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們都高興地看到愛米麗小姐多少有了一點寄託,因為婦女們都說:「格里爾生家的人絕對不會真的看中一個北方佬,一個拿日工資的人。」不過也有別人,一些年紀大的人說就是悲傷也不會叫一個真正高貴的婦女忘記「貴人舉止」,儘管口頭上不把它叫作「貴人舉止」。他們只是說:「可憐的愛米麗,她的親屬應該來到她的身邊。」她有親屬在亞拉巴馬;但多年以前,她的父親為了瘋婆子韋亞特老太太的產權問題跟他們鬧翻了,以後兩家就沒有來往。他們連喪禮也沒派人參加。

老人們一說到「可憐的愛米麗」,就交頭接耳開了。他們彼此說:「你當真認為是那麼回事嗎?」「當然是囉。還能是別的什麼事?……」而這句話他們是用手捂住嘴輕輕地說的;輕快的馬蹄嘚嘚駛去的時候,關上了遮擋星期日午後驕陽的百葉窗,還可聽出綢緞的窸窣聲:「可憐的愛米麗。」

她把頭抬得高高——甚至當我們深信她已經墮落了的時候也是如此,彷彿她比歷來都更要求人們承認她作為格里爾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嚴,彷彿她的尊嚴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觸來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響的性格。比如說,她那次買老鼠藥、砒霜的情況。那是在人們已開始說「可憐的愛米麗」之後一年多,她的兩個堂姐妹也正在那時來看望她。

「我要買點毒藥。」她跟藥劑師說。她當時已三十出頭,依然是個削肩細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雙黑眼冷酷高傲,臉上的肉在兩邊的太陽穴和眼窩處繃得很緊,那副面部表情是你想象中的燈塔守望人所應有的。「我要買點毒藥。」她說道。

「知道了,愛米麗小姐。要買哪一種?是毒老鼠之類的嗎?那麼我介……」

「我要你們店裡最有效的毒藥,種類我不管。」

藥劑師一口說出好幾種。「它們什麼都毒得死,哪怕是大象。可是你要的是……」

「砒霜,」愛米麗小姐說,「砒霜靈不靈?」

「是……砒霜?知道了,小姐。可是你要的是……」「我要的是砒霜。」

藥劑師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緊了的旗子。「噢噢,當然有,」藥劑師說,「如果你要的是這種毒藥。不過,法律規定你得說明做什麼用途。」

愛米麗小姐只是瞪著他,頭向後仰了仰,以便雙眼好正視他的雙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開了,走進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貨員把那包藥送出來給她;藥劑師卻沒有再露面。她回家開啟藥包,盒子上骷髏骨標記下注明:「毒鼠用藥。」

於是,第二天我們大家都說:「她要自殺了。」我們也都說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我們第一次看到她和荷默·伯隆在一塊兒時,我們都說:「她要嫁給他了。」後來又說:「她還得說服他呢。」因為荷默自己說他喜歡和男人來往,大家知道他和年輕人在麋鹿俱樂部一道喝酒,他本人說過,他是無意於成家的人。以後每逢禮拜天下午他們乘著漂亮的輕便馬車馳過:愛米麗小姐昂著頭,荷默歪戴著帽子,嘴裡叼著雪茄煙,戴著黃手套的手握著馬韁和馬鞭。我們在百葉窗後面都不禁要說一聲:「可憐的愛米麗。」

後來有些婦女開始說,這是全鎮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壞榜樣。男子漢不想幹涉,但婦女們終於迫使浸禮會牧師——愛米麗小姐一家人都是屬於聖公會的——去拜訪她。訪問經過他從未透露,但他再也不願去第二趟了。下個禮拜天他們又駕著馬車出現在街上,於是第二天牧師夫人就寫信告知愛米麗住在亞拉巴馬的親屬。

原來她家裡還有近親,於是我們坐等事態的發展。起先沒有動靜,隨後我們得到確訊,他們即將結婚。我們還聽說愛米麗小姐去過首飾店,訂購了一套銀質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刻著「荷·伯」。兩天之後人家又告訴我們她買了全套男人服裝,包括睡衣在內,因此我們說:「他們已經結婚了。」我們著實高興。我們高興的是兩位堂姐妹比起愛米麗小姐來,更有格里爾生家族的風度。

因此當荷默·伯隆離開本城——街道鋪路工程已經竣工好一陣子了——時,我們一點也不感到驚異。我們倒因為缺少一番送行告別的熱鬧,不無失望之感。不過我們都相信他此去是為了迎接愛米麗小姐作一番準備,或者是讓她有個機會打發走兩個堂姐妹(這時已經形成了一個秘密小集團,我們都站在愛米麗小姐一邊,幫她踢開這一對堂姐妹)。一點也不差,一星期後她們就走了。而且,正如我們一直所期待的那樣,荷默·伯隆又回到鎮上來了。一位鄰居親眼看見那個黑人在一天黃昏時分開啟廚房門讓他進去了。

這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看到荷默·伯隆。至於愛米麗小姐呢,我們則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到過她。黑人拿著購貨籃進進出出,可是前門卻總是關著。偶爾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在視窗晃過,就像人們在撒石灰那天夜晚曾經見到過的那樣,但卻有整整六個月的時間,她沒有出現在大街上。我們明白這也並非出乎意料;她父親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這種性格彷彿太惡毒,太狂暴,還不肯消失似的。

