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哪兒去啦，亨利？」我問。他通常都是第一個吃早餐的。有時我還沒下樓他就已經離開了家，可是今早他一直沒碰過餐盤。我聽到前門輕輕地關上，隨後他進來了。
「哦，沿路走了走，」他含糊其詞地說。
「走了一晚上？」我問。
「那當然不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對我說了實話，「克朗普頓神父今天給薩拉做了彌撒。」
「他還在做這事？」
「一個月一次。我覺得去看看比較禮貌。」
「我想他不會知道你在那兒。」
「儀式結束後，我去找了他，向他表示感謝。事實上，我還請了他過來吃飯。」
「那麼我就出去。」
「我希望你別走，本德里克斯。畢竟，他還是以自己的方式做過薩拉的朋友。」
「你該不會是也在變成信徒吧，亨利？」
「當然不是，不過他們同我們一樣有權利持有自己的看法。」
於是他便過來吃飯了。使薩拉同我分開的，就是這個醜陋、粗笨、長著一隻托克馬達式的難看鼻子的人。支援薩拉信守那則本來一週內就該忘掉的荒唐誓言的人就是他。薩拉走進去躲雨，結果得了「要命的重感冒」的那座教堂就是他的教堂。想到這些，我連保持最起碼的禮貌都很難做到，招待客人的擔子全都落到了亨利一個人身上。克朗普頓神父不習慣於在外面吃飯，他給我的印象是：外出吃飯是一項他覺得自己難以專心致志去履行的職責。他的寒暄話說得極少，他的應答就像大樹倒在路上時發出的聲音那樣短促。
「我想你管的這片地方窮人不少吧？」亨利很受累地邊吃乳酪邊問道。他已經嘗試過很多話題——書籍對人的影響、電影、法國之遊、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等等。
「問題不是這個。」克朗普頓神父答道。
亨利賣力地使談話進行下去。「那麼是傷風敗俗的事情？」他用我們說這個詞時無法避免的那種略帶虛偽的腔調問道。
「這從來都不是個問題。」克朗普頓神父答道。
「我想或許——公共草坪上——晚上會看到……」
「這樣的事情任何一個空曠的地方都會發生，好歹現在是冬天。」此話題便就此打住了。
「再來點乳酪吧，神父？」
「不了，謝謝。」
「我想，在我們這樣的地區，募捐的工作很費事吧？——我是指為慈善事業。」
「人們捐獻他們能捐的東西。」
「給你的咖啡里加點白蘭地？」
「不了，謝謝。」
「你不介意我們……」
「當然不。我喝了睡不著覺，不為別的原因。我早上六點鐘就得起床。」
「那到底是為什麼？」
「禱告，習慣了。」
亨利說：「我恐怕沒能做過多少禱告，從小時候起就沒有。我曾經為自己能進入校橄欖球隊的第二預備隊禱告過。」
「你進了嗎？」
「我進了第三預備隊。我那樣的禱告恐怕不太頂事吧，神父？」
「無論怎樣的禱告都比完全沒有要好。不管怎麼說，它是對天主權威的一種承認，我想它是一種崇拜。」從開始吃飯到現在，我還沒聽他講過這麼多話。
「我會覺得，」我說，「這更像是用手碰木頭，或者走路時避免碰到人行道的邊沿。不管怎麼說，人在那個年齡是這樣的。」
「哦，這個嗎，」他說，「來點迷信我並不反對，它讓人想到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切。」他雙眉緊蹙，目光順著鼻樑向下盯著我說，「這可以是智慧的開始。」
「你的教會肯定是喜歡大搞迷信的——聖亞努阿里烏斯、流血的雕像、聖母幽靈等等。」
「我們努力整理這些東西。相信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不是更合情合理一點嗎？比起……」
門鈴響了起來。亨利說：「我讓保姆睡覺去了。對不起，神父，失陪一下。」
「我去吧。」我說。能躲開神父在場造成的那種壓抑氣氛我感到很高興。他早已把應對問題的答案背得滾瓜爛熟，不是專幹他這行的人別指望能抓到他的把柄。他就像個變戲法的，因為技術過於純熟，結果反而弄得大家覺得厭倦。我開啟前門，看到門口站著一個肥胖的女人，她身穿黑色衣服，手裡拿著一隻包裹。剛開始我以為她是我們的清潔工，直到她問我「您是本德里克斯先生嗎？」的時候，我才知道她不是。
「我是。」
「我得把這個交給您。」她邊說邊把包裹快速塞到我手裡，就好像裡面有什麼爆炸物似的。
「是誰送的？」
「帕基斯先生。」我把包裹翻過來，困惑地打量著它。我甚至想到：帕基斯可能把某件證據材料忘在什麼地方了，現在太晚了才把它交給我。我想忘掉帕基斯先生。
「您能給我打張收條嗎，先生？他要我把包裹親自送到您手上。」
「我沒鉛筆——也沒紙。我不想費這個事。」
「帕基斯先生對於檔案記錄的態度您是知道的，先生。我包裡有鉛筆。」
我在一箇舊信封的反面給她寫了收條。她把收條仔細收好後，便急匆匆地向大門口走去，一副想盡快走得越遠越好的樣子。我站在門廳裡，手裡掂量著送來的那件東西。亨利從餐室裡喊道：「什麼事，本德里克斯？」
「帕基斯送來一包裹東西。」我的話聽起來像是繞口令。
「我想他是還書來了。」
「這個時辰來還書？再說上面寫的收件人是我。」
「嗯，那麼是什麼？」我不想開啟包裹。亨利和我兩人不是都正經歷著一個痛苦的忘卻過程嗎？我覺得自己好像已經為登門去找薩維奇先生的偵探事務所的事兒遭夠了報應。我聽到克朗普頓神父的聲音說：「我該走了，邁爾斯先生。」
「時間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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