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後來有一天，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上午十一點，一個大晴天，一名警官帶著個秘密警察進來問，有沒有一個名叫雅各布·門德爾的人經常在我們這裡出入，那秘密警察還亮了亮釦眼裡的玫瑰花徽章。他們隨即走到門德爾的桌旁，而後者還天真地以為，他們有書要賣或者有求於他。可是，他們立即要他跟他們走一趟，他就這樣被帶走了。這可真是咖啡館有史以來的奇恥大辱。所有在場的人都走過來，圍著可憐的門德爾先生。他站在兩個警察之間，眼鏡架在頭髮下面，眼睛不停地來回打量這兩個人，弄不清他們究竟想要幹什麼。不過，她本人曾對那警官說，這肯定是個誤會，門德爾先生可是個連只蒼蠅也捨不得拍死的人呀。但那秘密警察馬上大聲呵斥，說她無權干涉他們執行公務。然後，他們把他帶走了，很長時間他沒有再露面，足有兩年之久。她說，直到今天她仍搞不清楚，他們當時想從他身上得到什麼。「但我敢對法官起誓，」老太太激動地說道，「門德爾先生是不會幹壞事的。他們一定弄錯了，我願意為他作擔保。這樣對待一個可憐的、無辜的人，那簡直是犯罪，是犯罪！」
善良的、令人感動的斯波席爾太太是對的。她令我大為感動。我們的朋友雅各布·門德爾的確沒有做過任何壞事，但卻幹了一樁特殊的、令人感動的、即使是在那個瘋狂的時代也全無可能的蠢事（全部細節我是後來才瞭解到的），之所以會這樣，這隻能解釋為他對自己專業的徹底迷戀和不食人間煙火的生活方式。事情的經過是：負責監視與國外通郵的軍事檢查機關有一天截獲了一張由某個叫雅各布·門德爾的人書寫並署名的明信片，郵票已按規定貼足。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明信片是寄往敵國法國的，是寄給巴黎格雷涅爾沿河大街的書商讓·拉波戴爾的。這個叫雅各布·門德爾的傢伙在信上抱怨說，他雖已預付了全年的訂費，卻沒有收到最近的八期《法國圖書通報》。這張明信片落到一個下級檢查官手裡。此人身著藍色戰時後備軍軍服，一點也看不出他應徵入伍前原是文科中學教師，個人愛好羅曼語言文學。他覺得十分奇怪，心想，這是誰開的愚蠢的玩笑。他每週都要檢查兩千封信件，以找出可疑的文字和有間諜之嫌的措辭，但如眼前所見的這般荒唐事倒真還從未碰見過。居然有人膽敢無所顧忌地在信上署上自己的姓名、地址，從奧地利寄往法國，怡然自得地把一張寄往交戰國去的明信片隨手往郵筒裡一扔，好像自一九一四年以來邊界上並沒有鐵絲網嚴密封鎖起來，法國、德國、奧地利和俄國在上帝創造的每個日子裡也沒有各自失去幾千名男性公民似的。因此，他起初只把這件古怪的東西塞進寫字桌的抽屜，並未向上級彙報這件荒唐事。可是，幾周之後又來了一張由同一個雅各布·門德爾寫的明信片，是寄給倫敦霍爾伯廣場書商約翰·阿爾德里奇的，詢問能否幫忙購買最後幾期《古董雜誌》，而且署的仍是那個雅各布·門德爾的名字，他還寫了自己的詳細地址，其天真無邪之狀著實令人感動。如此一來，那位穿上了軍服的文科中學教師可是有點坐不住了。這愚蠢的玩笑背後難道隱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密碼？於是，他站起身來，「啪」的一下把雙腳後跟一併，向少校行了一個軍禮，把兩張明信片放到了少校的桌上。少校聳起肩膀說道：怪事！他首先通知警察局，要他們查一下是否真有雅各布·門德爾這個人。一小時以後，雅各布·門德爾便已落網。他對這突如其來的事情還莫名其妙，就稀裡糊塗地被人帶到了少校面前。少校拿出那兩張神秘的明信片，問是不是他寄的。問話時的那種嚴厲的腔調，特別是因為他正讀一份重要的圖書目錄時被打擾了，這使門德爾非常憤怒，態度近乎粗暴地吼道，這兩張明信片當然是他寫的。他說，付錢訂了刊物，去索要的權利還是有的吧。坐在沙發椅上的少校身子一斜，側向鄰桌的少尉。兩人會意地眨了眨眼睛：一個十足的傻瓜！接著，少校在心中盤算，是狠狠地把這個傻瓜訓斥一頓就趕走完事呢，還是認真對待這件事。這類機關在遇到類似這種進退兩難的尷尬情況時，幾乎全都會決定先搞份備忘錄再說。有個記錄總不會錯的。既於事無補，也於事無害，只不過是幾百萬張故紙堆裡又多了一張寫滿不痛不癢之文字的紙片罷了。
