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歲的時候，我在浴室的壁櫥裡發現了一管避孕膠。儘管我時常疑心，任何瞞著我、不讓我知道的事情，很可能都與情慾有關，但當時我並沒有立刻意識到這管擠扁了的藥膏派什麼用場。壁櫥裡有治溼疹的藥膏，有治脫髮的，甚至還有遏止中年發福的。但是這管藥膏上印著的細小字母，儘管脫落了不少，還是讓我知道了我不想知道的事情：我的父母親仍在幹那事。更要命的是，這就意味著母親可能再度懷孕，這簡直難以置信。我已經十三歲了，姐姐十七歲。我暗想，或許這管藥膏已經放了很久，於是我試著擠了一下膏體。當藥膏在我手指間緩慢變形的時候，我心裡沮喪極了。我碰了下帽蓋，它立刻就被擰開了。這當兒，我的另一隻手肯定又擠了藥膏，因為一坨黏糊糊的東西噴到了我的掌心。想想母親把這管東西塗在自己身上的某個部位，不管是哪個部位，因為很有可能它並不是全套用具。我湊近這管凝膠聞了聞，一股汽油味兒，這味兒既讓人覺得像在手術室，又恍惚是在停車場。真噁心。
這件事情發生在三十多年前，今天我突然又想了起來。
我一直對父母很瞭解。我認為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讓我解釋給你聽。兒時的我備受父母的寵愛與呵護，堅信父母親之間的紐帶是不可分割的。青春期給予我慣常的無聊和虛假的成熟，但並不比別人嚴重。年長以後，我身心健康地離開了家，從未曾長時間不與他們聯絡，還為他們膝下添了一男一女兩個孫兒，算是彌補了姐姐的缺憾(她總是一心撲在工作上)。之後，我鄭重其事地與父母做了一次談話——好吧，其實就是跟我母親——談論衰老的現實以及木屋的狀況。我為他們的四十週年結婚紀念日舉辦了一場圍桌午餐，檢查他們的房屋，還與他們討論其遺囑。母親甚至告訴我她想怎麼處置他們的骨灰：要我將骨灰盒帶到懷特島的懸崖上去(我猜想懷特島是他們的定情之處)，然後將骨灰撒向海風與海鷗。而我開始擔心我該怎麼處置空了的骨灰盒。你當然不可能在懸崖上撒完骨灰後，把骨灰盒也一起扔了；你也不可能儲存它們——我不知道——用來裝雪茄、巧克力餅乾或者聖誕飾品。你當然也不能把它們塞進停車場的某個廢物箱，母親還頗有用意地在軍械所測繪圖上將它圈出來。那幅測繪圖可是她在父親外出的時候硬塞給我的，還時不時地向我確認到底有沒有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
你看，我有多瞭解我的父母。
我的母親名叫多蘿西·瑪麗·畢肖普，跟我父親結婚時，母親毫不留戀地放棄了她的孃家姓希思科克。父親名叫斯坦利·喬治·畢肖普。母親出生於1921年，父親出生於1920年。他們在西米德蘭茲郡的不同地區長大，在懷特島相遇，婚後他們把家安在倫敦市區郊外，退休後搬到了埃塞克斯-薩福克郡郊區。一直以來，他們的生活井然有序。二戰期間，母親在縣測繪處工作，父親則供職於英國皇家空軍。當然，他並不是飛行員之類的。事實上，他的才能體現在行政管理上。後來，他進入了地方政府機關，一路升至副主管。他喜歡說，他負責一切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可或缺卻又不被賞識：父親就是這麼一個刻薄的人，這也是他刻意為自己塑造的形象。
卡倫長我四歲。回憶起童年，彷彿有各種氣味撲面而來。麥片粥、蛋奶沙司的香味、父親的菸斗、洗衣粉、巴素擦銅水的氣味，母親在出席共濟會晚宴前抹的香水味。臘肉的香味會穿過天花板直達我的臥室。窗外還結霜的季節，苦橙的香味便如火山般噴湧；足球鞋上幹了的泥土混合著綠草的清香；廁所使用過的臭味，廚房下水道汙水的反味；莫里斯轎車皮椅坐久後散發的氣味，還有我父親剷煤旺火時煤屑那刺鼻的氣味。所有這些氣味恍如昨日重現，重現在眼前的還有過去亙古不變的生活節奏：學校求學、關注天氣、種植花草、幹家務活兒。紅花菜豆花吐出的紅色新芽，抽屜底層摺疊的背心；樟腦丸；引火棒。洗衣機囂張地霸佔著廚房的地板，粗大的米黃色水管不定時地向水槽輸送滾燙的灰色汙水。在排掉汙水之前它會一直轟轟作響、顫顫抖動。每到星期一，我們的房子便會隨著這轟鳴聲有節奏地震顫，還有洗衣機金屬銘牌上鐫刻著的製造商名字——索爾。郊外，雷神時而寧謐靜坐，時而肆意咆哮。
