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妮在做一項和平方式的戰時工作,結交了一幫穿法蘭絨褲子的劍橋「刺頭」,他們至今都溫和地嘲弄一切。她的「朋友」是克里福德·查泰萊,一個22歲的年輕人。他本在波恩學習煤礦技術,那會兒剛剛趕回來。他以前也在劍橋學過兩年,現在他在一個很棒的團裡擔任中尉,因此他可以更合適地穿著制服嘲弄一切了。
克里福德比康妮更屬於上流社會。康妮是富裕的知識分子,而他屬於貴族階層,雖然不是大貴族,但好歹是貴族。他父親是準男爵,他母親是子爵的女兒。
然而,克里福德雖然比康妮出身更好,更加「上流社會」,但卻以他自己的方式比康妮更狹隘更膽怯。在那個狹小的「上流社會」——土地貴族社會中,他覺得安逸,然而他對由中下層階級和外國人組成的整個其他的大千世界感到羞怯和惴惴不安。如果必須說實話的話,那麼他就是有些害怕中下層階級的人,害怕和他不屬於同一階級的外國人。他以某種令人驚愕的方式意識到他自己的無助,其實他擁有特權給予的所有保護。這是很奇怪的,但確是我們時代的一種現象。
因此,一個像康斯坦斯·裡德這樣的姑娘那種獨特的溫柔與自信迷住了他。在紛亂的外部世界裡,她遠比他表現自如。
儘管如此,克里福德也是一個叛逆者:甚至叛逆自己的階級。也許「叛逆」這個詞用得過火了:太過火了。他只是碰上了年輕人反傳統、反任何一種現實權威的普遍潮流。父輩人都是可笑的:他自己固執的父親最為可笑。政府都是可笑的:我們自己這個等著瞧的政府尤其可笑。軍隊是可笑的,老派的將軍們全都可笑,紅臉的吉治納將軍尤甚。甚至連戰爭也是可笑的,儘管它殺了很多人。
實際上,任何事情都有些可笑,或者說是非常可笑:任何東西跟權威沾邊的,不論是軍隊還是政府還是大學,都在某種程度上是可笑的。就統治階層自認為有統治資格而言,他們也是同樣的可笑。克里福德的父親喬弗利男爵極其可笑。他砍倒他的樹,清除他礦上的礦工,打發他們到戰場上去;他自己卻安然無恙,同時高喊愛國。而且他為國家花的錢比掙的還多。
當查泰萊小姐——姐姐愛瑪——從英國中部到倫敦做護理工作的時候,她以一種溫和的方式詼諧地談論喬弗利男爵和他的堅定不移的愛國主義。哥哥和爵位繼承人赫伯特則坦然大笑,雖然砍倒給戰壕做支撐的樹都是他自己的。而克里福德只是有點不安地微笑。所有的事情都是可笑的,真是這樣。但是太臨到跟前,一個人自己也變得可笑的時候……至少像康妮那樣其他階級的人對有些事是很認真的。他們相信有些事情。
他們對於士兵,對於徵兵的威脅,對於孩子們短缺食糖和糖果等,都是相當認真的。當然,在所有這些事情中,當局可笑地不知所措。但克里福德對此從不往心裡去。對於他而言,當局從一開始就是可笑的,並非因為糖果或士兵。
當局讓人感覺可笑,並以相當可笑的方式行事,國內局面一度混亂不堪。直到前線態勢嚴重起來,勞合·喬治出來挽回國內局面。這超過了可笑的界限,輕率無禮的年輕人不再嘲笑了。
1916年,赫伯特·查泰萊陣亡,於是克里福德成為繼承人。甚至這也把他嚇壞了。作為喬弗利爵士的兒子,拉格比的孩子,他的重要性在他身上已經根深蒂固,他絕對無法逃避。然而他知道,這種事在沸騰的大千世界眼中也是可笑的。現在他是繼承人,他要為拉格比負責。難道這還不可怕嗎?而且難道不是既顯赫又荒唐的事嗎?
喬弗利男爵可一點也不覺得荒唐。他臉色蒼白,緊張而自閉,他固執地決心要救他的祖國,挽回他的地位,不管是勞合·喬治還是其他任何人當政。他和現實的英國如此隔絕,離它如此遙遠,又如此無能為力,以至他把霍拉旭·鮑特姆利也想得很好。他擁護英國和勞合·喬治,正如他的祖先們擁護英國和聖·喬治:他從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同。因此他砍掉他的樹木,擁護勞合·喬治和英國,英國和勞合·喬治。
他想讓克里福德結婚,生出繼承人來。克里福德覺得他父親是個不可救藥的老頑固。但是他自己,除了會縮頭縮腦地嘲諷一切並拿自身的處境大加嘲笑外,又比他父親高明瞭多少呢?但是無論這是否合乎他的願望,他已經十分鄭重地接受了準男爵的爵位和拉格比這份家產了。
出自戰爭的狂熱興奮消失了……死寂了。死亡和恐怖太多了。一個男人需要支援和安撫。一個男人需要有一個安全世界中的精神支柱。一個男人需要一個妻子。
查泰萊家庭兄弟姐妹三個,雖然有各種關係,卻不知為什麼與世隔絕地生活著,把自己關在拉格比的家裡。一種與世隔絕的感覺使得他們的關係更親密,這是一種地位脆弱的感覺,一種無助的感覺,儘管有貴族頭銜和土地,或者說,正因為有貴族頭銜和土地,他們才有這樣的感覺。他們和他們在那裡度過人生的英國中部工業區相隔絕。他們和他們自己的階級也由於父親喬弗利男爵沉思、固執、封閉的天性而疏離了。他們嘲笑父親,但是關於他的事卻十分敏感。
他們三人曾說過要始終住在一起。但現在赫伯特死了,喬弗利爵士要讓克里福德結婚。喬弗利爵士幾乎不提這件事:他很少說話。但他關於事情應該如此的無言而沉思的堅持,是克里福德難以承受的。
但愛瑪說不!她比克里福德年長10歲,她認為他要成婚,那就是對家裡三個年輕人所堅持原則的背棄。
然而,克里福德和康妮最終還是結婚了,並和她度過了一個月的蜜月生活。那是在可怕的1917年,他們就像一條沉船上站在一起的兩個人那樣親密無間。克里福德在結婚時還是童男:所以性這方面,對他並不意味什麼。他們如此親密,他和她,除了在性的方面。康妮對於這種超越了性,超越了一個男人「滿足感」的親密感到有點欣喜若狂。克里福德至少不像其他許多男人那樣僅僅熱衷於他的「滿足」。不,親情比「那個」更深刻,更有個性。性愛只是偶然的、附帶的事,它只是奇特而陳舊的感官過程之一,以它自己的笨拙糾纏於人身而已,並非真正必要的事情。但康妮卻還是想要個孩子,這樣她可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以對抗她的大姑愛瑪。
但1918年年初,克里福德卻一身傷殘地被送回來,孩子不可能有了。喬弗利爵士也在懊惱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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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名貴商品街。
康斯坦斯的暱稱。
法文:愛情已打那兒經過。
霍拉旭•鮑特姆利:當時的英國國會議員,因詐騙入獄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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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