然而，這一回卻害了一個可憐的、矇在鼓裡的人。因為，在第二個問題開始時，厄運便已降臨。他們首先要他報出自己的名字：雅各布，全名是賈因剋夫·門德爾。職業：小商販（他沒有書商許可證，只有小販證）。第三個問題導致了災難：出生地。雅各布·門德爾說，出生在彼特里考附近的一個小地方。少校的眉毛豎了起來。彼特里考，這地方不就在離邊境不遠的俄屬波蘭境內嗎？可疑！非常可疑！於是，他更為嚴厲地訊問，他是在何時獲得奧地利國籍的。門德爾的眼睛驚詫地盯住他，目光暗淡：他不太明白。問他是否有證件，是在什麼時候有的？他說，他只有小販證，並沒有別的證件。少校的眉頭皺得越來越緊，要他務必講清楚他的國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的父親是幹什麼的，是奧地利人還是俄國人？雅各布·門德爾不慌不忙地答道：當然是俄國人。那他自己呢？啊呀，他本人已在三十年前就偷越俄國邊境，一直生活在維也納。少校愈發不安起來，問他，什麼時候在此取得奧地利國籍的？門德爾反問道，問這幹嗎呢？他說，他從未關心過這類問題。這樣看來，他仍是俄國公民囉？門德爾的心早已忍受不了這類乏味的問題了，他無所謂地回答道：「本來就是嘛。」
少校大驚失色，猛地將身子往後一仰，沙發椅隨即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原來真有其事啊！在一九一五年歲末的塔爾努夫戰役和大反攻之後的戰爭時期，一個俄國人居然可以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城裡自由自在地晃盪、無所顧忌地往法國和英國郵信，而警察局居然不聞不問。眼下，新聞界的那幫蠢驢正為康拉德·馮·霍岑道夫沒能立刻向華沙推進感到納悶，總參謀部的人也感到奇怪，為什麼部隊的每次行動被間諜報告了俄國。這時少尉也站起身來，走到桌旁，原先的談話變成了審訊。他們問他，作為外國人，為什麼不立即去登記？門德爾還是沒有回過神來，仍用他那唱歌般的猶太腔調答道：「我幹嗎要突然跑去登記呢？」少校認為，門德爾的反問是在向他們挑戰，於是便用威脅的口氣問他，看過通告沒有？沒有！連報紙也沒有看過嗎？沒有！
由於緊張，雅各布·門德爾已經開始渾身冒汗，少校和少尉目不轉睛地盯著他，好像他們的辦公室裡來了個外星人似的。隨後便響起了撥電話的聲音和打字機的吧嗒聲，傳令兵們跑進跑出。接著，雅各布·門德爾便被移送到駐地的部隊監獄。後來，再由他們押往集中營。當他們命令他跟那兩個士兵一起走的時候，他的兩隻眼睛還莫名其妙地直髮愣。他不明白，他們想從他口裡得到什麼，他可是從來不識愁滋味的。那個戴著金色領章、說話粗魯的傢伙對他到底懷有什麼惡毒的企圖呢？他那書籍的高層世界裡沒有戰爭，沒有誤解，只有對數字和詞彙、人名和書名的永恆的無休無止的求知慾。於是，他心平氣和地夾在兩名士兵之間走下樓去。直到警察局的人搜走了他大衣口袋裡的幾本書，並強行要他交出塞滿百來張重要紙條及顧客地址的信夾時，他方才開始暴跳如雷地護住自己的東西，不讓拿走。他們不得不拿繩子將他捆住。遺憾的是，他的眼鏡，那使他得以眺望精神世界的魔鏡，也不幸地於同一時刻落在地上摔成了碎片。兩天之後，他身穿單薄的夏裝，被押往科莫倫附近的一個專收俄國平民俘虜的集中營。