我想我應該跟你談談我父母的性格。
在我看來，人們過去通常認為我的母親比父親更具天賦。父親以前——現在亦然——魁梧壯碩，大腹便便，手背上靜脈凸起。他經常說他的骨頭重。我不清楚骨頭的重量也會有所差異，事實可能並非如此，他這麼說的目的或許是想要逗樂抑或糊弄我們這些孩子。當父親那粗厚的手指在支票簿上躊躇，或是在攤開的自助修理書面前重灌插頭時，他會顯得笨拙遲緩。但孩子們樂意自己的父母中有一位是遲鈍呆笨的：這樣成人的世界似乎便可親近一些了。父親經常帶我去一家他稱之為「了不起的溫」的店，去那兒買成套的飛機模型(回憶起那裡，似乎又多了些氣味：美洲輕木、各色塗料與金屬刀具的氣味)。在那個年月，地鐵的回程票上都有一排未裁切的齒孔，去程佔據票面的三分之一，回程佔三分之一——這種分割法的邏輯我實在弄不明白。那個時候，父親帶我坐地鐵，每次我們走近牛津廣場車站檢票處時，他總會停下腳步，疑惑地看著他大手掌中的一張張票子。這個時候，我會輕巧地從他手裡把票子拿過來，沿著齒孔撕開，將用作回程票的三分之一放回到他手裡，然後得意揚揚地將外面的殘餘部分遞給檢票員。當時我約莫九歲或是十歲，十分得意於自己靈巧的手指；然後隨著歲月的流逝，我開始疑心，這是否只是父親唬人的把戲。
母親極具組織才能。儘管父親一生都在負責城鎮的正常運轉，但是一關上前門，他就要服從於另一個人的管理章法。母親為他購置衣物，安排社交生活，監管我們的學業，預算家庭收支，決定假期去向。在外人面前，父親總是微笑著稱呼母親為「大管家」或「高管」。先生，您想要些肥料嗎？高階貨啊。漚得很好了。不信，你自己抓一把看看。「我要去問問大管家的意思。」我父親會說。每當我央求父親帶我去觀看飛行比賽或是板球比賽時，他又會說：「去問問高管吧，看她怎麼說。」母親總能輕易將三明治的硬殼部分去掉，而不浪費一丁點兒肉餡：手掌與刀刃之間配合默契。母親口味刁鑽，我認為那是家政屢屢挫敗所致，但她本人倒十分得意於自己的治家本領。有時，母親纏著父親讓他幹這幹那，父親會叫她別煩了，母親則會回答：「只有讓男人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時，他們才會用‘煩’這個詞。」大部分時候，他們醉心於園藝。他們一起建了個水果籠子：由橡皮圓球連線起來的杆子，一英畝見方的絲網，加固的籬笆，以防各種鳥類、松鼠、兔子、鼴鼠等。凹陷的啤酒陷阱捕獲過不少蛞蝓。通常，他們在下午茶之後會玩一會兒拼字遊戲；晚飯以後玩一會兒填字遊戲，然後再看電視新聞。多麼井然有序的生活啊。
六年前，我注意到父親的腦袋邊上有一個很大的瘀痕，就在太陽穴上面，緊挨著髮際線。瘀痕的外圍已經開始泛黃，但中間仍透著青色。
「爸，你怎麼啦？」那時我跟父親站在廚房裡。母親剛開了一瓶雪利酒，正用一塊紙巾裹住酒瓶的頸部，這樣做是為了防止父親倒酒時馬虎大意，把酒給灑了。我時常納悶，母親為什麼不自己倒酒，也好省了紙巾。
「老蠢貨摔了一跤。」母親恰如其分地將紙巾打了個結，她比任何人都知道，用力過猛，紙巾就會撕裂。
「爸，你還好吧？」
「好得很。問大管家就知道了。」
晚些時候，母親在廚房裡洗刷碗具，我們兩個則觀看電視上正在播放的下午場的斯諾克比賽，我說：「爸，你頭上的傷是怎麼回事？」
「摔了一跤。」他回答道，眼睛依舊盯著電視螢幕，「哈，就知道他要打進母球。這幫小子哪裡懂得斯諾克呀？就知道進球，是不是？沒有一點兒防守技術。」
