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節錄自儲存在某省檔案館有關卷宗中一篇未曾發表的口述記錄。記錄者顯然原本打算用於發表，特地給裝訂好的記錄稿寫上了封面標題：
我所瞭解的陳千里同志（節選）
……1979年，我專門去了一次水利局，終於見到陳千里同志。在這裡加上「終於」這兩個字，並不是什麼修辭。見到他真的很難。說起那天見到他時的場面，還真可以說是富有戲劇性。
那個時候，我們黨正處於撥亂反正的重要時刻，每個中國人的臉上都充滿笑容。所以我一看到他，不能說沒有一點驚訝。因為他好像對人並不十分熱情，一點也看不出當年國民黨統治最黑暗的時刻，他在對敵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那種敏捷和智慧。
之前我對那段往事做過不少調查，也看了很多解放後繳獲的敵特檔案，包括一些國民黨軍警特務在徹底改造好之後，提供的口述材料。但我一直都沒有找到他的照片。
讀到後來我才慢慢意識到，在當時，中共地下組織是處於怎樣的危急時刻。在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裡，陳千里和他的戰友們，不僅查清了內奸，建立了一條從上海繞道廣東抵達瑞金的秘密交通線，還成功地營救了黨中央重要的領導人浩瀚同志。這是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智慧啊。
明白這點以後，縈繞在我心頭的一些疑團才徹底消除。比如說，為什麼這些堅定的革命戰士，在開會時居然用賭錢作為掩護藉口？又比如說那次銀行行動：陳千里在行動前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如果特務發現箱子裡面沒有金條，一定會猜到在銀行裡被調了包，只要馬上封鎖銀行，不許任何人和物進出，情況就危險了。所幸那個動搖分子自己逃跑，才把特務們引到另一個方向上去。
在那種情況下，陳千里為什麼要冒險採取行動呢？這些原因我現在完全搞清楚了。形勢十萬火急，不可能有萬全之策，最重要的是必須馬上行動。應該說，在那些行動中，陳千里同志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在緊急時刻，他憑藉著一種獨特的智慧，或者說直覺，領導著那些戰友，一次又一次挫敗了敵人的陰謀。至於說到運氣，那也是有的。但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不就應該認識到，偶然性正是寓於必然性之中嗎？
……我到了水利局，從門衛那裡打聽到陳千里在哪個辦公室，就直接去找他了。我以為進了辦公室，只要說一句，我找陳千里，他自己就會站出來。但他不在辦公室。有老師告訴我，他可能在會議室。到了會議室門口一看，裡面並沒有人，會議室空空蕩蕩，上方橫七豎八拉著很多繩子，繩子上掛著剛寫好的標語，在晾乾。
我看看裡面沒人，就叫了一聲：陳千里同志。窗開著，只有風呼啦啦吹動標語的聲音。我又叫了一聲：陳千里同志在這裡嗎？仍然沒有人回答。我估計裡面沒人，但又忍不住想進門看個究竟，結果遠遠看見會議室前面，靠窗有一個人，正趴在桌上用毛筆寫大標語。很大的紙上一次只寫一個字，我走近一看，他正在寫一個「踐」字。
我就問：「陳千里同志在這裡嗎？」
那老人不回答我，繼續寫他的大字。
「我找陳千里同志。」
他寫完最後一筆，慢慢抬起頭，又慢慢直起腰，放下筆，把紙往桌子裡面挪了挪，然後轉過身，望著我。
「我找陳千里同志。」我客氣地說，其實心裡有點惱火，因為他那副樣子，好像就是故意的。
他仍然盯著我看，一句話都不說。我想他年紀大了，可能反應遲鈍，便等著他回答，也站在那裡不動。兩個人就那樣面對面站了至少有一分鐘，然後他說了一句話，其實就是兩個字：「是我。」
我心目中的陳千里，不是這個樣子的……
……後來想想，那一次採訪，我其實並沒有從陳千里那裡得到過什麼新材料。整個過程將近兩個小時，我感覺把他說的話加在一起，可能頂多也就有十幾分鍾。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在說。我把之前通過調查閱讀所瞭解的情況全部說了一遍，好像是我在把那段歷史講述給他聽，他只是對我的話加以確認，或者不同意我的看法。
某些時候，我的話又好像喚醒了他的某些記憶，讓他得以重新想起一些久已忘懷的片斷往事。聊到後來，我甚至覺得哪怕就是為了幫助他抵抗垂老的頭腦，可能也是值得的。
但我後來漸漸意識到，他的智力一點都沒有退步，記憶也完好如初。因為每次只要我說錯一點什麼，他馬上會發現，雖然他並不是每一次都向我指出。有時候他會極其微弱地閃爍一下眼神，有時候他的眉頭會幾乎看不見地皺一皺，或者動動嘴角，似乎想說些什麼。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一種長期自我約束、自我訓練的結果。
我問他有關衛達夫的情況。我讀了一些有關他的檔案，都是從國民黨中統局繳獲，或者特務分子的交代材料。我問陳千里，衛達夫到底有沒有叛變革命，他明明向敵人說出了秘密行動的計劃，為什麼敵人要把他殺了？我猜想，他的情況可能與廣州的歐陽民差不多。
但陳千里明確回答：「他是死間。是烈士。」
「浩瀚同志脫險以後，是從哪條路線離開上海到達蘇區的？」他沒有回答我。我想他可能記不清了，便提醒他：「是不是當天晚上就上了船？」
他笑了笑，不置可否。
說起六十年代葉啟年在香港一本雜誌上刊登的回憶文章裡，仍然說陳千里槍殺了葉桃，他小聲說了一句：「葉桃清楚。」
說完這句話，他就回頭去寫標語，再也不搭理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