在以後的兩年裡，雅各布·門德爾遠離自己心愛的書籍，身無分文，夾雜在這座巨大牢獄裡那些冷漠、粗魯、基本上是文盲的難友中間，被迫與他那超凡脫俗的、獨一無二的書籍世界分離，就像折斷了翅膀的雄鷹同超越塵世的蒼穹隔絕那樣。他在這所集中營裡遭受到怎樣的精神痛苦和肉體折磨——我們由於缺乏證人而不得而知。然而，從自身的瘋狂之中清醒過來的世界已經逐漸地認識到，在這場戰爭所造成的全部殘暴與罪孽裡，最無意義、不明智，從而也最為道德所不能饒恕的，莫過於用鐵絲網和高牆把那些無辜的早已過了工作年齡的平民集中囚禁起來。他們旅居在一個陌生的國家，並把那裡當作故鄉生活了多年，只因篤信客居的權利，篤信這種即便通古斯人和阿勞幹人也恪守的神聖權利，因而耽誤了及時出逃的機會——這是對文明的犯罪，無論是在法國、德國，還是在英國，乃至在我們瘋狂的歐洲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同樣荒唐地犯下了這樣的罪行。倘若不是一個真正奧地利式的偶然情況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使他又重新回到他的世界的話，那麼，雅各布·門德爾也許已像成百上千被圍困在這堵高牆之內的無辜者那樣變得精神失常，或者早在痢疾、虛弱和心靈的創傷等多重摺磨下悲慘地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原來，自門德爾失蹤之後，常有一些地位顯赫的顧客屢屢寫信找他：如施蒂利亞州前總督、紋章學著作的狂熱收藏家荀白克伯爵；神學系前系主任、正在為奧古斯丁著作做評註的西根費爾特；還有八十高齡但一直還在修改自己回憶錄的退休海軍上將艾德勒·馮·皮澤克——他們作為他的忠誠顧客，不斷地給雅各布·門德爾往格魯克咖啡館寫信，其中有幾封轉到了這位失蹤者所在的那座集中營。在那裡，它們落到碰巧萌發惻隱之心的上尉手裡。上尉十分驚奇，想不到這個半瞎的、髒兮兮的、自眼鏡被摔碎之後（他沒錢配新的）總跟只沒了眼睛的灰鼴鼠似的默默地蹲在角落裡的猶太小矮子，竟然還認識這麼多的達官顯貴。能交這類朋友的人，肯定不是尋常之輩。於是，他允許門德爾給這些人寫回信，並請他的保護人為他求情。這一請求十分奏效。顯貴們和系主任拿出收藏家才有的那種精誠團結，大量動用了他們的各種關係，最後，在他們的聯合擔保下，歷經兩年多牢獄之苦的書商門德爾於一九一七年獲釋，重返維也納，條件自然是每天都得去警察局報到。儘管如此，他終究獲得了重返自由世界，重返他原先那狹小的閣樓的權利，他又能重新瀏覽他所心愛的圖書櫥窗，特別是又能重新回到他的舊地格魯克咖啡館了。
門德爾從地獄般黑暗世界重返格魯克咖啡館的時候，正直的斯波席爾太太正好在場。她向我描述了當時的情形。「有一天——耶穌，馬利亞，約瑟！我想，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門被人推開，您知道，只開了一條縫，他總是這樣斜著身子進來的。這時可憐的門德爾先生跌跌撞撞地進了咖啡館。他穿一件破舊的軍大衣，上面打滿了補丁，頭上戴著什麼，或許是人家扔掉的破帽子。脖子光禿禿地露在外面，看上去跟個死人似的，臉色灰白，頭髮也是灰白，瘦得叫人可憐。可是他進來了，就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似的，他什麼也不問，什麼也不說，徑直朝那張桌子走去。然後脫下大衣，只是不像從前那樣靈活，還不停地喘著粗氣。同往常相比，他這次一本書也沒帶——只一屁股坐下來，什麼也不說，低著頭髮愣，目光茫然、呆板。我們給他拿來整整一捆從德國寄給他的郵件，他才慢慢地開始讀起來。但他已不再是原來的他了。」