喝完茶後，他們玩起了拼字遊戲。我說我就在一旁觀戰。母親一如既往地獲勝。但這次父親的遊戲方式變了，似乎在哀嘆命運給他發了一副爛牌，這讓我覺得父親有點聽天由命了。
我想我得跟你說說村裡的情況。事實上，它不啻是個十字路口而已。村子裡居住著一百多口人，各家各戶之間保持既親暱又不失分寸的距離。村裡的三角綠化帶被冒失的摩托車手撞得七零八落；一間村鎮大廳、一座不再用於參拜的教堂、一間混凝土建的公共汽車候車亭、一個鑲嵌著狹小投信口的郵箱。母親常說鄉村小店賣各類必需品，好讓村裡的人時常光顧，免於倒閉。至於我父母的小木屋，它寬大敞亮卻毫無特色：木質結構、混凝土地板、雙層玻璃窗：一派瑞士農舍風格——房產代理商就是這麼宣傳它的。換句話說，這其實就是一個傾斜的屋頂覆蓋在一間儲藏室上方，那裡放置著生鏽的高爾夫球棒以及丟棄了的電熱毯。對於為何在這裡居住，母親給出的唯一具有說服力的理由是：三公里以外有個專門銷售冷凍食品的市場。
距離村子相反方向三公里處是一個破舊的英國軍團俱樂部。父親通常會在週三的中午開車去那裡，用他的話說是「讓高管清淨一下」。一塊三明治、一品脫混合啤酒，遇上誰便與誰來上一局檯球比賽，然後在下午茶時間帶著滿身的香菸味回到家裡。他把他那件軍裝——棕色花呢夾克，肘部鑲皮，袖子是淺黃色的雙斜紋布——掛在貯藏室裡的衣架上。父親的週三行程得到了母親的首肯，甚至也許是母親拍板決定的。她認為，父親之所以喜歡桌球而不太喜歡斯諾克，是因為檯球桌上的球比較少，這樣他就不需要動太多的腦子。
我也曾問過父親，為什麼他喜歡桌球而不太喜歡斯諾克，他並沒有回答說桌球是紳士的遊戲，更微妙更優雅之類的話。他說：「桌球比賽不必結束。即使你一直輸，比賽也可以永遠進行下去。我不喜歡有結局。」
父親很少以這樣的口吻說話。通常他說話時總以微笑示人，但他話裡所帶的譏諷語氣常常讓他有失恭尊，也有失嚴肅。我們之間的談話方式由來已久：親密友善，卻很少直抒胸臆；相互溫暖，卻又疏離淡漠。英國式的，哦，是的，英國式的，典型的英國範兒。在我們家裡，我們從不相互擁抱、相互拍背，我們從不多愁善感。人生大事：我們通過郵購獲得了這些資格證書。
聽起來，好像我更偏愛父親一些。事實上，我無意將母親描述成一個精明嚴厲、缺乏幽默感的人。好吧，說到精明嚴厲，母親確實如此。在有些方面，也確實缺乏幽默感。母親極其重視她的體重：即使過了中年時期，她依然身量苗條。就像她經常說的，她無法欣然容忍愚人。父母親剛剛搬進村子時，遇到了羅伊斯一家。吉姆·羅伊斯是他們的家庭醫生，作風老派，喝酒抽菸毫無節制，一個勁兒地說抽菸喝酒的嗜好無傷大雅，對健康毫無害處，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死於心肌梗塞，死時年齡遠低於男性平均壽命。吉姆·羅伊斯的第一任妻子死於癌症，妻子死後當年他就再婚了。第二任妻子艾爾西·羅伊斯擅長交際，胸部豐滿，比吉姆年輕許多歲，常戴一副個性十足的眼鏡，而且，就像她說的「喜歡跳點兒舞」。母親經常稱她為「無憂無慮的羅伊斯」。村裡的人對艾爾西的生平基本有了如下的定論：她的前半生大都花在畢肖普的斯特拉特福德為她的父母操持家務，她經常說她以前做過吉姆·羅伊斯的前臺接待，吉姆是受了她的脅迫才與她結婚的。
「你知道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兒。」父親有幾次會為艾爾西辯駁幾句。
「我不知道事實是不是這樣，但你也不知道。可能是她毒死了第一任羅伊斯夫人，才把吉姆給勾到手的。」
「呃，我倒認為她是個熱心腸的女人，」面對母親銳利的眼神與沉默，父親繼續說道，「可能就是有點乏味。」
「乏味？就像觀看電視機測試圖。只是一直不停地朝你哇哇嚷嚷。而那頭髮是從一個瓶子裡來的。」
「是嗎？」父親顯然被這種說法嚇了一跳。
「哎，你們這些男人，你想過天然的髮色嗎？」
