這個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說。聖陶這幾年裡似乎到十字街頭走過一趟，但現在怎麼樣呢？我卻不甚瞭然。他從前晚飯時總喝點酒，「以半醺為度」；近來不大能喝酒了，卻學了吹笛——前些日子說已會一齣《八陽》，現在該又會了別的了吧。他本來喜歡看看電影，現在又喜歡聽聽崑曲了。但這些都不是「厭世」，如或人所說的；聖陶是不會厭世的，我知道。又，他雖會喝酒，加上吹笛，卻不曾抽什麼「上等的紙菸」，也不曾住過什麼「小小別墅」，如或人所想的，這個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華園。
給亡婦
謙，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經死了三個年頭了。這三年裡世事不知變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這些個，我知道。你第一惦記的是你幾個孩子，第二便輪著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後若還有知，想來還如此的。告訴你，我夏天回家來著：邁兒長得結實極了，比我高一個頭。閏兒父親說是最乖，可是沒有先前胖了。採芷和轉子都好。五兒全家誇她長得好看；卻在腿上生了溼瘡，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來，看了怪可憐的。六兒，我怎麼說好，你明白，你臨終時也和母親談過，這孩子是隻可以養著玩兒的，他左挨右挨，去年春天，到底沒有捱過去。這孩子生了幾個月，你的肺病就重起來了。我勸你少親近他，只監督著老媽子照管就行。你總是忍不住，一會兒提，一會兒抱的。可是你病中為他操的那一份兒心也夠瞧的。那一個夏天他病的時候多，你成天兒忙著，湯呀，藥呀，冷呀，暖呀，連覺也沒有好好兒睡過。哪裡有一分一毫想著你自己。瞧著他硬朗點兒你就樂，乾枯的笑容在黃蠟般的臉上，我只有暗中嘆氣而已。
從來想不到做母親的要像你這樣。從邁兒起，你總是自己餵乳，一連四個都這樣。你起初不知道按鐘點兒喂，後來知道了，卻又弄不慣；孩子們每夜裡幾次將你哭醒了，特別是悶熱的夏季。我瞧你的覺老沒睡足。白天裡還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兒。你的身子本來壞，四個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個，你自己實在不成了，又沒乳，只好自己餵奶粉，另僱老媽子專管她。但孩子跟老媽子睡，你就沒有放過心；夜裡一聽見哭，就豎起耳朵聽，工夫一大就得過去看。十六年初，和你到北京來，將邁兒、轉子留在家裡；三年多還不能去接他們，可真把你惦記苦了。你並不常提，我卻明白。你後來說你的病就是惦記出來的；那個自然也有份兒，不過大半還是養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結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費在孩子們身上；而你一點不厭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毀滅為止。你對孩子一般兒愛，不問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麼「養兒防老，積穀防饑」，只拼命地愛去。你對於教育老實說有些外行，孩子們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這也難怪你，你自己便是這樣長大的。況且孩子們原都還小，吃和玩本來也要緊的。你病重的時候最放不下的還是孩子。病得只剩皮包著骨頭了，總不信自己不會好；老說：「我死了，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後來說送你回家，你想著可以看見邁兒和轉子，也願意；你萬不想到會一走不返的。我送車的時候，你忍不住哭了，說：「還不知能不能再見？」可憐，你的心我知道，你滿想著好好兒帶著六個孩子回來見我的。謙，你那時一定這樣想，一定的。
除了孩子，你心裡只有我。不錯，那時你父親還在；可是你母親死了，他另有個女人，你老早就覺得隔了一層似的。出嫁後第一年你雖還一心一意依戀著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將你的心佔住，你再沒有多少工夫惦記他了。你還記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裡。家裡來信說你待不住，常回孃家去。我動氣了，馬上寫信責備你。你教人寫了一封覆信，說家裡有事，不能不回去。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說第末次的抗議，我從此就沒給你寫信。暑假時帶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見了面，看你一臉笑，也就拉倒了。打這時候起，你漸漸從你父親的懷裡跑到我這兒。你換了金鐲子幫助我的學費，叫我以後還你；但直到你死，我沒有還你。你在我家受了許多氣，又因為我家的緣故受你家裡的氣，你都忍著。這全為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從家鄉一箇中學半途辭職出走。家裡人諷你也走。哪裡走！只得硬著頭皮往你家去。那時你家像個冰窖子，你們在窖裡足足住了三個月。好容易我才將你們領出來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這樣組織起來了。你雖不是什麼闊小姐，可也是自小嬌生慣養的，做起主婦來，什麼都得幹一兩手；你居然做下去了，而且高高興興地做下去了。菜照例滿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們；你至多夾上兩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壞，有一位老在行大大地誇獎過你。你洗衣服也不錯，夏天我的綢大褂大概總是你親自動手。你在家老不樂意閒著；坐前幾個「月子」，老是四五天就起床，說是躺著家裡事沒條沒理的。其實你起來也還不是沒條理；咱們家那麼多孩子，哪兒來條理？在浙江住的時候，逃過兩回兵難，我都在北平。真虧你領著母親和一群孩子東藏西躲的；末一回還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嶺。這兩回差不多隻靠你一個人。你不但帶了母親和孩子們，還帶了我一箱箱的書；你知道我是最愛書的。在短短的十二年裡，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輩子還多；謙，你那樣身子怎麼經得住！你將我的責任一股腦兒擔負了去，壓死了你；我如何對得起你！