不，他不再是從前的他，不再是世界奇蹟，也不再是各種圖書神奇的目錄櫃了。當時見到過他的人都沉痛地向我講述了他們的親眼所見，內容完全一致。平素他那瀏覽書籍的目光是平靜的，像在睡夢裡似的，看來那種目光已無可挽回地被徹底摧毀了。是的，某種東西已經被完全粉碎了：可怖的血色彗星在其瘋狂的執行過程中一定也猛然地撞到旁邊那顆平靜的、高懸於書籍天空中的最亮的星星上了。幾十年來，他的兩眼已經習慣了書本上的那些秀美的、無聲的、細得跟昆蟲腿似的鉛印字，然而，在那座佈滿鐵絲網的人類牢獄裡，這雙眼睛必定看見過什麼恐怖的事情。因為，曾經是如此敏捷並閃爍過譏諷之光的兩隻瞳孔上現在籠罩著沉重的眼瞼，從前是如此活潑的目光透過好不容易才用細繩又重新紮起來的眼鏡，顯得幽暗和疲憊，眼眶也是紅紅的。更為可怕的是在他的記憶力所構築的這座奇妙的藝術建築物，肯定有根樑柱坍塌了，從而導致整個結構陷入混亂狀態。因為，我們的大腦是由最精細的組織構造的，是我們知識的精密儀器，它是那樣的柔弱，以至於只要一根微血管被堵塞，一根神經受震動，一個細胞疲勞過度，簡言之，一個諸如此類的小小的分子的錯位，就足以使精神領域中最為輝煌的和諧之音啞然。門德爾的記憶本是獨一無二的知識鍵盤，但是他回來的時候這些鍵都失靈了。間或有人前來向他請教，每當此時，他總是顯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樣子，眼睛呆呆地凝視著人家，根本不能完全明白人家的來意，不是聽錯，就是忘了人家對他說的話——門德爾再不是從前的門德爾了，就像世界不再是從前的世界一樣。以前讀書時來回搖晃的那種專注神情消失得無影無蹤，相反，在絕大多數時候，他一個人坐在那裡發呆，眼鏡也只是機械地衝著書本的方向，別人無法得知，他是真的在讀書，還是在打盹。據斯波席爾太太講，有好幾次，他的頭都重重地磕到了書上，竟然在大白天就昏昏沉睡了，有時他對著發出奇異臭味的乙炔燈一連幾小時地發呆。這種燈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不，門德爾已不再是從前的門德爾了，也不再是世界的一個奇蹟了，相反，他變成了一個長著鬍子，穿著衣服，疲憊不堪地喘著粗氣的廢物，無所事事地壓在那張一度曾是玄妙無比的椅子上，他再也不是格魯克咖啡館的榮耀了。相反，是它的恥辱，是它的一塊汙漬，散發著噁心的臭氣，外表令人厭惡。總之，他成了一隻多餘的、不受歡迎的寄生蟲。
所以，他在咖啡館的新主人那裡也的確受到了與此相配的待遇。新老闆叫弗羅裡安·古特納，雷茨人，因在饑荒的一九一九年做麵粉和黃油的投機買賣暴富，用一張巧舌如簧之嘴說服了老實的斯坦德哈特納先生，終於用頃刻間便貶值為一堆廢紙的八萬克朗現鈔買下了格魯克咖啡館。他憑藉自己一雙結實的農夫之手立即行動，連忙對這家受人尊敬的老店進行一番裝修改造，顯得氣派高雅。他搶在紙幣貶值之前添置了嶄新的靠背椅，並用大理石修了大門，為了要修一個有音樂伴奏的舞池，正在同隔壁那家飯館磋商。在咖啡館匆匆忙忙進行裝潢美化的時候，這位加里西亞的寄食者對他來說當然就顯得礙眼了。他從早到晚獨佔一張桌子不說，一整天的消費總共不過兩杯咖啡和五個麵包而已。當初，斯坦德哈特納先生曾請他特別關照一下他的這位老主顧，並再三叮囑，這位雅各布·門德爾是位多麼不同凡響的重要人物，也就是說，他在轉讓財產的時候也把他作為必須接受的附屬條件一同轉讓了。然而，弗羅裡安·古特納在為咖啡館添置新家當及鋥亮的鋁質收款臺的同時，也給自己安了一副賺錢人的世道里所特有的鐵石心腸，只等找到藉口，就把郊區陋室裡的最後一點殘餘從他那已經變得氣派豪華的店裡清除出去。一次絕好的機會轉瞬之間就來了，因為雅各布·門德爾的日子過得十分艱難。他在銀行裡的最後一點存款為通貨膨脹的大潮徹底吞噬，他的顧客們也如鳥獸散去。