「我從沒這麼想過。」爸爸沉默了一會兒。與往常一樣，母親總能將父親拉入同一陣營，最後說道：「現在你已經……」
「已經什麼？」
「已經想過了。無憂無慮的羅伊斯的頭髮。」
「噢，不，我在想別的事兒呢。」
「你打算跟天下的人共享其利嗎？」
「我在想這字謎遊戲裡到底有多少個‘u’。」
「天哪，」母親回答道，「這裡只有‘a’和‘e’，傻瓜。」
父親對此笑而不答。你知道他們是怎麼相處的了吧？
有一次，我問父親他的車況如何。那時他已經七十八歲了，我在想他們還能讓他開多久。
「引擎轉得不錯。車身有點問題。底盤生鏽了。」
「那你怎麼樣啊，爸？」我嘗試著拐彎抹角地問他，可是沒有成功。
「引擎轉得不錯。車身有點問題。底盤生鏽了。」
現在，父親躺在床上，很多時候就裹在他那綠條紋睡衣裡，大部分時候穿著不太合身的衣褲——這套衣褲也許是某位已去世的人傳下來的。他像以往那樣對我眨眨眼，並且以「親愛的」稱呼別人。他說：「我的妻子，你知道。那些幸福的歲月啊。」
母親通常會務實地談及人生最後四件事，也就是現代生活的最後四件大事：立下遺囑，謀劃老年生活，面對死亡，不能相信來生。最後，父親在六十多歲時，在眾人的勸說下，立了一份遺囑。他從不談及死亡，至少我從未聽他談過。至於來生：在我們一家為數不多的進教堂的時刻(只有舉行婚禮、洗禮或是葬禮的時候)，父親會長時間雙膝跪地，將手指按在腦門上。這是祈禱嗎？抑或只是童年時保留的習慣？或許它顯示了恭敬，或者這背後原本有一個開放的心靈？母親對精神的神秘力量則遠沒有父親那樣模稜兩可。「廢話。」「一大堆天書。」「從來沒受他們影響過，你懂嗎，克里斯？」「是的，媽。」
我問我自己：在父親的長久緘默與俏皮眨眼背後，在向母親俯首稱臣背後，在這躲躲閃閃背後——或者，你也可以說彬彬有禮——在面對人生最後四件大事時，父親可曾有驚慌失措，可曾有對死亡的恐懼？或者這本來就是一個愚蠢的問題？有誰可免於死亡的恐懼？
吉姆·羅伊斯死後，艾爾西試圖與我父母保持熱絡。她時常邀請他們去喝茶，去喝雪利酒，觀賞她的花園，但這些一律被母親婉言謝絕了。
「我們是因為喜歡吉姆才忍受她的。」母親這麼說。
「哦，她也挺可愛的，」父親回答道，「她沒害人。」
「一袋子泥炭也沒害人啊。沒害人並不代表你非得跟她一起喝杯雪利酒。不管怎麼樣，她得到了她想要的。」
「吉姆的撫卹金。她現在可舒服了，不需要玩馬金茲來消磨時光了。」
「吉姆會喜歡我們與她繼續保持來往的。」
「吉姆才不會呢。你該看看她不停嚷嚷時吉姆的表情。你可以想象他的腦子都在開小差了。」
「我倒認為他們非常相愛。」
「你也就這麼點觀察力。」
這時，父親向我眨了眨眼。
「你在眨什麼呢？」
「我，眨眼？我怎麼會做這種事兒？」父親側了側腦袋，又向我眨了眨眼。
我要說的就是：父親的行為總是互相矛盾。但是這樣做有意義嗎？
那件事是這樣敗露的：起因於水仙花種子。鄰村一位朋友想給我們一點多餘的水仙花種子，母親就說可以讓父親在從軍團俱樂部回來的路上順帶把它們取了。於是她打電話去了俱樂部，想讓父親接電話。俱樂部秘書說他不在。母親在未得到她想要的答案時，總是將之歸咎於對方的愚蠢。
「他在俱樂部裡打桌球。」她說。
「沒有，他不在。」
「別犯傻了，」母親說道，我完全可以想象她當時說話的語氣，「他每個禮拜三下午都在那兒打桌球。」
「夫人，」母親接著聽到這樣說，「我在這個俱樂部幹了二十年的秘書，這期間從未有人在週三下午打過桌球。週一、週二、週五下午有。週三下午，絕對沒有。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作這番對話時，母親已經八十歲了，父親八十一歲。
「你過來，跟他講講理。他已經成老糊塗了。我要掐死那個婊子。」這個時候又是我，像以往一樣，是我出現，而不是我姐姐。不過這次不是立遺囑、請律師或者修房屋。