你為我的勞什子書也費了不少神；第一回讓你父親的男用人從家鄉捎到上海去。他說了幾句閒話，你氣得在你父親面前哭了。第二回是帶著逃難，別人都說你傻子。你有你的想頭：「沒有書怎麼教書？況且他又愛這個玩意兒。」其實你沒有曉得，那些書丟了也並不可惜；不過教你怎麼曉得，我平常從來沒和你談過這些個！總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感謝的。這十二年裡你為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沒有過幾天好日子。我們在一起住，算來也還不到五個年頭。無論日子怎麼壞，無論是離是合，你從來沒對我發過脾氣，連一句怨言也沒有。——別說怨我，就是怨命也沒有過。老實說，我的脾氣可不大好，遷怒的事兒有的是。那些時候你往往抽噎著流眼淚，從不回嘴，也不號啕。不過我也只信得過你一個人，有些話我只和你一個人說，因為世界上只你一個人真關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為我吃苦，更為我分苦；我之有我現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給我培養著的。這些年來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煩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絕，鬧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領教過一回的，那回只一兩點鐘，可是也夠麻煩了。你常生病，卻總不開口，掙扎著起來；一來怕攪我，二來怕沒人做你那份兒事。我有一個壞脾氣，怕聽人生病，也是真的。後來你天天發燒，自己還以為南方帶來的瘧疾，一直瞞著我。明明躺著，聽見我的腳步，一骨碌就坐起來。我漸漸有些奇怪，讓大夫一瞧，這可糟了，你的一個肺已爛了一個大窟窿了！大夫勸你到西山去靜養，你丟不下孩子，又捨不得錢；勸你在家裡躺著，你也丟不下那份兒家務。越看越不行了，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個月工夫你就完了！本來盼望還見得著你，這一來可拉倒了。你也何嘗想到這個？父親告訴我，你回家獨住著一所小住宅，還嫌沒有客廳，怕我回去不便哪。
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墳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首，想來還不孤單的。只是當年祖父母的墳太小了，你正睡在壙底下。這叫做「抗壙」，在生人看來是不安心的；等著想辦法吧。那時壙上壙下密密地長著青草，朝露浸溼了我的布鞋。你剛埋了半年多，只有壙下多出一塊土，別的全然看不出新墳的樣子。我和隱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墳上來；因為她病了，沒來成。我們想告訴你，五個孩子都好，我們一定盡心教養他們，讓他們對得起死了的母親——你！謙，好好兒放心安睡吧，你。
1932年10月11日作。
（原載1933年1月1日《東方雜誌》第30卷第1號）
春
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山朗潤起來了，水漲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
小草偷偷地從土裡鑽出來，嫩嫩的，綠綠的。園子裡，田野裡，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坐著，躺著，打兩個滾，踢幾腳球，賽幾趟跑，捉幾回迷藏。風輕悄悄的，草綿軟軟的。
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裡帶著甜味；閉了眼，樹上彷彿已經滿是桃兒、杏兒、梨兒！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野花遍地是：雜樣兒，有名字的，沒名字的，散在草叢裡，像眼睛，像星星，還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楊柳風」，不錯的，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風裡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混著青草味，還有各種花的香，都在微微潤溼的空氣裡醞釀。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高興起來了，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唱出宛轉的曲子，與輕風流水應和著。牛背上牧童的短笛，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