要想重新一步一步從小書販做起，上樓下樓，挨家挨戶去收集舊書，然後強打精神沿街叫賣，對這個身心俱已疲憊不堪的人來說已經力不從心了。他窮困潦倒，這一點別人通過無數跡象已經覺察到了。他很少讓人替他到飯館去端食物了，即便是用於咖啡和麵包的幾個小錢，他賒欠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有次甚至拖了三個星期之久。領班當時就想把他攆到街上去。幸虧有忠厚老實的清潔女工斯波席爾太太可憐他，為他作保，他才得以免遭此等羞辱。
然而，不幸的悲劇還是在後來的一個月裡發生了。新上任的領班在結賬的時候已多次發現麵包的數目總是不對，實際賣出的麵包數量總是與收回的錢款不符。由於有個顫巍巍的老僕役曾三番五次地跑來向他告狀，說門德爾欠了他半年的賬一個銅子也沒還給他，因此，新領班自然而然地便馬上懷疑到了門德爾的頭上。打這開始，領班格外留神。兩天之後，他躲在擋爐板後面，便成功地將偷偷起身離開桌子走進前屋，飛快地從麵包筐裡抓了兩個小麵包，飢不擇食地一下塞進嘴裡的雅各布·門德爾當場抓獲。結賬的時候，門德爾聲稱沒有吃過一個麵包。現在，丟失麵包的真相大白了。領班立即向古特納先生通報此事，老闆為找到了這一不易的託詞心中大喜，他當著所有人的面對門德爾一頓怒斥，指責他的偷竊行為，還裝得很大度，說不想馬上叫警察。不過，他又命令門德爾馬上從這裡滾出去，永遠也別想再來。雅各布·門德爾渾身顫抖，一言不發地從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踉踉蹌蹌地離開了。
「真是悽慘極了。」斯波席爾太太是這樣描述門德爾離去的情景的，「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的情形，他站起來，把眼鏡往額頭上推了推，臉色白得像塊毛巾。雖然是在一月，您知道，那一年特別冷，他卻連大衣都沒來得及穿。由於驚恐，他把書也忘在桌上。我是過後才發現的，立即就想給他送過去。可他已經跌跌撞撞地走到了門口。我不敢繼續往大街上追，因為古特納先生已站到了門邊，還衝著他的後背大叫大嚷，致使行人都停下來看熱鬧。是的，這是一場奇恥大辱，我心裡真是羞死了！僅僅為了幾個小麵包就把人趕走，要是老斯坦德哈特納先生在這裡，那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他甚至會免費讓他吃一輩子。可是，現在的人啊，良心都叫狗給吃了。把個在這裡日復一日地坐了三十多年的人攆出去——說實在的，真是可恥呀！我可不想在上帝面前為這事負責——絕不。」
這位善良的女人變得十分激動，像她這麼大年紀的人都喜歡嘮叨，因此，她來回重複著丟人和斯坦德哈特納先生絕不會幹出這種事情一類的話，終於迫使我不得不問她，我們的門德爾後來究竟怎樣以及她是否又見過他。這下可好，她抖擻精神，變得比剛才更加激動起來。「每天，每一次，我從他桌子邊走過的時候，我的心裡都會咯噔一下。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可憐的門德爾先生，他現在會在哪兒，我要是知道他住在哪裡，我會去看他，給他捎點熱菜熱飯去。否則，他又該到哪兒去弄錢取暖吃飯呢？據我所知，他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親人。然而，我終究還是沒有聽到關於他的任何訊息。我於是想，他肯定已經不在人世了，我再也見不著他了。我甚至考慮過，是不是讓神父給他做次彌撒，因為他是個好人，我認識他可也有二十五年多了。