母親在危難時機精神高度緊張：外表焦慮，內心疲憊，兩者相互推波助瀾、火上澆油。「他不會聽你講理的。他聽不進任何東西。我要去修剪茶藨子了。」
父親看到我來了，迅速從椅子裡站了起來。我們像往常一樣握手致意。「很高興你來了，」他說，「你媽什麼道理都聽不進。」
「我可講不了太多道理，」我說，「別太指望我。」
「我什麼都不指望。就是很高興看到你來這兒。」父親臉上少有的直白的快樂讓我覺得驚異。他端坐在椅子裡的樣子也讓我詫異；通常他都會歪斜著身子，就像他常常歪斜著看人，歪斜著評價人。「我跟你媽要分開了。我打算住到艾爾西那裡去。我們要把傢俱跟銀行賬戶給分了。你媽可以住在這兒，她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過老實跟你說，這地方我可從來沒喜歡過。當然這兒一半是我的，所以假如她想搬，她就得找個別的小點兒的地方住。如果她會開車的話，也可以把那輛車要去。但我懷疑這個主意是否可行。」
「爸，這樣已經多久了？」
他看著我，沒有朝我眨眼，也沒有臉紅，只是輕輕地搖了搖頭：「恐怕這不關你的事。」
「當然跟我有關係囉，爸。我是你兒子。」
「那倒也是。你可能在想，我是不是打算重新立一份遺囑。我不打算這麼做。至少目前沒這打算。我現在就是想跟艾爾西住一塊兒去。我並不是要跟你媽離婚或是幹嗎。我只是要跟艾爾西住一起。」在父親念「艾爾西」這個名字的時候，我意識到我的任務——至少是母親給我的任務——是不會成功的。他念她名字理直氣壯，裡面沒有一星半點的遲疑與歉疚。「艾爾西」三個字聽來擲地有聲。
「沒了你，媽的日子要怎麼過啊？」
「她會管好她自己的。」父親這話聽上去並不尖刻，但乾脆利落，透著一股子萬事皆已搞定的勁兒，只要別人多想想，就定會認可，「她可以掌控她自己一人的生活。」
這麼多年以來，唯有一次，父親的舉動讓我大為驚駭：我透過窗戶看到父親從水果籠子裡抓出一隻烏鶇，在擰它的脖子。我能看出那個時候父親也在出汗。然後他把鳥的腿系在網上，讓它倒吊著不住搖晃，以嚇退其他覬覦水果的生物。
之後，我們談論了一些別的事兒。說是談論，倒不如說，是我在說，父親在聽。我就像一個揹著大運動包走到門前的孩子，包裡塞滿了抹布、麂皮、熨斗板的蓋布，誇誇其談，口若懸河，讓人們相信只要買了這些貨品，就能遠離罪惡的生活。最後，當我在他們面前關上門的時候，我知道他們有何感受。我極力誇讚我包裡的物品，父親頗有禮貌地聽著，卻沒打算要買。末了，我說：「爸，你還是會再仔細考慮的吧？再給點時間考慮吧？」
「如果還要再考慮，我就要死啦。」
自從我成年以後，我跟父親一直保持既親密又疏離的關係；有些話留著不說，但仍然友好，彼此平等。而如今我們之間彷彿出現了一道新的鴻溝。或者，也許並不新：父親又成了家長，在重申對這世界更廣博的知識。
「爸，我知道這不關我的事，但這是因為……生理需要嗎？」
父親那清澈的灰藍色眼睛看著我，沒有責備，有的只是篤定沉著。假如我們當中有一個人要羞紅臉的話，那個人一定是我。「這確實不關你的事兒，克里斯。但是既然你問了，我的答案是：是的。」
「那麼……」我無法繼續說下去。父親不是那種年屆中年、喝得醉醺醺、口角流涎的朋友；他已經是個八十一歲的老人了，卻在過了五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之後，為了一個六十來歲的女人離家出走。構思對他的提問都讓我害怕。
「但是……為什麼是現在？我是說，既然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這麼多年什麼？」
「這麼多年一直以為你在俱樂部裡打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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