等到我們再見到愛米麗小姐時,她已經發胖了,頭髮也已灰白了。以後數年中,頭髮越變越灰,變得像胡椒鹽似的鐵灰色,顏色就不再變了。直到她七十四歲去世之日為止,還是保持著那旺盛的鐵灰色,像是一個活躍的男子的頭髮。

打那時起,她的前門就一直關閉著,除了她四十左右的那段約有六七年的時間之外。在那段時期,她開授瓷器彩繪課。在樓下的一間房裡,她臨時佈置了一個畫室,沙多里斯上校的同時代人全都把女兒、孫女兒送到她那裡學畫,那樣的按時按刻,那樣的認真精神,簡直同禮拜天把她們送到教堂去,還給她們二角五分錢的硬幣準備放在捐獻盆子裡的情況一模一樣。這時,她的捐稅已經被豁免了。

後來,新的一代成了全鎮的骨幹和精神,學畫的學生們也長大成人,漸次離開了,她們沒有讓她們自己的女孩子帶著顏色盒、令人生厭的畫筆和從婦女雜誌上剪下來的畫片到愛米麗小姐那裡去學畫。最後一個學生離開後,前門關上了,而且永遠關上了。全鎮實行免費郵遞制度之後,只有愛米麗小姐一個人拒絕在她門口釘上金屬門牌號,附設一個郵件箱。她怎麼也不理睬他們。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們眼看著那黑人的頭髮變白了,背也駝了,還照舊提著購貨籃進進出出。每年十二月我們都寄給她一張納稅通知單,但一星期後又由郵局退還了,無人收信。不時我們在樓底下的一個視窗——她顯然是把樓上封閉起來了——見到她的身影,像神龕中的一個偶像的雕塑軀幹,我們說不上她是不是在看著我們。她就這樣度過了一代又一代——高貴、寧靜,無法逃避,無法接近,怪僻乖張。

她就這樣與世長辭了。在一棟塵埃遍地、鬼影憧憧的屋子裡得了病,侍候她的只有一個老態龍鍾的黑人。我們甚至連她病了也不知道;也早已不想從黑人那裡去打聽什麼訊息。他跟誰也不說話,恐怕對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於長久不用變得嘶啞了。

她死在樓下一間屋子裡,笨重的胡桃木床上還掛著床帷,她那長滿鐵灰頭髮的頭枕著的枕頭由於用了多年而又不見陽光,已經黃得發黴了。

黑人在前門口迎接第一批婦女,把她們請進來,她們話音低沉,發出噝噝聲響,以好奇的目光迅速掃視著一切。黑人隨即不見了,他穿過屋子,走出後門,從此就不見蹤影了。

兩位堂姐妹也隨即趕到,他們第二天就舉行了喪禮,全鎮的人都跑來看看覆蓋著鮮花的愛米麗小姐的屍體。停屍架上方懸掛著她父親的炭筆畫像,一臉深刻沉思的表情,婦女們唧唧喳喳地談論著死亡,而老年男子呢——有些人還穿上了刷得很乾淨的南方同盟軍制服——則在走廊上、草坪上紛紛談論著愛米麗小姐的一生,彷彿她是他們的同時代人,而且還相信和她跳過舞,甚至向她求過愛,他們把按數學級數向前推進的時間給攪混了。這是老年人常有的情形。在他們看來,過去的歲月不是一條越來越窄的路,而是一片廣袤的連冬天也對它無所影響的大草地,只是近十年來才像窄小的瓶口一樣,把他們同過去隔斷了。

我們已經知道,樓上那塊地方有一個房間,四十年來從沒有人見到過,要進去得把門撬開。他們等到愛米麗小姐安葬之後,才設法去開門。

門猛地被開啟,震得屋裡灰塵瀰漫。這間佈置得像新房的屋子,彷彿到處都籠罩著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陰慘慘的氛圍:敗了色的玫瑰色窗簾,玫瑰色的燈罩,梳妝檯,一排精細的水晶製品和白銀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銀已毫無光澤,連刻制的姓名字母圖案都已無法辨認了。雜物中有硬領襯衫和領帶,彷彿剛從身上取下來似的,把它們拿起來時,在臺面上堆積的塵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著一套衣服,摺疊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兩隻寂寞無聲的鞋和一雙扔了不要的襪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們在那裡立了好久,俯視著那沒有肉的臉上令人莫測的齜牙咧嘴的樣子。那屍體躺在那裡,顯出一度是擁抱的姿勢,但那比愛情更能持久,那戰勝了愛情的熬煎的永恆的長眠已經使他馴服了。他所遺留下來的肉體已在破爛的睡衣下腐爛,跟他躺著的木床黏在一起,難分難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勻地覆蓋著一層長年累月積下來的灰塵。

後來我們才注意到旁邊那隻枕頭上有人頭壓過的痕跡。我們當中有一個人從那上面拿起了什麼東西,大家湊近一看——這時一股淡淡的乾燥發臭的氣味鑽進了鼻孔——原來是一綹長長的鐵灰色頭髮。

(楊豈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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