「可是，二月的一天早晨，七點半的時候，我正在擦黃銅窗框，突然（我是說，我嚇了一跳），突然門開了，門德爾先生走了進來。您要知道，他平素進門時總是心不在焉地彎腰斜著進來的，但這次好像有點反常。我發現，他顯得有些猶豫不決，眼睛一閃一閃的，我的上帝呀，瞧他那副模樣，只剩下大腿和鬍子了！我一見到他，我立刻就明白了：我馬上想到，他什麼都不知道，在大白天裡出來四處夢遊，他什麼都忘了，忘記了小麵包的事，忘記了古特納先生，也忘記了他們是怎樣可恥地把他轟走的，他連自己也不知道了。謝天謝地，古特納先生還沒過來，領班恰好也正喝著咖啡。我趕緊衝了過去，以便讓他明白，他不該待在這裡，免得又被那個粗魯的傢伙攆出去。」（說到這裡，她膽怯地四下望了望，很快糾正了自己的用詞）——「我指的是被古特納先生。‘門德爾先生。’我這樣喊他。他茫然地抬起頭。就在這時，我的上帝啊，太可怕了，在這瞬間，他一定把一切都回想了起來，因為，他先是一驚，隨後便開始發抖，不僅手指在抖，不，他全身都在抖，外人一看他的肩膀就可知道。他再次搖搖晃晃地往門口跑去。他在那裡倒下了。我們趕緊打電話叫急救站派人把他抬走，他當時發著高燒。他於傍晚死去，醫生說是得了肺炎。還說，他先前已經神志不清，他自己並不知道怎麼會再次跑到我們這裡來的。只有夢遊者才會有這樣的行為。我的上帝啊，如果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日復一日地坐了三十六年，那張桌子可不就是他的家嗎。」
我們作為認識過這位奇才的最後兩人，還繼續談論了很長一段時間。儘管他的存在如滄海之一粟那樣的渺小，但正是他使我在青年時代首次領略到了一種完全封閉式的精神生活——而她則是個目不識丁、終日勞累不堪的貧窮清潔女工，她與這位同處社會貧困底層的兄弟之間的聯絡僅僅在於她曾為他刷了二十五年的大衣、釘了二十五年的紐扣。然而，當我們共同坐在這張被遺棄的舊桌旁攜手召喚他的亡靈時，卻能彼此深刻理解。因此，回憶總會讓人走到一起，而懷著愛的回憶則更具雙重的凝聚力。突然，她停止了嘮叨，思索著，說道：「耶穌啊，我真健忘——那本書我還留著呢，就是他當時忘在桌上的那本。我該把書拿到哪兒去還給他呢？事後根本無人來取，我想，就留著它作個紀念吧。這樣做也沒有什麼不對，不是嗎？」她快步跑回她的後屋，從裡面取來了那本書。我努力剋制著自己的微笑，因為命運總愛捉弄人，有時又愛譏諷，偏偏喜歡以惡作劇的方式給這樣悲慘的事抹上一層滑稽可笑的色彩。這本書是海恩編的圖書《德國色情和離奇文學書庫》的第二卷，是每個藏書家都熟知的言情文學書目。恰恰是這本言情書目——每本書都有自己的命運——作為這位已故魔術大師最後的遺物，落到了這位沒有文化的女工那雙粗糙、紅腫的手裡，大概是把它作為祈禱書保留下來了。我竭力緊閉雙唇，唯恐內心衝上來的微笑情不自禁地迸發出來，我的這一小小的猶豫使這位忠厚的女人迷惑不解。難道這是什麼珍貴的東西，或者我認為她應該保留此物？
我親切地同她握手。「您儘管放心地儲存吧，倘若我們的老朋友門德爾得知，成千上萬與他結下書緣的朋友之中，至少還有一個在懷念著他，他的在天之靈是會感到欣慰的。」然後，我起身告辭，在這位忠厚的老人面前，我感到羞愧。正是她，以一種樸素的、但卻最有人情味的方式對死者貢獻了永恆的忠誠。她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她至少儲存了一本書，以便更好地紀念他。相反，我多年以來卻一直把門德爾忘在了腦後，而恰恰是我應該明白，人們寫書的目的只是為了超越自我，同別人建立聯絡，並保護自身以抵禦一切生命的無情的敵手：被湮滅和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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