雨是最尋常的，一下就是三兩天。可別惱。看，像牛毛，像花針，像細絲，密密地斜織著，人家屋頂上全籠著一層薄煙。樹葉子卻綠得發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時候，上燈了，一點點黃暈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鄉下去，小路上，石橋邊，撐起傘慢慢走著的人；還有地裡工作的農夫，披著蓑，戴著笠的。他們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裡靜默著。
天上風箏漸漸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裡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他們也趕趟兒似的，一個個都出來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擻抖擻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計在於春」；剛起頭兒，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從頭到腳都是新的，它生長著。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著，走著。春天像健壯的青年，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他領著我們上前去。
1933年7月。
冬天
說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鍋」（鋁鍋）白煮豆腐，熱騰騰的。水滾著，像好些魚眼睛，一小塊一小塊豆腐養在裡面，嫩而滑，彷彿反穿的白狐大衣。鍋在「洋爐子」（煤油不打氣爐）上，和爐子都燻得烏黑烏黑，越顯出豆腐的白。這是晚上，屋子老了，雖點著「洋燈」，也還是陰暗。圍著桌子坐的是父親跟我們哥兒三個。「洋爐子」太高了，父親得常常站起來，微微地仰著臉，覷著眼睛，從氤氳的熱氣裡伸進筷子，夾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們的醬油碟裡。我們有時也自己動手，但爐子實在太高了，總還是坐享其成的多。這並不是吃飯，只是玩兒。父親說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們都喜歡這種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著那鍋，等著那熱氣，等著熱氣裡從父親筷子上掉下來的豆腐。
又是冬天，記得是陰曆十一月十六晚上，跟s君p君在西湖裡坐小划子。s君剛到杭州教書，事先來信說：我們要遊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現在想起來還像照在身上。本來前一晚是「月當頭」；也許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別吧。那時九點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們一隻划子。有點風，月光照著軟軟的水波；當間那一溜兒反光，像新砑的銀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爾有一兩星燈火。s君口占兩句詩道：「數星燈火認漁村，淡墨輕描遠黛痕。」我們都不大說話，只有均勻的槳聲。我漸漸地快睡著了。p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見他在微笑。船伕問要不要上淨寺去；是阿彌陀佛生日，那邊蠻熱鬧的。到了寺裡，殿上燈燭輝煌，滿是佛婆念佛的聲音，好像醒了一場夢。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s君還常常通著信，p君聽說轉變了好幾次，前年是在一個特稅局裡收特稅了，以後便沒有訊息。
在臺州過了一個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個山城，可以說在一個大谷裡。只有一條二里長的大街。別的路上白天簡直不大見人；晚上一片漆黑。偶爾人家窗戶裡透出一點燈光，還有走路的拿著的火把；但那是少極了。我們住在山腳下。有的是山上松林裡的風聲，跟天上一隻兩隻的鳥影。夏末到那裡，春初便走，卻好像老在過著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並不冷。我們住在樓上，書房臨著大路；路上有人說話，可以清清楚楚地聽見。但因為走路的人太少了，間或有點說話的聲音，聽起來還只當遠風送來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們是外路人，除上學校去之外，常只在家裡坐著。妻也慣了那寂寞，只和我們爺兒們守著。外邊雖老是冬天，家裡卻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來的時候，樓下廚房的大方窗開著，並排地挨著他們母子三個；三張臉都帶著天真微笑地向著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們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們四人。那時是民國十年，妻剛從家裡出來，滿自在。現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卻還老記著她那微笑的影子。
無論怎麼冷，大風大雪，想到這些，我心上總是溫暖的。
（原載1933年12月1日《中學生》第40號）
梵婀玲，小提琴violin的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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